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吴祖光

樊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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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4日讯】

  前言:尊敬的吴祖光先生于4月9日走了,我将他视为亲人,吴先生并 不知道中国有一个名叫樊百华的读书人,几年前父亲去世时我都没有此刻这样难过。吴祖光这个人太纯、太真、太正直、太善良太……了。中国进步知识界因为有了吴祖光多出很多的自豪!我不知道他在世时有没有看到我写他的这篇文章,这里通过海外的陈奎德博士将它发表出来,以寄托我无边的哀思,也作为我继续追随吴祖光精神,“一辈子做一个普通好人”的心志!

—作者 2003年4月10日深夜

  吴祖光先生是非常值得敬爱的。但谈论吴祖光先生一点也不需要正襟危坐,冥思苦想。恰恰相反,倒是要多一些松弛、再多一些常人的眼光,多一些返朴归真的底线觉悟。从某种意义上说,底线觉悟最难获取,因为这需要在深深浅浅、雅雅俗俗的繁杂言说中,彻底摆脱“文本神圣”(所谓敬惜字纸、文章乃千秋功业等等)、“口舌乾坤”(不管实际做得怎样,话一定要说得漂亮等等)的魅惑,而直取行为的意义。这当然不是要贬低甚或排斥书斋和论坛,而是要强调行动的至高价值。古往今来,有多少生命葬于历史的尘埃,反倒是留下了“名山”中人,这无疑加重了文化人“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名”、“名威而后”,轻实行、践履的缺钙传统,今天,我们应当努力伸张“做一个好人比写一百本书重要”的社会人格观!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的那段名言,非常值得我们中国所谓“事业心强”知识分子们反省!我们应当尽可能克服学院气,当此互联网方兴未艾的时代,我们完全有条件将目光多一些投向相对缺乏思想理论著述的人们,以强调现代公民性人格的紧要。吴祖光没有出版过什么思想理论著作,他的人格却有着第一流的重要性。

  吴祖光是率直型的人格。他当然是有先进思想的,否则他不可能那么自觉、澄明,不可能60多年来一以贯之地追求正义、坚守良知,如果你要从社会公共关怀的一面向他学习,那么,除了干净磊落的行为,再没有别的让你觉得高不可攀、劳神费心的了。

……

10天前我给尊敬的邵燕祥先生去电话时,接电话的谢老师(邵夫人)告诉我,吴老先生在病中,由他的儿子吴欢全天候护理。闻之凄然!84岁的老人还没有看到过“春天”到来的光景呢据说老人的身体是从1998年爱妻新凤霞突然去世后急转直下的。

新凤霞!又一个完美的人格:

  ——出身贫寒,自学唱评剧,14岁唱成了主角,是享誉海内外的“评剧皇后”;婚后才从丈夫识字,成为作家,一生出书20本;书画俱佳,家务活好手

  ——非常爱美的大美人儿,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威胁她和右派丈夫离婚,被断然拒绝之后,她也戴上右派帽子;“文革”初期作为牛鬼蛇神接受高强度劳动改造,一次累病倒地因医院误诊而致半身不遂。“我妈妈,一个闻名全国的大演员,嫁给他也有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担惊受怕,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吴霜)

……

  “我妈妈说解放前她怕警察,解放后怕党委书记。我妈妈追求的还是一些文化,她不愿意政治问题干扰到我们家里的家庭生活。但恰恰我爸爸对政治的敏感又促使他仗义执言。其实说到底,我爸爸并不是一个政治理论家,我爸爸跟政治的关系是一种被动的关系,完全不是因为我爸爸对政治有兴趣,而是因为政治从57年开始就对我爸爸非常厚爱实际上就是他对政治上的一些反应。”(吴欢)

  中国缺少像吴祖光这样的丈夫,也缺少新凤霞这样的妻子(她让我想起了俄国历史上那些追随丈夫走向西伯里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这不是从才华、成就上看,而是从最起码的立身处世的道德上看,从做人的起码勇气与良知上看。

  列宁闹革命得手的1917年,吴祖光出生于北京。父亲吴瀛(又名吴景州)博学,工诗、文、书、画,有著述四种传世,还是一位文物鉴赏兼收藏家。少年吴祖光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中学时代即发表过诗歌和散文,并被京剧艺术的特殊魅力所吸引,经常跑戏园,沉醉其中,受到了戏剧艺术的启蒙教育。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仅一年即应戏剧家余上沅之邀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校长室秘书,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剧作家曹禺。1937年在乃父的鼓励下创作并发表《凤凰城》,从此一发不可收,踏上了戏剧创作道路。写下了《孩子军》、《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林冲夜奔》、《咫尺天涯》、《闯江湖》等十余部剧作。他还投身多种文化活动,当过教师,编过报刊,日本投降后曾在上海主编过报纸副刊,连续写出新话剧,以笔作枪,辛辣地讽刺国民党当局和旧上海的黑暗,为此遭到当局的威胁,在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下出走香港。在香港被动做起了电影编导,两年编导了四部电影。

  共产党革命成功后,虽有香港好友挽留,并许以厚遇,吴祖光还是“一心要赶回来参加开国大典。”“赶回北京已经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愿的电影编导工作。”这时他“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组织决定、必须遵守’的‘制度’。这在以前我是没有经历过的,我从不妨碍别人,也从不愿受别人的管束。

