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今年七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港，并签订了中港“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协定，主要范围包括“零关税”、“服务业进入”、“投资贸易便利化”等，是中央在经贸方面支持香港特区的一项政策。
最近上海市长韩正率领了上海市代表团访问香港，并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召开首次“沪港经贸合作会议”，定下了沪港合作的八合作共识，实行在港招商和招揽人才。
今次上海市访问团访港，进一步促进沪港经贸合作，不过上海的名字让人想起了著名的“周正毅”事件，还有代表上海拆迁户的律师郑恩宠今天在上海市第二法院被裁定“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名成立，被判入狱三年。另外，上海市拆迁户代表沈婷于十月二十五日到北京上访时，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人员抢走有效证件和钱包……。
随着中港在经贸上更紧密合作，两地经济一体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在回归六年多以来，经济出现了近年罕见的困难，究竟中港更紧密经贸合作，长远来说是祸是褔？
著名中国经济社会学家何清涟为本报读者分析了两地经贸合作的关系。她以“肉羹”比喻中国政府与国内“新富人”的复杂关系；她说：“这架绞肉机每天制造大量的肉羹，今天的幸运者可以分一杯羹，而明天说不定又成为被别人分食的肉羹。”
何清涟指郑恩宠以至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的遭遇说明了中国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表明公权私人化，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她认为，“如果香港还能够选择的话，当然还是要保持‘一国两制’……不要让香港内地化，不要将香港百余年来积累的政治文化资源丧失殆尽。”
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关于中港两地合作
何：中港两地合作，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只是那时没有采用这种由政府出面签条约的形式。那时中国未对外开放，需要香港做转口贸易与国际金融方面的服务，更兼香港在出口导向型的几大产业如服装、玩具、电子有优势，所以香港之于中国大陆，那时是只下金蛋的母鸡；香港产业为降低劳动力成本与厂房等基础设施的价格，纷纷内迁，珠江三角洲的发迹就得益于香港这只处于产蛋旺盛期的“金母鸡”，而且那时中国政府（包括广东省地方政府在内）都很清醒，知道广东沿海地区的前途是香港化，而不是让香港内地化。
但现在情况变了，九七回归以后，“一国两制”的承诺虽然没有推翻，但事实上是政治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了。而香港企业大量内迁导致经济空心化，再加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与亚洲地区金融中心的地位的优势都已经渐渐失去，香港经济进入近四十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不仅不能再为大陆下金蛋，反而在经济上需要依靠大陆。中国政府不管是出于责任或者出于利益考虑，都不能弃香港于不顾，所以才会签订这种所谓双赢的条约。但是随着经济上的依赖越来越深，政治上的一体化是迟早的事情。
中国政府采用这种经济合作与利益牵引的方式达到目的，比去年开始强行推销《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那种蛮干的方式要高明多了。香港的自由其实从“九七”前就开始逐步丧失，这个丧失的过程有如“青蛙的温水效应”。所谓“青蛙的温水效应”是指如下现象：将一只青蛙放置一锅凉水中，逐步给水加温，在温度逐步加升的过程中，青蛙最开始未能感到危险并逐渐适应，待水温升到危险的热度时，青蛙再想跳出，但已经丧失纵跳的能力了。经济合作与利益牵引的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其来也渐，其入也深，而且最后让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谁让我们变成这样？”
香港自由的丧失其实是从香港的媒体“自律”逐渐开始，我在深圳时一直看香港电视与报纸，从媒体的用语与报导中回避的一些问题就很清楚地感知这个问题。
对周正毅案件的评价
何：周正毅案件很典型地诠释了中国政府与新富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去年起，中国政府与新富人的关系让国际社会猜疑不已：一方面，江泽民大张旗鼓地提出“三个代表”，为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联盟开辟了一条制度通道；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新富人（即三个代表中“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因各种原因而成为阶下囚，于是国际社会想不通：为什么中国政府一会将富人捧上天，在“政治花瓶”即各级政协里面给他们安放了座椅，以示“一家亲”；一会却又将他们作为罪犯拘捕，并历数他们各种确凿罪行，传檄天下。人们被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各种资讯弄得恍恍然、惶惶然：这些富人们到底是罪犯还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新宠？而许多投资中国大陆的商人也被折腾得一颗心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在中国投资到底安全吗？这种昨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的命运什么时候也会降临我的头上？”
其实，中国政府与新富人之间这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期新富人们致富的“中国特色”所注定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一方面将原来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仍掌握着大量再分配权力，私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官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国家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分垄断租金，是商人们最好的经营策略，盈利更像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攫取物件，但却还远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也正因其缺乏独立性，富人们虽然非常富裕，却缺乏安全感，这是中国近年来富人们大量移居海外，中国大量资本外逃的原因。
