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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1日讯】 《礼记•曲礼上》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于政治内斗的需要，这句话是文革中批孔子的最大罪状。这句话的全文是：“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人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礼有不同的场合、用途。上文中的抚式是指古代上级遇见下级时，手抚在车马的横木上，身子略向前倾，以示敬意。上级见到下级污式致敬，下级则下车还礼；遇到普通百姓则不需要这样麻烦。这是一种互相尊敬彼此关爱的美德的体现，体现尊长礼贤爱民而已，而不是约束。过去中国为什么被尊称为“礼义之邦”呢？就是因为我们懂得做人的礼貌。《礼记•曲礼上》里面这样阐述我们做人为什么要懂礼貌：“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母鹿，泛指母兽，意即乱伦)。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我认为，“礼不下庶人”中的“礼”主要是指的祭礼，是国家制度，不是礼貌的礼；国家的祭礼当然不需要老百姓也来操持。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春秋战国时代许多人的“礼贤下士”的行为。在战国末期魏国都城大梁(今之河南开封)，曾经发生过信陵君执辔候侯赢的故事，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昭王之子，为人仁厚，礼贤下士，对士子门人无论有没有才能他都以礼相待，不为自己富贵而倨傲；而侯赢只是一个隐居的守门小吏。还有后来三国时期更加广为人知的刘备“三顾茅庐”等。“礼不下庶人”如果真的是我们被灌输的“不向老百姓讲礼貌”，这些就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由是观之，此实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刑不上大夫”，我认为主要是指的不在其在任时处罚，要维护官制的尊严，一般是削职，然后处罚。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今日之中共，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按照孔子所说的“选贤与能”的标准选拔官吏的，选贤能兼备者。贤是有大德行、高品行的人。大夫就是过去所说的大人，大人就是德行广大的人。没有那么大的德行，在过去的时代里是很难被选拔到那么高的官职的。
还有，有研究者发现，这里刑指的是“五刑”，“五刑”不是针对大夫设制的，针对大夫的犯罪使用“八辟”处罚。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问孔子，这后半句话的意思是否是说大夫犯罪不用刑罚啊？被孔子断然否定。历史上，哪个官员落罪了不受处罚？根本就是很少的，除非是有人包庇纵容，糜乱法纪，就像今天中国的官场一样黑暗。
造成这许多容易让人误解的原因，其中有一方面就是《论语》只是孔子的只言词组的记录，已经割裂了许多历史背景、环境因素、讲话的前因后果等；而时代变迁之后，观念也同样变迁了，比今推古，不亦谬哉。
《论语•阳货》“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这也是一句被今天广为批判的孔子的话，以为孔子是倡导歧视女性，而且历朝历代，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们更是歪曲孔子而制定了所谓的“三纲五常”歧视女性。
有人研究《论语》认为，这里的女子不是泛指而是专指，因为古代用君子和淑女来指称仪态端庄的男人和女人，而相对的就是那种“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小人和女子。此亦可备一说。更有人深入研究了孔子说这句话的背景。孔子还说过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子罕》和《卫灵公》中重复出现。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卫灵公的宠妾南子不仅以得见孔子为满足，还要公开炫耀，以抬高自己的身望。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但“子见南子”其事却又记在《雍也》章。因此有学者推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很可能也是在这件事之后讲的。皆有所指：“女子”即南子，“小人”指好色的卫灵公，“难养”指的是这二位：都难以相处和没德行。
而我认为，“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小人”，是指德小的人，或者是才大于德的人，这里没有贬义。相对“小人”而言的是“大人”，指的是德大的人。过去，尊称上级都是叫“大人”，意思是您德大所以官高，因为过去选拔官吏道德是第一位的条件。而下级都自称小人，意思是自己德小。如果德比才小，那么按照《易经》，就是不能自立的，或者是自己难于为自己做主的。就是主意识容易被外来因素给带动的，因为本来应该“德”是第一位的，是阳位，是主；相对于“德”，“才”是属于阴，应该是第二位的，在阴位。可是一旦颠倒了，就是阴阳反背。“养”就是积蓄，养德，畜就是积蓄。大畜卦彖曰：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养贤也；大畜卦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彖(tuan，易经的卦辞，论卦义的话)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嘛，不在其位就不得其养，这个养是自己积累，不是被别人供养。而女子则完全不同，女子就是属于阴的，《礼记 礼运》：“男有分，女有归。”意思也是男女都要在位。女子要有归，要有依靠才算归。女孩子天性就是这样的，所以最好能嫁人。养对女子来说是要男子养家糊口，女子没有这个义务。
西汉许慎《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歧视女性的事情，发生在元代以后的明朝，也就是儒家被朱熹乱了之后并把朱熹的理学当作“正统”之后。而在这之前，臣子也不是必须无条件听从君主的，相反，国君有错下属应该极力劝阻、批评的。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唐初的魏征就是最好的例子。
今天的人，已经不是很清楚古人所说的话的真正意思。为此文，以拨乱反正，还历史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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