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9日讯】1、今天我看了高行健先生的“获奖演说”。两位在理念上坚持的东西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高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作家，自称是“流亡者”，坚持个人写作。杨先生如何看待高先生？您是否也认为自己是个“诗歌的流亡者”？是否也坚持“个人写作”（ 孤独方式写作）？
我当然也是我们中国千千万万个被当局被害的作家、艺术家之一。但高可自称是流亡者，而我绝不可自称是，因我至少现在还坚持在祖国大陆的本土上写作。其实，就我个人写作的苦难史来讲，除了现已流亡海外的英雄诗人黄翔以外，在当代本土上，我是命运最为惨重者之一，另外在诗歌界还有廖亦武先生，但廖还是比我幸运得多。廖毕竟在印刷时代就把自己的代表作品推出去了，而我到了网络时代的现在才刚刚开始被挖开被封埋将近２０年的先锋诗歌写作史。但无论过去和现在，也无论怎样，我都会一以惯之地坚持我的个人孤独方式的独立写作。
2、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论调：我认为文革是必然的，包括文革前的运动。如果没有文革没有大跃进，中国的现在将比苏联更悲哀。文革的罪名被套在“毛泽东及四人帮”头上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固然有错误的地方，但没有集体无意识的参与是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再者说，文革的出发点本身不是坏的。我坚持的理由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必然是残酷的，而且必须是残酷的（也许有人会骂我有暴力美学倾向）。我们在“称颂”秦始皇及成吉思汗的时候，难道没有证明这一点吗？希特勒或许在千年之后也是英雄。秦始皇与希特勒以及成吉思汗只是因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的不同造成了在别人心里的形象不同罢了，但他们在残暴上难道没有一致的地方吗？因他们造成的进步不是他们的本意，但是是结果。不能说希特勒没有给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及历史的进步造成影响（电影的《英雄》是让人呕吐的）。现在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被禁锢在民族主义的牢笼里，这不单是中国人，也包括欧洲人、美洲人。……（出处我暂时无法提供给大家）我想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论调，以及说我们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否应该？
从中国人被血腥的极左共产专制的统治程度来看，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因为这也是自中共建政以来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必然产物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历史也是不可假设的。历史已成为历史、或已发生了历史那就是历史了。但单凭假设而言，如果没有文革和大跃进，刘少奇不会被打倒，那样在党内的亲苏派就会占据上风的统治地位，中国就会亦步亦趋地跟着斯大林加勃烈日涅夫模式的苏联走下去，其结果也不会比毛的反苏派路线好多少（因为那时不会在党内出现一个亲西方民主派）。他们谁打倒谁，都不会把共产统治的根本即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和阶级斗争方式改变，其只不过是温和派和强硬派的谁上台的形式区别而已，再万变也万变不离其中的还是独裁专制政体本身而已！所以说，由于那样的一党独大的建立在一为血腥暴力镇压不同政治势力、二为严控言论自由而愚民成效的独裁至上的绝对权力的一元化迷信统治下的统治基础上，为此那时的共产主义疯狂确实是集体无意识的。２０岁以前的我，就是被这种毒液浸透了的心脏的赤诚者之一。我那时的赤诚也一点没有假。这其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血液问题。要想彻底救中国，就必须彻底更换具有长期潜伏性的癌细胞组织裂变的血液系统，即给中华民族以彻底换血，亦即进行以彻底反洗脑的洗脑。我们经过了历次所谓路线斗争的反复洗脑运动，我们民族的９５％以上的民众基础的头脑中的多元开放思维已不付存在；就连儒家思想也被从根本上的几千年的传统支配细胞中洗除，所被洗脑后灌输进来的全部是只有一元思维的顽固不化、愚昧透顶的共产主义极左世界观，血液里全部是毛的封建专制主义加毛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英雄主义价值观；对毛的个人崇拜至今还是全民族大多数人的绝对情感倾向的选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虽然不再成为人们平面上的日常生活准则，但在深层潜意识里有时（特别是对历史事件的回忆与看法的定位上）还在支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即使是对于７０、８０年代后所成长起来的经济开放时代的走向和正在走向社会的新人来说，由于他们正好赶上一个中共作为国家化的极左指导思想全部放弃而实行了比较务实的只注意发展经济的权钱交易的黑社会时代，所以他们在社会学上只有个人小自由的政治无意识而没有全体大自由的民主思想，并且他们在行动上的小自由穷奢极欲泛滥化与在观念（主要是来自教科书）上的接受下来的历史共产主义思维教育的认可理念则又是那样水火不相容，这使他们反倒是在现实观念意识上谨小慎微地反感或者恐惧一切政治，而在历史观念意识上却顽固保守教科书上的教育观念，因此这一代人很可能就成为颓废无聊的政治矛盾和政治无意识一代，他们很难再有王丹一代青年人的那种活跃思想时代。