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实:日本礼法之形成与社会功能

在日本,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国隋唐时期的文化遗风。图为2023年1月,被雪覆盖的京都金阁寺。(STR / Jiji Press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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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人情”与礼法在日本社会具有约定俗成、世代传承、相对不变等特点,其背后的定海神针,是道德、信仰。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造成1.8万人罹难,40万人受灾。在灾难面前日本人的沉着冷静,井然有序,并相互鼓励、帮助,正是被深植于日本人精神中的礼法之自然表现。

美国飞天大学副教授、著名历史文化学者章天亮博士,5月末应邀赴日台演讲。此次是他第二次访日,对日本社会、文化的观察较初次更为全面、细致,并从思想文化影响视角阐述了一些颇具见地的观点。

天亮博士在其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中说,在日本能感受到日本文化中浓浓的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得非常好;日本社会表面是西方构架,但其文化基座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京都等地保存的中华传统文化非常真实、纯正;在日本,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国隋唐时期的文化遗风。

他指出,中国文化中有一种隐忍思想,日本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礼节,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礼会形成一种约束,日本人从站立行走到言语行事,都非常温文尔雅,即是礼的真实体现……礼之约束,能使文化得以传承,守护传统的价值观。

天亮博士无不感慨地说:如果中国大陆没有中共祸乱,中国该是与日本别无二致;将来,中国如果能回归传统,也一定会像日本一样民风淳朴、崇尚传统。

受其启发,本文想概括地介绍一下日本的礼法,并以日本社会为参照,探究一下礼之社会功能。

一、日本引进中华文化历史概观

据日本最早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720年)等记载,日本首代天王神武天王于公元前660年(春秋惠王十五年)于橿原宫(奈良县橿原)登基,遂将该年定为天王元年。这是日本文明从天界神话步入凡人俗世的第一步,即日本可见文明的开始。其时,日本文明处于绳文时代晚期。

据传,战国末年、秦时期(公元前220年前后),中国人开始往来日本,但无确切正史记载。《史记‧列传‧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了徐福入海求神异物一事;日本则传说,公元前219年,徐福东渡日本,并带来蓬莱信仰。关于徐福传说,在日本各地分布甚广,当今日本秦氏一族便是其后裔。

徐福渡海帆船的浮世绘。(公有领域)

一般认为,中国史书中,最早记述日本的是《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述了一至二世纪期间倭人的情况,公元57年倭国使者来到洛阳,光武帝授其“汉委奴国王”金印。该金印于1784年4月12日在日本福冈县福冈市东区的水田中被发现,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述,公元238年(景初二年,一说次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使朝贡魏王,曹叡帝授其“亲魏倭王”金印与铜镜。

其后的150年间,中国史书中看不到关于日本的记载。至四世纪,大和政权的统治地位确立;进入五世纪后,倭国五王遣使向南宋朝贡,被记载于《宋书‧倭国传》中。

《日本书纪》记载,公元513年前后(继体天王时代),五经博士来日。《古事记》《日本书纪》亦记载,应神天王时代,王仁(生卒年不详)携《论语》《千字文》自百济渡日本,传授儒教。

随后,佛教也传入日本。据《日本书纪》载,552年百济圣王向钦明天王献佛像与佛经。

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于589年建立了大一统隋王朝;而日本也一改此前经由朝鲜半岛间接接触中华文化的旧有模式,转为直接交流,积极吸取。

推古天王时代(593〜628),向隋朝派遣了六次(《日本书纪》与《隋书》记载有异)遣隋使,学习中国的制度、礼法。

唐太宗时代,迎来了“贞观之治”(627〜649)。日本自公元630年开始大规模派遣唐使,至894年,先后派遣使团20次,全面学习唐代的先进文化。其间,753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

