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日讯】1989年六四之后，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中国知识份子留在国内的不多，何清涟女士是其中之一。她留在深圳悄无声息地做研究，1996年8月本书初稿完成后，作者周游北京等五省市九个出版社长达一年半之久，虽获得编辑赞赏，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敢替她出版。
何清涟后来写道：“在无可奈何之中，我这本写给大陆中国人看的书，却只能拿到大陆之外的地方出版，其中所蕴含的种种无奈和痛苦，已不是几千字的短文所能述说的。”
为反腐献计献策 官员有请
在一篇〈何清涟敲响了中共的丧钟〉的文章里，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法律编辑兼记者张伟国说，就在《中国的陷阱》1997年9月在香港出版后，中共最高层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当时，他们不仅曾派人专程到香港购书，并由安全和公安部门同时做好了拘捕何清涟的一切准备工作。但不知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让这位出自湖南邵阳的才女逢凶化吉。
因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的关系，本书删节版得以用《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大陆出版，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因此表面上，何清涟曾有一段意气风发的日子。在《陷阱》一书出版之后，她的个人文集陆续在大陆出版，政论和时事评论也广受欢迎。
部分认同她的官员大力为她宣传，张伟国透露，汪道涵就随身带着一本《陷阱》，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向全国党政官员推荐。大学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纷纷邀她专题演讲。中纪委也邀请她为反腐败“献计献策”。国际上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国家，也十分重视何清涟的意见。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她先后应邀访问日本、瑞典、美国等国，与各界交流、分享研究心得。
揭腐败命危旦夕 逃离中国
不料，二○○○年六月何清涟访美回国不久，即被告知，已依中央指示“降级减薪”、解除《深圳法制报》专稿部副主任职务，并且不准以本名或笔名在任何报刊杂志上发表任何作品。据说，发表在《书屋》杂志（二○○○年第三期）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为作者遭到整肃的导火线。
被整肃的何清涟，并没有按中央暗示，妥协地赴香港暂避风头。对这段迫害，她自述说：“从戊戌变法开始，为了中国的民主富强，有仁人志士不断在流血，我们本来主张不再流血，走改良道路，促进民主宪政，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我已经竭尽棉薄，我今天有这个遭遇，在我们这个国家也是必然，所以我已经想好了。这段时期，如果我要是有什么人身意外，比如车祸、抢劫、入室杀人，都可以看做是某种黑箱操作的行为。”
还好，在这类政治暗杀之前，何清涟选择了一条逃亡的道路。在经历了长期被跟踪、监视，住处被入侵，她发觉生命危在旦夕之后，二○○一年六月她逃离了中国。
年少慕文革青年 道德文章
到底何清涟的侠义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可能大部分是个人天性，但何女士在一篇〈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文章里，自述她的思想成长历程。
生长于湖南邵阳的何女士说：“六○年代中期的邵阳市，曾生活着一批颇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志的青少年，这批人后来成了该城市‘文革’中两大圈子的核心人物。……他们的才华当时在文革的特殊产物大字报上尽展风采，读到这些大字报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女孩，但也被他们文章的气势所震慑，更为那种被革命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陶冶出来的精神气质所感动。我是直到十五、六岁，那两个圈子因其核心人物星流云散而不复存在时，才和其中的部分人交上朋友。
那时的他们已经不再怀有“文革”初期那种激情和浪漫主义，多了几分成熟和凝炼。从他们那里，我常借到一些十九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与法国启蒙时代的文学作品，对别林斯基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也许正是受了这种影响，几乎从青少年时期起，“我对生活的观察和思维就不太像一个小女孩。这段时期的思想营养以及影响我一生的那种道义责任感，几乎全得益于这个圈子的一些朋友……。”
擎如椽巨笔救国 不让须眉
这份道德责任感迫使何清涟自认有责任指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也就因为讲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真相，这位中国现代侠女不见容于当道，流落外乡。她挥出智慧之剑想拯救的那个国家不要她。何清涟或许会以为，向国外人士述说自己那牵肠挂肚的祖国，掉进陷阱，是既痛心又无奈的事。但我们相信，让国际社会更多了解中国现代化的真相，是挽救中国的有效途径。
对何清涟用如椽巨笔横扫贪污腐败的道德勇气，张伟国说：“一位新闻界的前辈曾经感叹：在推翻满清皇朝的时候曾经涌现过一位名垂千秋的剑湖女侠──秋瑾；现在，中国知识界却鲜见‘半边天’的身影。如今，何清涟以自己的思想、言论和一身侠骨，弥补了这位新闻前辈的缺憾，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精忠报国又一典范，也是中国‘巾帼不让须眉’传统的一个现代版。”──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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