因此我说，我们的反洗脑的洗脑和全面换血运动如果不尽早地来临和进行，新世纪的后几代人还将被这样糟蹋和蚕食废弃掉！那么，这个运动是什么？这绝不是像中共传统意义上的发动运动的运动，而是只是争得或者等到言论开始走向全面自由、开始能让媒体彻底实行松绑与解放就行了，就可以让被歪曲的真理和被愚昧禁锢的普世价值观在不会很长时间内重新回到人们只有一元化的单一头脑当中来，并很快就会开放出百花争艳的活跃思想春天来。这就是换血，就是反洗脑的洗脑。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能不能开放的问题。如果首先有了言论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迎刃而开，其他自由的到来也许就不废一枪一弹，或者少废一些枪弹。
关于文革的出发点本身是不是坏的这个问题，这要看历史的客观存在而言。从主观上讲，文革的出发点是毛本想利用群众反官僚、反权力腐败的普遍愿望和善良期求，而阴谋发动的以实现他的个人争权夺霸的独裁统治为目的的个人夺权运动，也是执政党内非程序化的争权政治斗争的结果；从客观上讲，其造成的空前民族大劫难，这是连执政党也在后来不得不承认和将其全面否定的事实结果。所以，文革从出发点到结果（从主观到客观）都是坏的。对它还抱有“出以点不是坏的”说法的，一是执政党为其继续坚持进行已部分修正了的独裁统治体制的一种策略说法而已；二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极左思想作为支配人生观的自我心理解脱者的说法。
关于民主制度没有建立以前的一切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已然是非常残酷的说法，是可作为事实的。因为这个历史是全部靠着流血来更换新旧政治体制的，而自从西方民主体制诞生以来，便出现了新的和平过渡的更换新旧体制的非暴力的理想模式，即可以不再重复封建专制主义以来的那种非常残酷的政体更进制和血肉进步史了。之所以进步人类要建立民主制度，就是因为这是完全可以按照良性循环的发展规律来改政换代的，即通过基本上是靠立法立宪规则下以和平普选的方式来完成政权更替的。自从民主制度有效实行以来，靠暴力来更换历史进程的残酷历史与现实正在得到部分控制、改变或趋于缓节。美国等建立民主制度以来的上百年和平推进的政权轮换历史，就很好地告诉了人类这一存在现实的必要和可能，并由此已成为人类世界进步历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潮流。我的《猛犸时代》所表达的和平非暴力的基本民主进步理念与这种政治诉求就是在文学艺术形式上的代言产物。
过高“称颂”秦始皇，这历来是独裁专制者的别有用心。毛的思想就是秦始皇暴君帝力根源加之马克思阶级斗争混蛋学说的产物。在毛的煽情和定论下，文革以来在史学界和思想界则把秦始皇过分地渲染了，这就是为政治服务和文以载道的结果。公正而客观地讲，把一定的历史人物必须拿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来评价。之所以说秦有功绩，是只能针对他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阶段上的推动历史的作用，并且他的残暴一面是必须由后人认识清醒和批判的。如果不能清醒认识和批判，那就等于是守旧他的反动的一面，并加固由他创建的那种罪恶的封建专制体制。包括对成吉思汗也是一言以蔽之。希特勒上万年后也不会成为人类的英雄，只能被界定为恶魔。因为历史越是向前发展，越会证明并能不断批判这种人类的罪恶元凶之祸根罪行。其实，毛比希特勒还希特勒，比斯大林还斯大林，比恶魔还恶魔。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由于没有真正的新闻言论自由，这便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毛还是一个大英雄，可过若干十年或不用上百年后，即等到言论完全自由后，毛肯定在人民群众中是一个大希特勒。这里必须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定位，我们普遍的知识界和史学界还是缺乏史学定位的基本常识。秦也好，成也好，还是希和毛，他们无论多么罪恶，其都是影响历史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的一定政治宗教信仰集团内的领袖人物，但他们不能是人类进步历史上的普世人文价值观上的真正英雄。他们最多只能定位为一定民族历史阶段上的狭隘民族主义“英雄”（其实就是恶魔）——因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必须承认他们曾经代表某个民族、某个党派、某个集团的一定利益、愿望和信仰的，而且这种地位的取得，也主要是靠他们的高招权谋、武力占有上风实力、愚弄群众有术等这三个方面的只有混世魔王才能具有的条件基础，并惟有在愚众与乱世情况下才能使他们获得成功的。