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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颜纯钩(上)

回望香港 颜纯钩:让我感恩让我悲

图为颜纯钩。(颜纯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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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4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46年前,颜纯钩,这个中学毕业的红卫兵,拖家带口逃难到香港。而立之年的他,“两袖清风、举目茫然”。40年时间,这个文学青年不但在香港圆了自己的文学梦,并且获得了超越他对自己期望的成就。正因如此,他永远不会原谅中共践踏香港,对香港所遭受的厄运痛心疾首。

2024年2月底,在公民协进会与列治文公众图书馆合办的“阅读自由在加拿大”活动中,记者幸运地见到了著名作家颜纯钩先生。作为主讲嘉宾之一,颜先生分享了他的新作《香港我的爱与痛》,一部记录了对香港“反送中”那段历史的思考却无法在香港发行的书。期间,颜先生欣然答应接受采访,和读者分享他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之路。于是,就有了在颜先生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店里的这次访谈。

香港改变命运

颜纯钩人生的前30年是在多灾多难的大陆度过的, 文革过后有幸移民香港。从1978年到2018年,在香港40年,他活出了精彩的人生。因担心九七政权移交,许多港人被迫离开香港移民海外,颜纯钩一家选择了加拿大。之后他经历过回流香港,2018年,退休两年后,颜纯钩和太太回到了加拿大。走过不一样的两岸三地,如果你问颜纯钩是哪里人,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香港人。

想不到的是, 2019年一场反送中运动, 香港成了颜纯钩有生之年也许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在《香港我的爱与痛》这部书里,他深情地写道:“几乎每天,我都会想起我的香港,那里的山水城廓,那里的亲朋好友,一一在心头徘徊…… 今生今世,盼有机会回香港重温旧梦,如果没有,那就让我的魂魄悠悠,从太平山顶俯瞰,为我的香港祈祷祝福。”

这种对香港的感恩与深情,也许只有那些在逃港潮中从大陆移民或逃难到香港的人们感受会更加深刻。

颜纯钩表示:“我想很多大陆来的人其实那种感受差不多,因为我们在大陆是红卫兵那一代,知识青年那一代。我们这一代在大陆受过很多苦,个人的前途是完全没着落的,又没机会读书,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是怎样的。”

来港前是文革尾声,大批被毛泽东用完即弃的红卫兵,被下放到农村。中学毕业的颜纯钩,做了工人。他回忆道:“我在大陆做那些‘架线工’,就是架设电线。那些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的。”

文革尾声,大批被毛泽东用完即弃的红卫兵,被下放到农村。图为1966年11月3日,安海-韶山红卫远征队出发前合影。(颜纯钩提供)

1977年开始大学恢复招生,红卫兵那一代也有机会读大学了。

颜纯钩记得“那时是两年制,短期培训出来做非正式教师的”,“我曾有机会,单位要推荐我去读,但我那时很倔强,不是我喜欢的我就不去读”。

1978年,30岁的颜纯钩到了香港,五年后太太和儿子也获准来港团聚,女儿是后来在香港出生的。

颜纯钩九十年代在香港办公室。(颜纯钩提供)

他表示:“来到香港后,因为我自己兴趣是文学方面,有个同乡介绍我去报社做校对。就从那里做起,一边做校对一边读书。

“因为在香港很自由,你什么书都可以读,没人禁止说这样东西你不可以想,那样东西你不可以想,你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它又提供所有平等机会给你,还有很多社会对你的资助,让你会发挥自己的潜质。

“就因为这样,我有机会在香港,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我自己的理想。我的小朋友在香港受到教育,虽然香港教育制度一般,但他们一路都很自由地成长,所以,应该说香港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仍在大陆,就不知我到现在的情况如何了。”

颜纯钩的老家是在大陆福建,谈到对家乡与对香港的感情有什么不同,颜纯钩表示:“我对家乡当然有感情,因为我自小在那儿成长。到上山下乡及后来工作、离开家乡,一年可能也会回去十几廿日,所以对家乡感情很深,但是对家乡以外的生活环境就没什么感情了。我对香港当然最有感情,因为在香港,我由一个不是香港人,慢慢变成一个香港人,一个外来的人变成一个在地的人,由一个自我价值感觉很差的人,慢慢变成一个自我价值感觉比较好的人,这过程相当刻骨铭心。”他深深地知道:“没有香港,便没有我的一生,所以我对于香港,永远怀着感恩之心。”

香港人有逃难的基因 禀赋异常

颜纯钩在新书中提出了“香港人是禀赋异常的中国人”的观点。 他认为: “香港人与大陆人、台湾人有着显着的区别”,“香港人的血液里有逃难的基因,有移民的冲动”。

他解释:“除了在地的土着外,香港人的主要组成就是3波人。第一波是临近1949年大陆 被中共窃权,国民党撤退时走出来的国民党老兵、国民党的一些文人、一些政治难民。

“第二波是50年代三年大饥荒时,因为饿到撑不住,偷渡来的一大批难民。那时政府又放开了,批了一大批出来,我妈妈基本上由那时出来的,因为我爸爸在菲律宾,我妈妈就可以申请去香港。