此后,至明治维新前,日本一直在以不同方式、途径引进、藉鉴、应用中华文化。

二、中华文化在东瀛开花结果

文化似水,具有依势自然流动之属性,即先进文明、高端文化自然会被导入、应用到与其具有落差的其他文明中去。大和之所以多次、长期、大量向隋唐派遣使团,全方位学习、引进中国文化,此文化属性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日本是如何应用这些舶来文化的呢?下面仅举数例,以窥全豹。

1. 汉字是日语表述的滥觞与主体

日本现存最早的书籍《古事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公元712年(和铜五年)由太安万侣编撰,上中下三卷,记述的历史从开天辟地至推古天王。受天武天王之命,官人稗田阿礼诵习失传的《帝皇日继》《先代旧辞》,贵族朝臣太安万侣记述而成。《帝皇日继》《先代旧辞》等史书已无存本,故《古事记》为日本现存最早史书、书籍。

八年后的720年(养老四年),日本最早的编年体正史《日本书纪》完成,该书记述了日本从神代至持统天王时代的历史,凡30卷。依照本书所记,圣德太子和嶋大臣苏我马子监修,于推古28年(620年)编撰了史书《天皇记》《国记》等。但传说的古本史书无存,《日本书纪》便成了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这两部史书被认为是研究日本历史文化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且具相当的权威性。

那么,代表日本文化源头的这两部史书,是以何种方式记载的呢?亦即:日本文字雏形是以何种形态体现的呢?

《古事记》的记述主体为“变体汉文”,即非纯正汉文,又称和化汉文,附之“万叶假名”(被假借用于表记上古日语的一套汉字体系);《日本书纪》总体是用纯正的汉文记载,其中128首和歌用“万叶假名”记述。

平安时代(794〜1185年)后,公家书写日记、记述事务等,多采用“变体汉文”,因此又被称为记录体。其特点是:原则上总体只用汉字记述,也混用一些万叶假名、平假名、片假名、和式造词等。其实,纯正汉文从古至今(尤其是至明治维新前)也一直在日本流传着,用汉语写诗作文,在宫廷贵族、文人中十分流行,为文化修养之一种标志。

文字的产生,一般为两种模式:独自创造、藉鉴其它文字。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原本没有文字,接触中华文化后,开始照搬、借用汉字,并渐次演变、形成一套独特的表记体系来。上述日本两本最早的史书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有力佐证,日本各地出土的历史文物,也旁证了此判断。

似这般,现存最早的日本文字,主体是为汉文,辅之于“万叶假名”等和造表述符号。在此之前存世的史书用何种文字记载不得而知,大概率是以纯正汉文、变体汉文为主。

汉字对作为承载文化之日本文字的形成,起到了主导、奠基的关键作用。图为一名日本女子在字帖上练习手写汉字。(Yoshikazu Tsuno/AFP)

当今的日语表记,由三部分构成:汉字、平假名、片假名。其中平假名是从汉字草书演变而成,片假名则是取汉字的偏旁部首或其中的一部分而形成的。亦即,日语构成的三部分或直接用汉字,或借助汉字创造,皆源于汉字。

此外,从日本文字源头还可看到,汉字在日语中不但起到了表音、表意作用,还起到了其承载、传承汉字文化内涵之重要作用。可见,汉字对作为承载文化之日本文字的形成,起到了主导、奠基的关键作用。

2. 遣隋使与圣德太子的之文化筑基

推古天王年间,摄政的圣德太子(574〜622年)为引进中国文化,从600年(推古天王八年)至614年(推古天王二十二年),共派遣了六次遣隋使。其中,有的留学生、留学僧长期驻在大陆,深入学习中国文化,归国后自然成为引领时代的主导、国家的栋梁。

推古天王年间,摄政的圣德太子(574〜622)引进中国文化。(公有领域)

第一次遣隋使(600年、推古天王八年)回国后,圣德太子仿效隋朝的文化、制度,于603年制定了“冠位十二阶”的官位等级,604年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

