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过去:荷兰艺术家重现古罗马

艺术穿越时空展示生活本来的面目
文/Yvonne Marcotte 嘉莲 译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花市》(The Flower Market,又称“庞贝的罗马花市”/ A Roman Flower Market in Pompeii),1868年作,面板油画,42 × 58 cm,英国曼彻斯特美术馆藏。(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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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工业化像一台推土机犁进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除了积极的影响,如一些人增加了收入、新的消费性产品增加以及富人享有了自动化服务之外,也带来一些弊病。

工业革命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许多人从乡村搬到了过度拥挤的城市。查尔斯‧狄更斯等作家都描写过这种弊端。为了谋生和养家糊口,曾经务农或经营店铺的百姓不得不进入工厂工作,接受这场巨变。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版的“新常态”。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雕塑馆》(The Sculpture Gallery),1874年作,布面油画,220 × 178 cm,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胡德艺术博物馆藏。(公有领域)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许多人渴望回归简单的生活方式。荷兰画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1836—1912年)想像中的古代文化正是这样。1870年前后,他来到了英国,精心研究千年前生活的细节和场景,娴熟地展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日常生活,让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可以感同身受。

罗马人的生活

这位艺术家明白,人们需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而他也意识到,拥有幸福的生活还需要更多东西。他描绘自由自在享受着日常生活乐趣的人群,也刻画人们进行社交和文化互动的场景;他的画中还有文艺创作者,如画家、雕塑家和诗人,及其支持者和欣赏者。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书写急件的罗马文士》(A Roman Scribe Writing Dispatches),板上油画,55.9 x 39.4 cm,私人收藏。(公有领域)

他的画作聚焦的不是照护印刷机的工人,而是“书写急件的古罗马文士”(A Roman Scribe Writing Dispatches),由此彰显了写作技巧的重要性。写作者对社会很重要,即便是那些只能抄写或按照要求写东西的人。文士(译注1)是思想和语言之间的桥梁,也是雇用文士者和文士书写内容的读者间的沟通渠道。

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工人会劳作多时,然后回拥挤的宿舍睡觉,隔天又重复同样的劳动。而《谈话》(The Discourse)一画则描绘了另一番场景,展示了罗马人如何度过一天的时间:在舒适的室内环境中,两个男子讨论著当天的一些重要话题。他们身体前倾,全神贯注看着对方,正在积极思考以解决某个问题。他们看起来健康、安适,而且衣着整饬。他们的时间属于自己。正在进行的思想交流,使得场景充满活力和生机。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谈话》(The Discourse,又称“闲谈”/A Chat),1865年作,面板油画,41 x 25 cm,私人收藏。(公有领域)

阿尔玛-塔德玛的画作《雕塑家》展示了一位雕塑家在雕凿一座纪念像。通过双手,他能够创造出比自身更为伟大的艺术作品。雕塑家的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而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那样,连续几个时辰进行同样的劳动。他挥动工具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在雕塑上留下他的印记。工厂工人无法体验到在一天的许多成品中加入一件作品的满足感,但这幅画显示了雕塑家和助手们在一起工作,打造可供他们和公众观赏的东西。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古罗马雕塑家》(Sculptors in Ancient Rome),铜板油画,1877年作,私人收藏。(公有领域)

19世纪改变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工厂老板希望雇用妇女,认为她们灵巧又耐劳。阿尔玛-塔德玛却表现妇女在社会中得到尊崇的场景。《登船》(Boating,又称The Embarkation)展现一位男子准备协助女主人上船去兜风。他把船划到码头边,等待她步下台阶。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可以从画中看到一种文化——尊重和保护女性,而不是从她们身上获利。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登船》(Boating,又称The Embarkation),1868年作,布面油画,82.5 x 56.3 cm,荷兰海牙梅斯达赫美术馆藏(The Mesdag Collection)。(公有领域)

《花市》(The Flower Market,见顶图)刻画了一位开门营业的店主。这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卖花女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就像萧伯纳笔下的伊丽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一样,催促着路人购买她篮中的花束。店主闲适地看着临门的顾客欣赏他品类丰富的植物。阳光照耀在空旷之地,这个罗马社区的环境洁净、光明又温馨,与卖花姑娘贩卖小花的沉闷的英伦城市大相径庭。

“大理石艺术高手

阿尔玛-塔德玛在画作中,让罗马人置身于阳光明媚的大理石与岩石建筑。他早年跟随(比利时)安特卫普王家学院(Royal Academy of Antwerp)的前任导师路易‧扬‧德塔耶(Louis Jan de Taeye)当学徒,后者训练他在坚硬的材质上准确描绘历史场景。之后,他又追随拜伦‧让‧奥古斯特‧亨德里克‧里斯(Baron Jan August Hendrik Leys)创作,这位备受赞誉的比利时画家鼓励他掌握描绘大理石和花岗岩的技法。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盖乌斯‧马奇乌斯宅邸内景》(Interior of Caius Martius House),1907年作,纸上水彩加铅笔和珍珠本体色,36 x 51 cm,私人收藏。(公有领域)

因阿尔玛-塔德玛精通描绘大理石,《笨拙》(Punch)杂志称他是“大理石艺术高手”(marbellous artist,译注3)。《盖乌斯‧马奇乌斯宅邸内景》(Interior of Caius Martius House,译注2)一画,让人们对大理石的样貌及其在罗马房舍中的运用获得很好的了解。画家以精确的笔触,呈现出这种住宅贴面坚硬又光滑的特质。

20世纪初的电影制作人也注意到这一点。导演和布景设计师们在为《宾虚》(Ben-Hur,1925)、《埃及艳后》(Cleopatra,1934)以及塞西尔‧B‧德米尔(Cecil B. DeMille)翻拍的史诗钜作《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56)搭建布景时,依据了阿尔玛-塔德玛的画作。两部当代大片也能看到其精确建筑画风的影响,即《角斗士》(Gladiator,2000)和《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橱》(The Chronicles of Narnia,2005,见于凯尔帕拉瓦宫的场景设计)。

阿尔玛-塔德玛画中的罗马社会并不依赖工厂的财富,更不依赖电脑或智能手机。他笔下的古罗马人享受着美好的人生,他们的家园是很棒的居住地。美国田纳西州沃辛顿画廊(Worthington Galleries)在其网站上写道,阿尔玛-塔德玛“想像出了一个富丽堂皇、阳光灿烂、温柔多情的罗马”。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喜欢阿尔玛-塔德玛为他们展现一个没有贫穷与匮乏的时代。他的画作大受欢迎,使他成了富翁。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自画像》(Self-Portrait of Lawrence Alma-Tadema, RA),1896年作,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藏。(公有领域)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用他的画笔轻轻一扫,清除了工业革命的烟雾与尘垢,向维多利亚时代和今天的人们显示了古罗马“旧常态”下的生活本可以是什么样子。

译注:
【译注1】文士(Scribe)在《旧约》早期是受雇来抄写资料的人,后成为学者阶层,负责抄写犹太律法并向百姓宣讲。
【译注2】盖乌斯‧马奇乌斯,罗马帝国将领、元老院领导人,也是莎翁戏剧《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又译“大将军寇流兰”)的主人公。
【译注3】marbellous为新造词,结合了marble(大理石)与marvellous(精妙)。

原文:Painting the Past: Dutch Artist Brings Ancient Rome to Lif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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