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5日讯】陷阱！陷阱！
小心！小心！这应该是听到有人喊“陷阱”的自然反应。可是，还是有许多人掉进去，包括不少台商。
喊陷阱的不是台湾人，是出生于湖南的中国女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她喊“陷阱！”并不是专门喊给台商听的；不是，她是要向全中国人大声疾呼的；更正确的说，是要警告中共政府的，因为这些陷阱正是中共官方布下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几年前我有幸读到第一版的《中国的陷阱》，现在知道何女士此书的修订版即将面世，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特别向所有关心中国经济与台湾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人，真诚、郑重的推荐这本书：这里有您不能不了解的中国经济真相。
原始资本累积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在披露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出现的种种问题，包括贪污腐化、贫富悬殊、道德败坏等等。由于这些问题是以公权力介入造成的，所以特别严重。这些现象，在书上是以“圈地运动(瓜分国土)、自发性私有化(化公为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权力市场化或权力资本化、国家机会主义”等呈现。这些问题也可以综合成一个观念，就是“原始资本累积”。
所谓“原始资本累积”，在此是指“资本大量地、掠夺式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意思。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是结合了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原始累积成为一个很煽情的批判。但这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主意；就像凯因斯学派(Keynesian)很盛行时，有人就指出这个学派的很多主张，并不是凯因斯(J. M. Keynes)本人的意思一样。《中国的陷阱》第一版有一篇秦晖写的导读，里面花很长篇幅讨论“原始资本累积”。根据他的说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分别在两章提到“资本主义累积”与“原始累积”（previous）；后者是指“在资本主义之前，有一种‘原始累积’…”。这种原始累积，指的是一些与市场机制无关的抢劫行为，如强迫劳动、猎奴、海盗、强占公产、抢劫黄金等。但是，这样两个不相干的名词，因为英文(previous)译成德文(ursprungliche, 最初的、原始的)，再传到俄国，就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累积”。中国人把它译成“资本主义中‘最初’累积”，于是，原来与资本主义无关的“原始累积”，就被附挂在资本主义里面了。
造化弄人，这样用“血和肮脏”对资本主义的无情痛斥，竟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活生生的公然演出！《中国的陷阱》作者自订的英文题目，就是The Primary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现代中国的原始资本累积)。了解真相后，您也可能会掩卷叹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最严厉、最激情、最煽情的批评，原来讲的是它自己！
腐败全民运动
何清涟在这本书搜集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本累积”的腐败事实，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被政府刻意掩盖的根本经济真相。这些个别案件，不论是讲国企主管如何将国有财产“五鬼搬运”到私人库房，或泛滥成灾的地下工厂如何生产伪劣商品，或官场里优败劣胜的人才反淘汰，…很多是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所不能想像的。但是，最根本的腐败在于体制腐败。这种制度结构性的败坏，已经不是任何个人能够改变的了。
中共官员的腐败，连年得到首奖，是中国百姓最痛恨的社会问题。连中共党内中高级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人民甚至认为腐败的官员连妓女都不如，说妓女拿了钱还要提供服务，而这类人拿了钱，连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顾。网路上流传一个“妓女万岁”的贴子，举出四十五种贪官不如妓女的理由，结论要求贪官向妓女学习，以达到妓女水准。
但是，量大后可能产生质变。据2003年的一项“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统计调查，几年来一直名列前茅的“腐败”问题，已经一落千丈，几乎快要被挤出前十名了。分析家说，这不表示中国的腐败问题减缓，而是人民“哀莫大于心死”，因为心死而不在乎了。过去，人民还会对腐败冷嘲热讽，官方就虚与委蛇，偶而也杀几个失去靠山的贪官，来平息一下民愤。对那些真有影响力的，如记者，或上访反贪、锲而不舍的人，官方则是给予严厉打击；迄今中国仍判刑关押不少记者，也有为此而牺牲生命的教师。
当民间对腐败的影响，有如“清风掠过一沟绝望的死水，吹不起半点漪沦”时，失望的百姓的可能反应是同流合污，一齐腐败。百姓的腐败就是道德沦丧。在中国，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化妆品、饮品烟酒、服装鞋类、音像制品、药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最为严重。市面上有假烟、假酒、假药、假木耳、假牛奶、假种子，人们普遍讲假话，学校发假文凭、办假留学，企业做假账，股票假上市，官方也不甘落后，创造假数字、办理工程、伪造假民谣，在天安门公然上演假自焚。外国杂志以“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不反腐会亡国