“冠位十二阶”是将官阶先分为六个等级:德、仁、礼、信、义、智,再将每个等级分为大、小,因此产生出十二官位,从上至下依次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这一官阶称号的本身,旨在任用贤人,鼓励、约束官僚重德遵礼,并将其推广、影响至整个社会。

公元604年(推古天王十二年),由圣徳太子主导、颁布了日本首部宪法《十七条宪法》。(《日本书纪》记载)虽冠之宪法称谓,但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法律,而是对官僚、贵族提出的道德约束与行为规范,其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其开篇言:“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以是,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该宪法,虽然以儒教为本,却也带有佛教思想,如:“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

圣德太子还颁布了用于宫廷的“朝仪”,他想建立一个以神佛教导为中心,以天王为政治顶级的上自官僚、下至百姓人人重礼、和睦生活的理想社会。

圣德太子确立官制、制定宪法之前,日本在官僚制度及伦理规范方面并没有成文制度。因此,二者被视为奠定日本国家基础框架与政治伦理、形成思想文化主体之历史性创举。此外,圣德太子不但十分精通中国儒家文化,也笃信佛法,为佛法在日本弘扬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上述三点,被称为他三大历史功绩,这也正是日本积极引进中国文化,并将其用于奠定日本立国根基之历史佐证。

3. 遣唐使与日本国体、礼法之形成

遣隋使之前,日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大都经由朝鲜半岛传来,是间接、片段、零碎的;而此后,日本则转为直接接触、自主引进。

继圣德太子的遣隋使之后,从舒明天王二年(630年,贞观四年)至894年,日本向唐朝大量派遣使节、留学生、留学僧,共20次,系统学习中国的文化。

遣唐使从中国带回来的文化成果是丰盈的、立体的、全方位的,其对日本社会文化影响之巨大、深远、长久,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仅举如下一例。

日本的遣唐使从中国带回的文化无以计数,律令是其中之一。681年(天武天王时代)仿照唐律颁布、实施了法典《飞鸟净御原令》,并首次确立了日本国名,被视为日本建国级别的伟大创举。自645年的“乙巳之变”至701年《大宝律令》完成,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国政改革,由于主要集中在大化年间(645〜650年),史称“大化革新”。“大化革新”的实质是积极引进唐朝的社会制度和儒教的文化体系,实为日本社会文明的历史性飞跃。

随着对中国文化不断吸收,遣唐使学习重点也出现了变化,从初期的重视引进四书五经等儒家思想,渐次扩大到历法、天文、阴阳、历史、文学等诸多领域,渐次细分化,研究重点也从思想向文章、文化层面转移。这一变化本身也反映出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之成效,而这些文化成果经过实际应用所产生的文化中和反应,则一步步铸就了平安时代王朝文化的坚实基础。

4. 礼法的引进、应用、演变

日本从中国学到的文化是较完整、丰富的,从政治制度、道德修养到礼仪礼法、风俗习惯等,几乎包罗万象。因此,作为提升日本文化必不可少的礼法,自然成为文化引进之重要一环。

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本养老年间的遣唐使各有分工,各司其职。譬如,吉备真备担任系统收集儒教之礼方面的书籍,为了能真正举行相关仪式,他还将相关礼制所用器物一并带回日本。(大津透:《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岩波新书、2020年2月)

据《日本书纪》记载,671年(天智天王十年),宫廷启用大学博士、大博士,在大学寮(官僚教育机关)讲授五经等儒学。奈良时代中期,又有了明经博士,除了教授儒学,还担任天王等宫廷要员的教师,教授相关学问,接受咨询。

大学的四个科目之一为明经道,重点讲习中国儒家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与《周易》《论语》等。他们将唐代的《开元礼》为直接的参照、准则,将其应用于朝廷的仪礼中。中原、清原两氏族世代担任明经博士。

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日本对中国传统礼法的继承渐次趋于完善,十世纪后叶礼法开始日本化,在贵族中普及,并渐次成为传统而永久的典范。

