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报告:国安法损港法治 外商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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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3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黄芸芸、林一山、理尔香港综合报导)3月7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表了一份题为“破碎的基础:评估香港商业环境的风险”(Fractured foundations: Assessing risks to Hong Kong’s business environment)的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批评《国安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令外资在香港的营商风险增加,建议企业权衡商机与风险和制定应急计划。

该报告指出,过去三年香港最根本的变化是,建立在《基本法》和英国普通法基础上的法律体系,转向受《国安法》强化的政治规范管辖的体系。新法律建立了与香港传统机构平行的权力体系,同时允许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对这些司法管辖区进行干预,并可能与《基本法》的规定相冲突。

此外,自《国安法》和COVID-19病毒限制措施实施以来,人口外流在香港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自2019年夏季以来,香港人口减少了2.9%。英国政府在2021年为持有英国海外国民(BNO)护照的香港人提供了五年入籍途径。据英国内政部2023年2月1日公布,已有逾14.4万名港人移居英国。

香港近年净迁移数据反映人口严重流失。(大纪元制图)

香港商业环境面临五大风险

该报告分析了《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商业经营环境面临的风险。

首先,香港体制结构的变化,给香港独立货币港元及其通过联系汇率制度挂钩美元的未来带来新的风险。目前,香港金管局仍维持公开强调该制度保持不变。但该智库指出,港元稳定的风险不是来自香港,而是来自市场对北京意图的不确定性。

如果北京方面在某个时候就港元的未来发表公众意见,相对于金管局的声明,这些言论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可能更大。香港的地位对北京的好处是,香港允许资本流入和流出中国大陆,其法律和制度体系对外国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更具吸引力和更易理解。但如果这些外流加速,也可能危及中国本身的金融稳定。

港元与美元挂钩的最有可能替代方案不是货币自由浮动,允许市场定价,而是将港元与人民币重新挂钩。这意味着香港将导入中国的货币政策。港元实质上将转变为离岸人民币。如果北京和香港的利率出现明显差异,资金将迅速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地区。这种变化将使北京需要在北京与香港之间,或香港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实施更严格的资本管制。

智库认为,香港需要自由开放的资本流动,以维持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生存。但香港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任何变化都会引发新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评估北京偏好改变的可能性,这仍是任何在香港经营的公司或金融机构都必须谨慎考虑和管理的重大新风险。

外资以香港作亚太区总部的公司数目。(大纪元制图)

风险二,报告提出,总部位于香港的金融机构,正面临中美双方制裁活动相关的新合规风险。有理由担心双方未来可能会加强使用与制裁相关的控制措施,并可能寻求阻止在香港执行相互冲突的指令。全球金融机构可能会被要求更加努力地平衡业务和合规风险,而与其决策相关的政治风险不断上升。此外,《国安法》规定,任何人“从事向外国请示、串通、接受指示等活动”,即属违法。因此,外国金融机构可能因为仅通过遵守美国的制裁政策,在香港招致法律风险。

风险三,《国安法》对香港法律和制度框架的改变,给法治的持续运作和香港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新的权力体系,使得香港法院在与商业和金融交易相关的几项事务中的管辖权不明确。虽然《国安法》明确处理刑事案件,但仍不清楚如何将其适用于未来与商业和金融机构相关的民事案件。在此类民事诉讼中,香港法院管辖权的终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权力的起点的界限是由北京的政治规范决定的,而不是由香港决定的法律限制。

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自2019年抗议活动和国家安全法通过以来,公众对香港法律体系质量及其独立性和公平性的看法直线下降。

主权移交后公众对香港法律制度质量的看法。(大纪元制图)

风险四,香港的新闻自由、思想和资讯自由交流等风险上升。商业和金融依赖于可靠和可信的讯息。在《国安法》之前,按照全球标准,香港的媒体环境非常宽松。彭博社最近报导称,出于对《国安法》含糊不清的界限的担忧,金融分析师的自我审查水平很高,即使是公司内部的报告也是如此。香港的分析师现在担心类似的待遇,这减少了金融信息的流动。

香港媒体环境已经收紧,未来商业或金融市场透明度所必需的报导将由更少的媒体和记者进行。除了新闻业,现代经济和金融体系运行所需的,更广泛讯息流的透明度和可访问性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包括经济数据和公司财务业绩的基本报告。

外藉律师于香港工作人数:2016-2022年。(大纪元制图)

风险五,香港的数据安全是《国安法》通过后新的不确定因素。使用新的合法权力来源获取数据和控制公司讯息,给管理内部和客户数据的企业带来了新的风险。除了对客户和消费者维护私隐的潜在责任外,还为在香港经营的国际企业带来了关于企业数据和知识产权的新担忧。

如何因应香港法制结构变化

该智库指出,香港环境进一步变化的障碍将是政治因素,商界和金融界的集体游说和公共关系可以影响香港和北京的政治算盘。商界应尽可能利用机会,直接传达香港地位不确定性的后果。此外,关注中美对香港的政治动态和期望,有助于了解合规和商业相关风险何时可能加剧,以及关注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和结果、香港的外国人口和参与以及法律体系内的结果的关键数据。

此外,该报告强调独立媒体对香港未来的重要性。在游说和反对根据《国安法》对香港法制结构进行改革过程中,独立媒体机构的命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强调“假新闻”法或对媒体机构的进一步打击,会危及商业和金融交易所必需的讯息流动,并会给公司适当应对诽谤和虚假资讯造成新的困难。

报告最后说,香港商界的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记者和新闻机构来监督当地的商业、金融和政治活动。反过来,报导香港事务的本地和国际记者人数的减少,将反映香港作为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国际重要性正在下降。香港的经济复苏,与资讯、出版、言论自由的萎缩,显然是矛盾的。

评论:导致更多外资撤离香港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博士3月8日在接受大纪元访问时分析,报告把早已经知道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陈述清楚,例如香港法治基础变质,肯定会导致更多外资企业离开香港。他指出在报告发表前,很多外资企业已经撤离香港,例如有金融机构搬到英国和新加坡;西方国家的资本、外资企业和供应链都开始大规模撤离中国大陆,如制造业离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为中共越来越对私营企业带有敌视态度。

虽然《国安法》已经生效了一段日子,但他认为有一些外资仍对中共抱有幻想,而这份报告会鼓励那些企业撤离。

责任编辑: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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