这几个富人成为阶下囚各有因由。仰融利用一些外界无法知晓的因素成功地逃到国外－－他的落网可能会导致某一区域或某一层级的官僚系统瘫痪，为了“爱护党的干部”，有关方面有意放行。杨斌投靠金正日，想利用一场非常复杂的政治赌博保护自己，却触怒了中国当局；而周正毅是因为“拆迁”让众多平民破产，逼得他们为了生存不惜拼个鱼死网破。但从他们几个致富的途径中却可以窥出中国新富们最典型的“登龙术”：股市（当然要靠种种黑幕手法）、房地产、与银行合谋贷款进行各种“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而这几个部门正好是政府权力干预得最多的地方。
中国政府绝非好政府，但表面上毕竟不能将贪污腐败作为立国原则，还得制定一些法律作表面文章，以向国际社会表示自己并非文明化程度不高的前现代国家。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团因利益而分立，都在努力抓别人的把柄，以争取更多的利益，于是反贪污腐败成了打击对手争夺利益的最佳借口。每一个新富落网，引发的必然是一连串政治地震。可以说，这些富豪们演绎的故事只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闹剧中的一幕而已，这场戏离落幕还远着呢，目前在台下观戏的说不定哪天就又成为戏中人物。
要言之，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富豪们其兴也暴，其亡也速的命运。这架绞肉机每天制造大量的肉羹，今天的幸运者可以分一杯羹，而明天说不定又成为被别人分食的肉羹。所谓法律，在中国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与道具，绝对不是弱者与失败者（包括这些曾经雄睨一时的富豪们在内）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工具。
郑恩宠的被捕与审判
何：郑恩宠律师的遭遇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政府已经不顾任何公义及政府本身应该恪守的原则，放弃了弱势群体，并用“国家诬陷”的方式来对待一切敢于挑战政府权威的人。
早在九十年代后期，江泽民就确立了一个原则：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在世界人权公约上签了字，为了表明自己也尊重人权，说一套做一套成了中国政府自以为得计的“外交策略”。郑恩宠律师是因为帮助拆迁户申诉而被捕，而拆迁问题已经成了中国各地民怨沸腾的一个矛盾集结点，而没有政府在背后或明或暗的撑腰，那些公司是不敢这样公然为恶的。最重要的是，近些年来，“国家诬陷”这种方式并不仅仅只用于郑恩宠律师一案，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比如河北大午集团的董事长孙大午先生即是一例。明明是当局对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不满，偏偏要找出他在一九九二年的非法集资问题。问题是：这事情都发生在十多年前，如果集资当时是非法的，当地政府那时都干什么去了？这两个案例还只是我们看到的，许多事例根本就没见之于媒体。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表明公权私人化，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与国际社会一些失败国家十多年前的状态差不多。中国是个专制国家，但专制国家并不一定导致国家失败。问题在于如果出现了上述三大特点，而社会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或者没有能力来扼制这种趋势，中国的前景就令人不乐观了。
香港回归中国后应该扮演的角色
何：如果香港还能够选择的话，当然还是要保持“一国两制”。如同我前面谈到的，不要让香港内地化，不要将香港百余年来积累的政治文化资源丧失殆尽。有人说，华人文化圈很难有西方那种民主政治，香港有自由没有民主，新加坡有民主没有自由，台湾有民主、自由却依然还不是法治。但这三种形式无论哪种都比中国大陆的现状要强得多，所以香港人应该设一条底线：经济上尽可以合作，但政治上还是保留原来的体制不变。不过，集体行动有时候是无理性的，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近期利益，而很少考虑到个人行为最后会导致什么社会结果。台湾商人目前的举动就是个例证。
顺便说一点小花絮，中国加入WTO那一年，我正好途经香港，看到董建华先生在电视上兴高采烈地大谈中国加入WTO后，将会大大促进香港经济的发展。我当时就对两位香港记者讲：“中国加入WTO以后，香港会丧失贸易中转站与亚洲金融中心的优势，香港经济会大受影响，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他作为特首，应该谈‘中国加入WTO以后，香港面临的经济转型’才对。”当时一位记者沉默了半分钟后答：“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必须这样说罢了。”我想，如果连对这样的经济问题发表看法，都必须按中央政府的口径谈，香港的独立性有多大，有没有可能自选角色实在很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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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一九八三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九八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湖南财经学院及广东暨南大学任教，并长期在报社供职。近年来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主要代表作有《现代化的陷阱》（海外版名《中国的陷阱》）、《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人口：中国的悬剑》等。二零零一年六月中旬被迫辞国，现居美国。
其著作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创下了中国学术书畅销的首例，并被译成日文等外文出版，美国著名书评杂志《纽约书评》（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刊发了长篇书评，给予该著作极高评价。其多篇学术论文也被译成英文。近日由博大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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