从中国学来的礼仪制度,起初只局限在宫廷、贵族,也是日本贵族社会中的身份等级、精神道德、文化修养的象征。换言之,当时,只有高贵之人方可享用高端文化。

最接近宫廷贵族的群体是将军武士,对宫廷的礼法耳濡目染之余,开始明里暗里仿之效之,渐次在武家普及开来,并形成了具有武家特色的武家礼法。自武家成为社会中心的镰仓时代开始,这一礼法逐渐规范化,成为武家的行为准则,贯穿至室町、织丰、江户时代。

至中世武家政权时代,武家的礼法在继承了传统礼法的基础上,也受到宋学(朱子《家礼》)与禅宗的影响。至江户时代,出现了小笠原流派礼法。其后不只局限在武家,渐次向民间扩散。

明治维新后,在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平权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礼仪出现了些许变化。但政、学界也适时作出调整,在学校积极展开礼仪教育,因此较好地继承了日本传统的礼法。

1941年5月,日本文部省颁布《礼法要项》,作为礼法教育的指导纲要。开篇说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上下之分,皆依礼而自整。即,礼者乃德之太宗,人伦之常道,国民必慎行之要道。”“小者修身、齐家,大者乃强化国民团结、保护国家和平之道也。”其内容包括姿态、敬礼、问候、言语、起居、服装,以及关于王室、家庭、社会等的礼法。

二战后,作为日本的象征,天王制度被保留了下来。以此为契机,一些传统文化也渐次得以恢复。随着战后复苏,日本迎来持续的经济高度增长,日本人学礼、尚礼之风再次兴起,各种讲授礼仪修养的教室兴盛,相关书籍十分畅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的礼法随着时代发展有所变化,但其本质并没有因为历史流变与领域不同而发生质变。例如,在武士道、柔道、剑道、弓道、相扑、空手道、合气道、花道、书道、围棋等各个分野中,都有各自的礼法,但其精神内涵却是一贯的、相通的。若言其相异之处,大都是在纷繁的中国传统礼法要素中取舍不同、侧重有别而已,并没有超出其文化框架。

日本的武士道、柔道、剑道、书道等各个分野中,都有各自的礼法,但其精神内涵却是一贯的、相通的。图为2019年1月5日,东京举行的年度新年书法比赛。(Behrouz Mehri/AFP)

5. 现在日本社会礼之形态

外国人去日本最大的感受一般为:整洁、秩序、礼貌。

整洁反映在自然环境、居住环境、社会环境中;秩序反映在社会、组织、家庭中;礼貌则体现在日本人的处世态度、言谈举止、行事风格中。整洁、秩序、礼貌三者绝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是日本传统思想文化的直观呈现,自然外化。

在日本,保持环境整洁、维系社会秩序、遵守传统礼法,并非是强制的、外在的,大多为日本国民自主自愿行为,似乎业已成为一种社会风习、社会应有的自然状态。

例如:到公共浴池洗澡,一定要先用淋浴净身之后再下到公用的大浴池中;拜访他人家时,脱鞋后一定要将鞋子整齐地朝向门摆放;即便在女权运动几乎横扫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当下,日本女子依然保持着传统女性的温柔、善良、顺从、礼貌等修养,在公共场所落坐时,一般都坐姿端正,双膝合拢,双手相叠放在腿上,规规矩矩。这种仪态,是自幼自然养成的习惯,也是传统礼法最表面的表现。

日本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对女子有相对不变的修养要求。例如,东京都的一所女子中学就规定传统礼法为修习课程,通过学习礼之形与神,提高学生的修养、道德。

其课程规定:中学一年级学习礼仪作法,包括姿态、行礼;在和式房间中的各种礼节;书信礼节;行走礼仪。中学二年级学习相逢寒暄礼节;饮食礼节;开关和式房间拉门礼节;坐、让座垫礼节;饮茶礼节。三年级学习拜神佛礼节;和式食品制作;拜访礼节;赠送礼物礼节;问候用语等。到了高中,则更进一步,注重礼法的实际应用。