中国腐败的问题非常严重，可说人尽皆知。很多地方都发出同样的声音：再不反腐，中国就会亡于腐败。朱镕基1998上任总理时，提出“二百口棺材”论，说要用199口来肃贪，留一口给他自己；意思是命豁出去了，一定是要消灭中国的贪官腐败。多大的魄力啊？！2002年朱镕基下台了，结果呢？
新纳入本书第十一章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是《中国的陷阱》(第一版)出版后，作者发表在湖南《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的文章。据说，这是何清涟遭到整肃的导火线。在那里，何女士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的官僚阶层现在则演变成新精英阶层（官僚精英与经济精英结合，外加知识精英），依中国宪法规定应为领导阶层的工人与农人，竟沦落成社会边缘层，中国已经由老权贵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社会”。
精英集团为了分享内部资源，建构了政治、文化、经济资本的可转换性，在公权力介入的所谓改革中，将权力资本化来累积私人财富。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腐败也因量变而质变：八十年代是“个人腐败”；进化到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的“组织化腐败”，特征是一把手（单位首长）带头腐败、机关间权钱交换、下级向上级贿赂以获得上级财政支援；到1998年以后，再进一步演化为“制度化腐败”，不但腐败普及到各机关，而且发展出制度性的分配机制，减少腐败行为造成的磨擦，这时，抓贪污反腐败沦落为政府高官间权力斗争的工具。
那么何谓资本可转换性呢？我们以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转换为例，何清涟说，典型的作法是让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结成血缘关系，通常就是“一家两制”：丈夫或家长当官，妻子和儿女就拼命捞钱。就这样官商合作“权力资本化”，结果，占全国1%的人口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边缘化了：他们失去工作，失去土地。
这就是魄力十足的朱镕基执政十年的成果。不错，不反腐会亡国。但是，当腐败制度化了，机关之间形成一套分配机制后，真要反腐，必然会激起党内既得利益者的反弹。所以中共掉入了一个“不反腐败亡国、反腐则亡党”的陷阱里。
大时代的见证
这本书并没有一般经济学术专著中烦人的理论模型、数学符号、或百分之多少显着水准的统计回归分析。这里有的是：大量的一手资料与经济史实，经过作者有系统的整理、分析，进而对中国改革开放前景提出推论。可能有人忘了，其实“理论”就是用来帮助我们发掘现真相的工具。而这里所讲的，正是“真相”。这本书是一个大时代的见证。
什么大时代呢？共产主义统治人类超过三分之一人口达五十年，后来证明它是不行的。不行了，就要改变，但如何收拾这场悲剧呢？一个国家要从共产主义改邪归正，变成资本主义，有两条路：一条是一下子就改变过来，学理上叫做“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另一条路是慢慢改变，称为“渐进疗法”(gradualism)。前者以苏联为代表，包括东欧共产国家，它们的特征就是共产体制几乎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后者主要就是中国。从表面上看，苏联解体后，有一段不短的痛苦时间，经济负成长、社会混乱。但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一路长红，经济连年高成长，甚至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屹立不摇、一枝独秀。不少人看到这个表相，就得到一个结论，说渐进式的改革才是正确的制度转型途径。但是，也有人慧眼独具，认为渐进式的体制转型，是在制造另一场悲剧；因为缺乏宪政体制改革的经济转型，表面光相亮丽，实则“败絮其中”。经济学界对此已有坚实的学理论述，何清涟则从实务面见证了这段历史。
中国这场渐进式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退位，但补位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放任官员进入经济领域，“随意化”的行政干预。说是体制改革了，好像是说中共放弃共产体制了，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本加厉；因此，取而代之的，是半市场经济与半随意化行政干预的双轨制。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76年出版他的《国富论》时，对这种体制就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他说，“任何两种性格，都没有像商人 (泛指所有企业经营者) 与君王 (意指政府) 这两种性格那么矛盾。商业性格是极坏的君主，而元首性格则是极坏的商人。”中国渐进式的体制改革，正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矛盾的组合，它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
何清涟女士的这本巨著，就是中国大陆这场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见证这种改革掉入了腐败的陷阱，陷入了一个流沙阱，先是官员没顶，百姓随后遭殃。
湖南邵阳才女
1989年“6．4”之后，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中国知识份子留在国内的不多，何清涟女士是其中之一。她留在深圳悄无声息地做研究，1996年8月本书初稿完成后，作者周游北京等五省市九个出版社长达一年半之久，虽然获得编辑赞赏，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敢替她出版。何清涟后来写道：“在无可奈何之中，我这本写给大陆中国人看的书，却只能拿到大陆之外的地方出版，其中所蕴含的种种无奈和痛苦，已不是几千字的短文所能述说的。”
