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6月05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Carl M. Cannon、Susan Crabtree撰文／唐云舒编译）2016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宗教中国化”的概念，一方面迎合了中国社会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一种本能倾向，另一方面也在不经意间反映出中共自1949年掌控中国政权以来、产生的一个无法消除的长期悖论。
中国人本能地认为，其现有的主要宗教信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从印度和西藏传来的；伊斯兰教是随着贸易往来和人口迁移、通过陆路从中东传来的；而亚伯拉罕诸教中的另一教派——基督教，则是从欧洲和美洲漂洋过海而来的。在中共领导人和许多汉族民众看来，这些信仰是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外国势力”。
自相矛盾的地方则在于，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是通过（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强加给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颠覆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信仰，而且在演变成毛泽东思想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国教，毛泽东则成了“救世主”。
这并非偶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毛泽东在1958年的一次党代会上说，“真理在他们手里。”1970年，这位所谓的“伟大舵手”对处处为他辩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说，个人崇拜是“克服3,000年来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所必须采取的策略。
但是，在毛泽东带领其部队走上最终助其掌握政权的“长征”时，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信仰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宗教，而是基督教。该教是在受过西方教育并于20世纪初协助推翻大清王朝的现代主义者的推动下，在中国兴起的。
不过，多数中国民众并不欢迎这一新事物。当时在汉人中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
因此，这就成了习近平呼吁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依据。这是他迎合民族感情之举，当然是出于私利。2021年12月，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说，“要完善领导班子成员的民主监督制度，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建设。”
在奥威尔式的“民主”说词掩盖下，习近平的声明揭示了其（宗教“中国化”的）真实动机：即对民众进行更严格的控制。“监督”本来是一个温和的词，但习近平所指的“监督”，实际上是对天主教会的严格控制，对新教徒的进一步压制，继续严厉对待西藏佛教徒，以及残酷镇压维吾尔穆斯林和法轮功学员。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谴责基督教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列强”派来“毒害中国人民思想”的。1949年，毛在与一位苏联官员会面时加大了攻击力度，暗示传教士活动是中国的“污点”，将受到“扫荡”和“清洗”。他并把美国人在华传教和开展慈善事业的行动称为“精神侵略活动”。五年后，毛泽东在会见达赖喇嘛时对他耳语，说宗教是“毒药”，并拿西藏和蒙古做例子。
习近平对宗教自由的抨击和毛泽东如出一辙。“我们必须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习近平在2016年4月出席全国宗教工作议会时称。讽刺的是，共产主义是从德国和俄国传来的，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毛泽东对于合理化这个问题不屑一顾，习近平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在1949年后，中共政府将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中国民众并且强调其必要性，并且（大规模）关闭教堂、清真寺和佛寺，摧毁标志性宗教物品，逼迫天主教教士和修女结婚，并将数以千计的神职人员和宗教领导人关进劳改营。仅在西藏，就有大约6,000座寺院被焚毁，大批佛教僧尼被逮捕和杀害。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恐怖运动变得更加猖獗，家里有宗教书籍就被定罪、可能遭逮捕和处决，许多天主教神父和主教都面临了这样的遭遇。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被迫阅读和背诵“新圣经”，即官方所称的“毛主席语录”，民间则将其称为“小红书”。该书大约印制了8亿册，相当于全国成年人人手一本。书中是过时的革命口号，例如，“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掌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再就是一些把毛泽东奉为救世主的内容。
毛泽东去世后文革结束，全体中国人民终于得到解脱，但却陷入迷茫。“毛泽东成了活着的神祇，但问题是，他死了。”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写道，“当毛在1976年去世时，全国上下都极度震惊……当传统宗教（大部分）被毁，毛也死去时，人们的信仰要寄托在哪里？”
邓小平在把毛泽东遗孀（江青）和“四人帮”其他成员抓进牢里后，对老百姓采取了温和的政策，安定了人心、让社会稳定下来。邓小平的政策之一，就是放松对宗教组织和信众的管制，有效地安抚了中国人的情绪。
不过，中国现在的“强人”（习近平）并没有（像邓小平那样）吸取教训。在21世纪的今天，习当局再次发动对宗教的镇压，各地强行拆除教堂的十字架和耶稣画像，代之以毛泽东或习近平的画像。
中共向法轮功开刀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仿效苏联放松管制，并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向西方开放社会。这一时期，中共对宗教活动表现得较为宽容，但要在其政策框框内进行；教堂、佛寺和清真寺都要遵守中共的规定才能运作。
1989年（导致成千上万民主抗议者被屠杀的）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保留了邓小平的大部分经济改革措施，但再次加强了政府对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的控制。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成为当局特别针对的目标，遭到（残酷）镇压。
1999年（6月10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建立了一个法外机构（“610办公室”），专门用于打压法轮功成员。同年7月20日，中共公安人员逮捕了数千名法轮功协调人，并开始暴力迫害和任意拘留法轮功学员，一直持续到现在。
自习近平2012年开始执政以来，当局发动了对所有宗教的镇压运动。习近平要求共产党员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以实现他的“中国化”目标，即把所有的独立团体都纳入中共这台“机器”中，使其完全服从党的统治及意识形态。2021年12月，中共高层官员出席了北京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之后，一些政府机构出台了新的法律措施，加强对神职人员、教会学校及网络上宗教内容的限制。
近期，世界各大媒体纷纷以头条报导一百多万维吾尔人被关入劳改营的消息，北京则美其名曰“再教育营”。
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和西藏佛教徒，并加强了对基督徒的打击，例如，拆毁不遵守政府强制令的教堂或拆除十字架，并逮捕地下教会成员。
在香港，当地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于去年逮捕并起诉了备受尊敬的荣休主教陈日君。2019年，数百万香港居民走上街头、抗议当局出台引渡法；该法使得中共当局可以在香港任意逮捕异议人士并将他们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因此被外界称为“送中条例”。陈日君主教和其他知名天主教及新教领袖都公开支持了抗议活动。
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和一些国际机构表现出更强的对抗中共宗教战争的意愿。习近平当局大规模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遭到全世界的广泛谴责。2021年是个分水岭，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正式把中共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认定为“种族灭绝活动”。
上述认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于2020年发表的报告作出的。郑国恩在报告中指出，（近几年）维吾尔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证实了有关中共强迫穆斯林妇女绝育和堕胎的证词。
法轮功的处境更恶劣。中共当局宣称该功派是“邪教”，二十多年来持续大规模拘留、酷刑折磨甚至杀害法轮功学员，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消灭这一群体，所采取的手段骇人听闻。
作者简介：
卡尔‧加农（Carl M. Cannon）是“真清晰政治”（RealClearPolitics）华盛顿分社社长，以及“真清晰媒体集团”（RealClearMedia）总编。
苏珊‧克拉布特⾥（Susan Crabtree）是“真清晰政治”驻白宫记者，曾担任《华盛顿自由灯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资深作家，并为《华盛顿检查者报》（Washington Examiner）担任了5年的驻白宫记者。
原文：The Long Road to Confronting China’s War on Religion, Part I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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