诚然,不是每所学校都开设这类课程,但日本社会对女子的要求(评价)标准却是客观存在、相对不变的,这些礼节都是最基本的礼法,即便学校不教授,在家中及社区中也会自然学到。在日本,作为女性,如不具备一定的道德、礼法修养,则不被视为有教养的传统淑女。

在日本,作为女性,如不具备一定的道德、礼法修养,则不被视为有教养的传统淑女。图为2019年1月14日在东京丰岛园游乐园举办的“成人式”。(Kazuhiro Nogi/AFP)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发生大地震,造成1.8万人罹难,40万人受灾。但是,令国际社会惊讶的是:在灾难面前日本人表现出的是沉着冷静,井然有序;没有混乱、暴力、抢劫,甚至听不到抱怨,人们恪守规矩,默默忍耐,并相互鼓励、帮助……这些,正是被深植于日本人精神中的礼法之自然表现。

庶民如此,身为日本国象征的天王,也莫能例外,必须敬天拜神,遵法守礼。在此仅举一例:天王即位礼仪。

公元870年(平安时代),规定各种仪式的书籍《贞观仪式》(现名《仪式》)编撰面世,全10卷77篇。第1至第5为“祈念祭仪”、“践祚大尝祭仪”、“天王即位仪”等;第6卷至第8卷为“元正受朝贺仪”、“正月七日仪”、“五月五日节仪”等每年要举办的年中仪式;第9、10卷为“飞駅仪”等与政务相关的礼法,以及其它临时性的仪式,所记述内容颇为详实、具体。

平安时代前,天王即位要对神奏寿词,献神玺,仪式较为简单。自平安时代开始,明确采用唐朝仪式,分别举行“践祚”、“即位”,直至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以后,虽然制定、修改了《皇室典范》,其礼仪的中心实质并没有改变,并延续至今。

日本天王即位系列仪式中,最重要的仪式为“即位礼正殿之仪”。

基于对神的信仰、对传统礼法的遵守而举行如此传统、庄严、神圣的王位继承礼仪者,唯有日本。图为2019年10月22日,日本德仁天王登基典礼。(Kazuhiro Nogi/Pool/AFP)

2019年10月22日,当今日本德仁天王(第126代)登基,在宫中举行“即位礼正殿之仪”。天王身着平安朝时代的传统王袍,头戴王冠,仪式在搭建起来的古风宫殿中隆重举行,天王对内外宣布即位。仪式的整个过程,从内容、程式,到行走、坐姿、言语、神态等,都必须合乎传统礼法,不得有半点纰漏。

天王即位的其它仪式还包括:剑玺继承之仪、即位后朝见之仪、祝贺御列之仪、飨宴之仪等。此外,天王一年四季还要在宫中及相关神社举行多个仪式(神事),祭神敬天,祈祷天下安宁太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基于对神的信仰、对传统礼法的遵守而举行如此传统、庄严、神圣的王位继承礼仪者,唯有日本。

6. 两次引进外来文化之异同

日本史上,受外来文化冲击最大的有两次:一是遣隋使、遣唐使带回来的随唐文化,二是明治维新至战后引进的西方文化。两次文化影响都改变了固有的文化形态,衍生出新文化。前者的文化引进为积极主动的,而后者则存在诸多被动因素。究其文化精神实质,前者为儒教礼法,后者为基督教精神。

前者,日本仿效唐朝,建立了由律令制度统治的国家,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引进与变革不仅铸就了日本文化的基础,也规制了其特质,其影响可谓是革命的、深刻的、全面的、永久的;而后者,日本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制度,并发展成可与西方列强抗衡的东方帝国,但在推进文明开化的同时,却也主张王权复古,确立了天王制国体,西方基督教文明并没有撼动日本文化的根基,其影响是表层的、部分的、阶段的。