在一篇〈何清涟敲向了中共的丧钟〉的文章里，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法律编辑兼记者张伟国透露说，就在《中国的陷阱》1997年9月在香港出版后，中共最高层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当时，他们不仅曾派人专程到香港购书，并由安全和公安部门同时做好了拘捕何清涟的一切准备工作。但不知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让这位出自湖南邵阳的才女逢凶化吉。
因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的关系，本书删节版得以用《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大陆出版，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因此表面上，何清涟曾有一段意气风发的日子。在《陷阱》出版之后，她的个人文集陆续在大陆出版，政论和时事评论也广受欢迎。部分认同她的官员大力为她宣传，例如张伟国就透露说，汪道涵就随身带着一本《陷阱》，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向全国党政官员推荐。大学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纷纷邀她专题演讲。中纪委也邀请她为反腐败“献计献策”。国际上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国家，也十分重视何清涟的意见。1998年下半年开始她先后应邀访问日本、瑞典、美国等国，与各界交流、分享研究心得。
不料，2000年6月何清涟访美回国不久，即被告知，已依中央指示“降级减薪”、解除《深圳法制报》专稿部副主任职务，并且不准以本名或笔名在任何报刊杂志上发表任何作品。据说，发表在《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就是导至作者遭到整肃的导火线。
被整肃的何清涟，并没有按中央暗示，妥协地赴香港暂避风头。对这段迫害，她自述说：“从戊戌变法开始，为了中国的民主富强，有仁人志士不断在流血，我们本来主张不再流血，走改良道路，促进民主宪政，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我已经竭尽棉薄，我今天有这个遭遇，在我们这个国家也是必然，所以我已经想好了。这段时期，如果我要是有什么人身意外，比如车祸、抢劫、入室杀人，都可以看做是某种黑箱操作的行为。”
还好，在这类暗杀之前，何清涟选择了一条逃亡的道路。在经历了长期被跟踪、监视，住处被入侵，发觉生命危在旦夕之后，2001年6月她逃离中国。
侠女铁肩妙手
按照何清涟的分析，腐败已经使中国“软政权化”，即中共政权已经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并迅速“拉美化”（即拉丁美洲化），意指城乡贫富悬殊、穷人入城成为贫民窟与犯罪来源、地下经济泛滥、少数政治利益集团对中下层极尽剥削。这可能正击中江泽民集团的要害，无疑也敲响了中共的丧钟！
对何清涟用如椽巨笔横扫贪污腐败的道德勇气，张伟国说：‘一位新闻界的前辈曾经感叹：在推翻满清皇朝的时候曾经涌现过一位名垂千秋的剑湖女侠──秋瑾──；现在，中国知识界却鲜见“半边天”的身影。如今，何清涟以自己的思想、言论和一身侠骨，弥补了这位新闻前辈的缺憾，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精忠报国又一典范，也是中国“巾帼不让须眉”传统的一个现代版。’
到底何清涟的侠义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可能大部分是个人天性，但何女士在一篇〈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文章里，自述她的思想成长历程。生长于湖南邵阳的她说: ‘60年代中期的邵阳市，曾生活着一批颇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志的青少年，这批人后来成了该城市“文革”中两大圈子的核心人物。……他们的才华当时在文革的特殊产物大字报上尽展风采，读到这些大字报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女孩，但也被他们文章的气势所震慑，更为那种被革命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陶冶出来的精神气质所感动。我是直到十五、六岁，那两个圈子因其核心人物星流云散而不复存在时，才和其中的部分人交上朋友。那时的他们已经不再怀有“文革”初期那种激情和浪漫主义，多了几分成熟和凝炼。从他们那里，我常借到一些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与法国启蒙时代的文学作品，对别林斯基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也许正是受了这种影响，几乎从青少年时期起，我对生活的观察和思维就不太像一个小女孩。这段时期的思想营养以及影响我一生的那种道义责任感，几乎全得益于这个圈子的一些朋友。……’
这份道德责任感迫使何清涟自认有责任指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也就因为讲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真相，这位中国现代侠女不见容于当道，流落外乡。她挥出智慧之剑想拯救的那个国家不要她。何清涟或许会以为，向国外人士述说自己那牵肠挂肚的祖国，掉进陷阱，是既痛心又无奈的事。但我们相信，让国际社会更多了解中国现代化的真相，是挽救中国的有效途径。
欲购此书﹐请向各地书店洽询或向博大出版社订购。邮购价USD$20.00, 加州邮购者请付$1.65销售税。支票抬头：Broad Press Inc﹔地址：P.O.Box 70456 Sunnyvale，CA 94086，USA﹔支票兑现后寄书。博大出版社电话：1-408-472-9980 传真：1-206-350-0947﹔电子邮件：contact@broadpressinc.co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