在一个民主体制的正常文明盛世情况下，他们在断了愚众与乱世社会基础之上是绝然不能成功的。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大英雄”也算是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当时代的人民和集团的领袖也是成立的。正因为他们的残暴都是一致的，都是以暴力杀人起家、以欺骗获得地位和以愚弄百姓争得权力基础的，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今后历史进程上公正承认的人类英雄。他们所造成的历史事实，往往不是整体人类的进步，而只是个人和个人所在的集团信仰的成功而已。孙中山所缔造的民主体制被毛的红色革命一举倒退为红色专制，使我们不亚于西方先进国家民主潮流付之逆转，已至于今天还成为我们民族的梦中理想。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及其历史的进步，正是反法西斯的结果。如果没有二战，希特勒的极端社会主义就要从根本上消灭当时正在兴起的民主体制，甚至就连苏式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将不会存在，那样就将是法西斯主义的以日尔曼大民族主义来任意屠杀各种种族、各种主义的完全黑暗的血腥的天下。
我们确实一直禁锢在民族主义的牢笼里。古代的封建主义时期是这样，现代的社会封建主义时期也仍然是这样。当着专制极权主义在丧失一切统治人的价值观时，他们的最后绝招就是打出（极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号。当年的希特勒就是这样把所谓优等的大民族统治下的大家庭社会主义与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熔为一炉的，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无限膨胀和空前未有的强化，并产生了强大的精神控制力和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强化威力，从而也很快发展了突飞猛进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当着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时，也同样如上产生了巨大的威力。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十月革命后的短时期内的国民经济迅速建设与恢复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借助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一举夺取政权也是这样，其都是这种把极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极权社会体制理想结合在一块而成功的典例。若没有极端民族主义与之他们的信仰理想主义结合起来运用，他们的信仰理想主义就是不会成功的真正乌托邦。尤其在当代，我们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力强化，则有效地抵制了普世民主主义的进步潮流的演变，也有效地填补了中共现体制对传统的共产阶级斗争价值观放弃后的信仰真空，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国民积极性为之片面发展经济生产力而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务实作用力。但对于长远的人类总体利益和历史进程来说，极端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愚民效果和实际阻碍进步潮流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滋生的短期经济效益行为、民族仇恨甚至恐怖主义盛行，这都是我们先进人类和进步的普世人性价值观必须唾弃和批判的，而且这种批判势在必行（不然人类进步潮流将会被这种罪恶的伪人性和狭隘利益价值观所彻底吞灭）。真正符合普遍人类人性的，最终还是人类民主主义。但现在被极端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民族矛盾、暴力仇视和恐怖行为则还愈演愈烈，美国等民主国家的相对人类主义的思想与行为还被根本歪曲和让恐怖主义者包围着，所以，真正的人类民主主义在实践起来之时，则是那般艰难和不尽人意……当然，我不是说美洲人、欧洲人的先进民主国家里就没有一般性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是说他们基本上（从整体上而言）没有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这种狭隘价值观，起码在他们的知识分子主体中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在民主体制的国家里，民族之区分和差别以及相互的歧视越来越小，民族歧视问题从制度上给予了禁绝。凡民主体制国家里，都是基本门户开放主义的，而且各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和异义人士都能相互来去自如。只有专制国家里是口喊着世界大家庭，而实际上却不能容纳百川，甚至不能容纳本民族的异义人士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仅仅有限的生存与活动的自由人性权力。
