【名家专栏】澳洲应吸取阿根廷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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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2月01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ohn McRobert 撰文/原泉编译)摩根大通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的商业领袖们“对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而近一半的人预计2023年将出现经济衰退。报告还指出,能源价格“继续给澳大利亚企业带来压力”。

同样,澳洲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在2022年11月表示,“全球经济大幅放缓的前景加剧……受到持续通胀高企、政策利率上升、欧洲能源危机以及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各种不利因素的推动。”

这些令人五味杂陈的预测让人想起了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以伦敦和巴黎为背景)。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场白是对澳大利亚经济前景的最好描述: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充满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人们正迈向天堂,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

狄更斯的故事也及时地提醒我们,在经济问题上,澳大利亚可以从他国(例如阿根廷)的类似历史发展中学到很多东西。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耕地、牧场面积相当。1900年,两个国家的人口都在400万左右。从那时起,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了约2,100万,阿根廷人口增长了4,100万。

20世纪初,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阿根廷(Argentina )这一名称来源于拉丁语中的“白银”(Argentum),源自拉普拉塔河(西班牙文:Rí o de la Plata,意为白银之河)的名称。在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的河口湾是一个宏伟的天然港口,是三条主要河流的入海口,流域内矿产丰富、农牧业发达。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拉普拉塔河南岸,全国出口货物的38%、进口货物的59%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装卸。(Luis Robayo/AFP via Getty Images)

开放对欧洲的贸易

燃煤工业革命后,欧洲的人口激增。在1750年之前的四个世纪里,瘟疫和饥荒经常侵袭英国,在此期间,每个世纪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3%。

从1750年到1850年,人口增长了300%,这不是因为出生率的提高,而是由于寿命的延长。但受关税保护的当地产的谷物的价格,使面包的价格超过了平均家庭的预算,穷人不得不以土豆作为主食。到1840年,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生产和分配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19世纪40年代,有650名议员的英国议会通过了保护贸易的法律,食品价格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而,用(英国历史作家)埃德加‧桑德森(Edgar Sanderson)的话来说,1840年,“饥荒盛行,到处都是憔悴的男人、干瘪的女人和瘦弱的孩子。”

1845年,爱尔兰的土豆被晚疫病摧毁引爆饥荒,情况变得令人绝望。

为了应对这些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一群人积极地致力于推广自由贸易的思想,即取消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同时大幅度降低贸易税,他们还成立了反玉米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

(译者注:谷物法(Corn Laws),或称《玉米法案》,是一道于1815年至1846年强制实施的进口关税,藉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的谷物的竞争。)

该联盟说服政府放弃对主食的价格控制,接受自由贸易,这包括取消对1,200种商品中的大部分征收“保护性”税,改革《航海条例》,为外国船只和英国商船之间的竞争提供条件。要注意的是,在英式英语里,“玉米”(corn)当时泛指小麦、燕麦、大麦和黑麦。

从丰富到匮乏

在世纪之交,也就是20世纪初,阿根廷向欧洲供应肉类和谷物。阿根廷吸引欧洲移民的数量仅次于美国,繁荣的经济使阿根廷在1908年成为世界上第七富有的国家。

英国斯威夫特公司(Swifts)在拉普拉特河边建造了一个屠宰场,服务于蓬勃发展的对欧贸易。随着1876年船舶制冷技术的发明和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澳大利亚可以与之竞争,斯威夫特于1913年在布里斯班河的坎农山(Cannon Hill )建造了一个相同的屠宰场。

阿根廷也就在20世纪初繁荣了几十年,后来由于实行社会主义税收计划,经济一团糟,如今,不得不进口肉类和谷物。

2020年10月17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示威者挥舞着印有阿根廷已故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和他的妻子伊娃‧杜阿尔特(Eva Duarte )照片的旗帜。(Alejandro Pagni/AFP via Getty Images)

历史数据专家阿伦‧奥尼尔(Aaron O’Neill)认为,“1946年胡安‧庇隆(Juan Peró n)的当选被证明是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的“孤立主义政策和激进的支出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关于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已经有很多学术文章,但可以肯定的是,庇隆式的独裁政策的最终结果是,大政府与大工会、大公司勾结,践踏了民众的基本需求。

澳大利亚是否会步阿根廷的后尘

澳大利亚现在也在实施类似的政策,徒劳地试图满足一些国家根据不可靠的科学建议制定的不现实排放目标。

针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控必须在法庭上得到检验,在进一步沿着阿根廷的不归路前进之前,为绿色世界的繁荣未来消除疑虑。

然而,澳大利亚学校所教授的是一段修正主义的历史,粉饰真实的过去,以净化和普及不利于经济进步和人类福祉的政治目标。

斯威夫特家族位于布里斯班河畔的坎农山屠宰场是当今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个隐喻。

当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被指派调查并确保这座宏伟建筑的结构稳定性时,他发现建筑内部腐烂不堪,里面布满了铁锈、老鼠和蟑螂。

当然,现在是清理澳大利亚的时候了,首先要从根本上改革陈旧的、起破坏作用的、打击积极性的税收制度。不受控制的支出政策、大政府与大工会和大企业互相勾结的密切合作项目,对澳大利亚没有好处。

作者简介:

约翰‧麦克罗伯特(John McRobert)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在大型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和维护,以及极端自然条件对人造结构的研究方面拥有超过60年的经验。1987年,他创办了版权出版公司(CopyRight),以促进知情的公开辩论,出版了200多本书籍,包括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关于地球重大地震事件的开创性著作。

原文:A Tale of Two Countries: Lessons Australia Should Learn From Argentin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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