“接着就是我们这一波,就是文革后的红卫兵这一波。这一波其实是因为政府没有那么多职位安排给这些知青,所以它打开一个口,让能够出去的人出去。我们这一批出来很多,我那间中学估计有几百人来了香港。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有很多香港和海外华侨的子弟;另外有一批是六十年代印尼、菲律宾排华时回来大陆的。文革后一开放,他们再次成批地出来。”

颜纯钩认为:“这三波人其实都是政治和经济难民居多,这班人其实在大陆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受过教育,他们的基因都是有见过世面的,比较有见识。比如黎智英,他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但因为他有那种冒险精神,所以他会去尝试。”

“人在绝境时,生出赴死的勇气,铤而走险,做人生一搏,这种人比一般庸众更有胆识,更勇敢坚毅。”

“这种冒险精神本身就是香港人的一种特质,基本上构成了香港人性格共通的地方,而这其实很有利于香港本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颜纯钩九十年代与家人旅游中在酒店合影。(颜纯钩提供)

逃离迫害 投奔自由

从大陆逃到香港,再从香港逃到加拿大或其它非共产国家,颜纯钩一家所走过的移民之路,和千千万万香港家庭所经历的相同,就是为了逃避中共的迫害,一次又一次地背井离乡,投奔自由。

逃离大陆

颜纯钩介绍:“其实那时我太太家里受了共产党很多迫害。她家是印尼华侨,她两个伯伯、一个姑妈都是印尼华侨,在49年临‘解放’的时候,印尼的亲戚寄钱回来,想在乡下买地建房子。怎知买了地就被‘解放’了,工作队一来,见到你有地,就不管你是要建房子还是要租给人耕种,总之归为‘地主兼华侨工商业’。当时 ‘地主兼华侨工商业’就是最黑的家庭成分。

“她阿嫲八十几岁,老人家经常被人抓去批斗。她爸爸因为‘解放’前读中央美术学院,跟著名雕塑家刘开渠雕过蒋介石像,本人又是国民党员,于是,凡有政治运动就会被人整。文革时她爸爸被人抓走,她跟妈妈在家里,就将爸爸收藏的那些名家书画全部拿去烧了。

“我太太潜意识里有种对共产党的恐惧,所以,文革后一开放,就要离开大陆。”

逃离香港

“香港大概是从九五年开始讲‘回归’,太太就一直说要走” ,颜纯钩继续讲下去。

“我家也是华侨,但我家没有像她家受那么多苦难。我太太一直想走,一直想走,觉得‘共产党要来了,有多远就跑多远,只是不想把孩子留下来给共产党糟蹋。’

“本想去台湾,于是带家人去了趟台湾。但到台湾走了一趟后,看到当时台湾还比较乱,太太孩子都不喜欢,已准备作罢。”结果于颜纯钩有知遇之恩的香港文学界名人戴天,有一晚和他吃饭,建议他也移民加拿大,后来还介绍了移民律师给他。

“既没有亲戚,也没有钱”的颜纯钩,按照戴天的建议,卖掉房子,赶在“九七”之前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

作为新移民,一切都要从头做起。颜纯钩记得:“九六年来温哥华,住在列治文。原本打算在这儿找工作,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后来就回香港,就做太空人,太太带两个孩子留在在加拿大。

“直到我两个小朋友出去读书,我就对太太说,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如也回来香港,她于是也回到香港,跟我一起,等到我退休才一起回温哥华。”

在加拿大生活有自由和安全感

经历两次迁徙,一家人在加拿大找到了安居之所。

颜纯钩觉得:“加拿大最重要的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我们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今日不知明日事,这种生活会很难挨。譬如我来了加拿大,黎智英叫我写社评,我就去写,我不用担心将来可能会坐牢,这些就是你用钱都买不到的。”

另外,“加拿大、温哥华本身是一个适合退休的地方。这儿也都有些朋友在,虽然没有在香港那么热闹、朋友来玩那么开心,但生活很安定、很平静,你可以在家做自己喜欢的事。”

香港已经不是心目中的香港

颜纯钩新书的内容是关于香港的,香港“反送中”以后,不但出了《国安法》, 现在《基本法》第23条又立法。作为香港人会有怎样的感受?

颜纯钩表示:“大多数香港人的感觉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基本上香港就是没有了,我们印象中的香港已经没有了。香港对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是自由,有了国安法、有了23条,基本上就没什么自由了。没自由,那已经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香港了。

“还有,现在的法治正在逐步消失。法治没有了,就不能保障原有的自由,也不能保障我们原有的那些人权。民主现在也没有了,所以基本上《香港基本法》答应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不仅一人一票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旧香港什么都没有了。”

对香港的远景仍然乐观

被问到对香港的前景的看法,颜纯钩回答:“对香港长远来说当然是乐观的。你如果觉得大陆长远来说是乐观的,香港就是乐观的了。”

颜纯钩认为,共产党有机会倒台,大陆就有机会有一个新生,虽然那个新生要经过多长时间没人知道,那个过程也可能会很痛苦。
相比之下,主权移交前的香港有自由、又有法治。中共倒台后的香港社会可以很安定。所以颜纯钩觉得“我对这件事相对比较乐观,唯一就是等共产党倒台。”◇#

责任编辑: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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