3、诗歌的审美该如何定位？
诗歌审美的定位，我认为一切真的都是审美的对象。审美也必须包括它的批判手段即审丑。纯主观审美的那种从正面歌颂正义和善美的审美固然需要，但纯客观审美的从反面揭露丑恶和批判罪恶的审丑也绝对的不可或缺。我们的专制主义强制下的主流文学艺术观就是缺少后一种审美（即审丑）。我们的这种缺少更有甚于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时期，因为那时还有《红楼梦》等伟大的审丑著作的诞生。所以，审丑写作切实需要重新找回并要立为正传，如此以至强化起来。
4、政治的审美如何定位？
对于政治审美如何定位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首先从思想根源上彻底废弃中共建政以来就推行的苏式的极左传统写作模式即为政治服务的歌功颂德的政治审美原则。现在看来，这种政治审美原则已经基本上被淡化了，就连官方的意识形态主导领域也不再提“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了。但是，作为这种政治审美模式还没有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根源上彻底消除。一方面，文学写作者一般来说还是习惯于跟从性的正面颂扬现政意识形态的所谓审美写作，与过去的歌功颂德的单方面的只歌颂个人统治之德和以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之上的左派政治有所不同的是，现在是片面颂扬完全国家政治化了的极端爱国主义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可以弘扬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一部分文学写作者虽然开始厌烦任何贴近政治命题的写作，但却从此失去了对政治的批判锋芒和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患意识，并更以为甚的是，由此而开始造成了普遍逃避政治、害怕政治、或者干脆犬儒政治、投降政治的稗史之风。这样就有意无意地还是绥靖了政治、同样起到了颂扬政治的作用（因为现在的弘扬主旋律的文化政策，就是企图更宽泛地来界定政治的含义乃是只要爱国便是最大政治的主旋律，也即是说只要不反现存政治就是等于弘扬了主旋律——等于颂扬了政治）。这两种方式和倾向都是过去年代的服务政治的大翻版，其换汤不换药，乃实质一样。对于统治者来说，只不过是变换文化政策的新适应和新政治而言；而对于新时期写作者来说，也只不过是投降政治的新形式和新御用而已。只有那些不仅主动逃避政治的利诱和御用的、而且还能勇于坚定不移地批判并解构现存政治的文学写作者，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地废弃了传统服务政治写作模式和歌功颂德审美原则的人。
如此看来，在还没有彻底废弃传统极左政治审美写作模式的情况下，新的政治审美写作原则和模式都还严重阙如。如此这样一概逃避政治，在政治上没有真正的审美（真正的政治审美是必须批判政治的），实际上就是等于放弃了对于这种大文化、大历史和大艺术的干预及其写作实践。那么，新的政治审美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一贯坚持进行的批判政治、特别是批判和解构平面化的政治极权中心权力话语的绝不投降的写作路线，即坚持自古以来每个文人必须具有的批判主义和忧患意识，也即是以文学文本的艺术形式批判并解构一切丑恶而又腐败的政治，努力为民请命、为历史和人民的未来代言，从而肩负起每个知识文人分子必须肩负和承担起的推动历史、改变人类生存环境和现实人文面貌的道义精神责任。
5、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的：一是在政治体制层面上的具有制度根本保障的言论自由社会的早一天的到来；二是在文化体制层面上的具有多种文化意识共存制衡互动的完全自由化的文学艺术春天；三是在以上两个层面还没争取到或者还没到来的情况下，我们急需要的不是坐等其成，而是主动争取并使之奋力推动向前，并以其早日实现之。这就急需要和必将要求我们文学写作者必须承担起我在以上所说的新的政治审美责任！不无重复和必须重申的我们的政治审美责任就是：急需要我们承担起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现时平面化的政治现场的干预责任；急需要我们承担起对于普世人性人权价值观念的以其艺术形式的普及教育责任；急需要我们承担起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文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惯以自称为先锋文人来说——我们必须承担起的人类正义道义与人生正直价值观的一切人类先哲赋予我们的勇于自我牺牲、勇于批判腐朽、勇于具有肩担一切苦难的前瞻忧患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责任！……
２００３／９／２３日于盘锦蓝屋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