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公元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一位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1]，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和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和诗！不仅如此，苏轼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2]。
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映：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一副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
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有些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最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2]。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摒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
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3]；他二十七岁诗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4]，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待在空寂的茅屋中摒绝杂念，独自养神[5]。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作了个州祭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4]。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6]。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作了个镇军参军的官，六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九月去十一月就请辞回家，时年四十一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
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像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慨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7] 他在《咏贫士》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尽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做了；”[8] 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和乞食》）[9] 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像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10]，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伪”颠倒而难受[11]，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作过十三年官，但就在离家去作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像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地生活[12]；在作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13]，记住守“真”守“道”[14]，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7]。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十三年官场生活，无疑是“误落尘网”[15]。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地做，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16]。
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鼎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
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著，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鼎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我们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
在陶渊明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十八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作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负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两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酒食。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石恪作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赞赏[17]。
在我们看来，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层次较高的修炼人。拜佛念经、一念代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仕、修官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18]。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祥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19]。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17]，真正作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祭预挽，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得蕴空解证无生忍者[20]。#
参考资料
[1] 《诸本序录》；(书名见最后)
[2] 《东坡诗话》，并见《诸家评陶汇集》，附录；
[3] 《归园田居五首(一)》，卷二；
[4] 《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卷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5] 《归园田居五首(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卷二；
[6] 《本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于后。”并见《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7]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卷二；
[8] 《咏贫士七首》，卷四；
[9] 《乞食》，附苏轼读后语，卷二；
[10]《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卷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道丧向千载”，卷二；
[11]《饮酒二十首并序》(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卷三；《感士不遇赋并序》(序)：“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卷五；
[12]《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卷三；
[13]《咏贫士七首》(其二)：“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卷四；《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卷三；
[14]《荣木并序》(其二)：“贞诡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卷一；
[15]《归园田居五首(一)》：“…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卷二；
[16]《归去来兮辞并序》：“…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乐乎天命复奚疑。”，卷五；
[17]《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下)》，附录；
[18]《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卷三；《连雨独饮》：“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卷二；《感士不遇赋并序》：“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卷五；《饮酒二十首并序》(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卷三；《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加以真志不休，安道苦节。”
[19]《挽歌诗三首》，卷四；
[20]《形影神三首》(神释)，王世贞语附于诗后，卷二；
本文所引诗文，可参《陶靖节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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