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实施脱亚入欧,但却没有毁坏东方文化的根基,只是基于时势,藉鉴、巧用西方文明中成功而实用的他山之石,为推进文明发展所用罢了。譬如,西方文化中的社交礼仪、行为规范等也被日本大量引进,但却并未因此而改变日本的传统礼法。

诚然,近代以后,受进化论、无神论的影响,尤其是随着一些变异思潮在全球泛滥,日本社会的传统色彩也渐次褪色,一些离经叛道、非礼无法现象也不断发生。但是,其建立在坚固的东方思想基础上的文化金字塔并没有因此而倾斜,依然坚实、稳固;在乱象纷纷的当今,俨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历史明鉴。

三、礼之社会功能

周公制礼作乐,实为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的全方位开创,从祭天祀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到礼乐教化,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篇章,奠定了中华思想文化的核心基础。周公所为,不仅使周王朝兴盛,长治久安,更为后世树立了光辉典范。故此,孔子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至有“百代宗周”之谓。

儒教将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称之“五常”,与“三纲”一同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伦理准则。其中的礼,在传承人类传统文化、维系人类道德行为上懋绩共仰,其作用无可估量。

纵观日本文化史,在约束人思想行为的诸多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有五个:信仰、道德、礼法、义理、法律。其他要素无需解释,日本文化中的“义理”,一般指人应该遵守的事物道理,也有道义之涵义,常常与“人情”并用,谓之“义理人情”。

纵观日本文化史,在约束人思想行为的诸多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有五个:信仰、道德、礼法、义理、法律。图为2023年4月29日,人们参观东京热门旅游景点浅草寺。(Philip Fong/AFP)

“义理人情”在日本社会中十分重要,是深植于日本文化中的社会潜规则、泛伦理,虽不具法律强制性,但却是为人处世、与人交往的无形尺度,起着衡量、约束人的思想行为,维系、加强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义理人情”具有约定俗成、世代传承、相对不变等特点。

信仰、道德、礼法、义理、法律这五项,其排列顺序呈现从精神到物质、从抽象到具体、从深层到表面的递减,似乎也可视为人类从传统走向当今的历史过程中文化重心逐渐移动的一个标示。在日本社会中,法律(制度)虽然也庞杂繁多,但似乎不十分重要,并非规范、约束人与社会的最根本要素,而“义理人情”与礼法,却在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当然,其背后的定海神针,固然是道德、信仰。

日本的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风尚十分相像,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卓越性之现代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被其他文化保存、继承、发扬的有力明证。

此外,从上述日本文化现象中,还可看到:如果将五个因素依照其属性砌成一个金字塔,信仰则为基础,道德在其上,然后为礼法、义理,最上层是法律。

信仰、道德的基础愈宽大,该金字塔便愈稳固;反之,如果信仰、道德占比很小,或完全被法律压制、制约,这一文化金字塔就会变形,或成为本末倒置的倒立金字塔。因此,欲寻求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不能只强化法律、制度,相反必须加固、提升人的道德、信仰这一基础。

日本这种社会现象,似乎还展示出一个道理:人类文明史业已证明,要治理好社会,一味地强化法律、制度这一金字塔的最上端、最表层,只能使人类渐次异化、社会日益堕落;而加强信仰、道德这一文化金字塔的基础,却不无说教之嫌,亦难于着手,并非一蹴而就之事。然而,若崇尚、充实礼法、义理这一文化金字塔的中坚,不但极具操作性,民众也会乐于躬身践行;并且,这一举措既能自动加深信仰、提升道德,又能抑制法律、制度极端扩张,可谓一举三得。或许,这是当代治理社会可行且便捷的一种“中庸之道”。

(本文作者呈实为日本问题专家)

——转载自《新纪元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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