……

  1954年全家迁到北京后,祖光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吴景洲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用了三天时间亲自鉴定,241件文物装了几车拉到故宫博物院。

  3年后的大劫难中他被打成右派,经过22年才重见天日,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然而,对一位正直、敢言的老人来说,他的漫长的冬天还没有结束。老人所遭受的苦难,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仅仅是因为他敢于说出真话。

  祖光先生在《从“1957”年说起》一文开篇就说:“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幸,首先是广大人民遭受苦难,而遭受苦难的人民完全是无辜的、冤屈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应该负责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当权者。”

……

  “我是一向主张创作、写作自由的,对这种低水平领导高水平的现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张就是,政治要有领导,军队更要领导;然而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这就是给吴祖光先生带来灾难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论”。连伟大领袖都亲自披挂上阵,提出“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论”与之相抗,结果当然是枪杆子战胜了笔杆子,秀才书生的理性败于流民兵家的非理性。“谁也想不到忽然从‘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而且把这种显然的‘阴谋’公开说成‘引蛇出洞’的‘阳谋’”。“而我由于在戏剧家协会的一次发言中谈了我反对戏剧审查的意见,被当时剧协的领导者田汉,把我的发言加上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这样,田汉就摆脱了他自己发表过的一切类似意见,揪出了一个专门与‘党’作对的吴祖光,成为戏剧界、甚至整个文艺界,第一个大右派!震动全国,立了一大功。”接着来的是整个戏剧界,以至文艺界对吴祖光的大批判,大会、小会不下五六十次。1958年吴祖光被发配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妻子被株连,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钢
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做了7年“兵团”通讯员,服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升学的权利,只能呆在家里。而父亲去世之时竟不知他的儿子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就是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担一切责任的我的母亲,担负起所有全家以及三个年青孙儿孙女的教养之责,虽然她还有许多儿子、女儿,但她一天也不离开这个‘闯了大祸’的儿子的家”

  ……

  萧乾曾戏说,如果他和吴祖光在街上同时遇到不平之事,吴祖光肯定会上前打抱不,而他自己则会溜之大吉。有这样性格的吴祖光,也就不会对是非善恶有半点含糊了。1992年6月的一天,吴祖光到医院去探望曹禺,两位老友坐在一起,手拉着手谈心,曹禺忽然满面愁容地说起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讲出一句对老友憋了多年的心里话:“你太听话了!”曹禺几乎叫喊起来:“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的时候还得揣摸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总听领导的?”

  “太不听话”的吴祖光当然也就“太不讨喜”,也就会遇到太多的流氓权力的滋扰!例如他与新凤霞的书画联展,三次布展就绪,临开展的早上却生生被陈希同下令卡死——“出动警车强制停展,把参观展览的数百名来宾、无数的花篮一律拦截”,人们闻言说祖光的忘年交王丹也要来,应邀到场的法国大使、香港名导演与文化部领导人都被晾在一旁了!

 ……

  “清除精神污染”有惊无险。但随着“四项基本原则”越发张狂,胡乔木、邓力群之流越发得势,“自由知识分子”注定要受到“自由化”这顶邓记大帽子的罩压了。1987年,方、刘、王三人被开除党籍之后,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和孙长江等人被撤销职务、劝退出党或开除出党,另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也遭到了整肃。吴祖光受到了名为劝退实为开除的处理。处理吴祖光的办法是让胡乔木爬几层楼找到吴祖光家里,秘密地向吴本人宣布七大错误,以免让公众知道,留下社会记忆。简直是黑社会的鬼蜮伎俩!

  吴祖光先生曾经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后,我得到一门知识,就是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有它不能公开说明的政治目的的。这一次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显然也有它的政治目的。”(《北京文学》1998年第5期)所谓的“精神污染”不是别的,就是以周扬、王若水等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以人道主义批判个人迷信、领袖崇拜、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异化”。关于这方面的回忆文章,我读到过于光远先生1997年发表在《广州文艺》上的长文——那篇文章好在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清除精神污染”是胡乔木上下其手,利用“政统”整周扬等人(周扬果然被整得短了阳寿)!

  胡乔木跑到吴祖光先生家中,宣读中纪委“劝”吴先生退党的文件(应读作“密”)!劝退文件列出“七大”理由,其中一条是:“吴在一篇文章中说:戏剧审查制度是当年国民党政权濒临灭亡、垂死挣扎的表现。而我们今日的戏剧审查继承了这个腐败政权的可耻传统。”还有两条是:“吴对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认为是给中国共产党丢了脸;吴曾发表一篇关于应当取消戏剧审查制度的文章。说:谁有权势就能判定一部戏剧或电影的优劣、生死是荒唐可笑的。”

  1989年2月13日,包括吴祖光、邵燕祥、冰心、吴组湘、严文井、冯亦代、萧乾、苏绍智、王若水在内的33个知识分子共同签署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全文是:“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1989年1月6日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我们认为,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

  1995年5月15日,吴祖光先生参加了由许良英、林牧等先生发起的知识界集体呼吁《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参加者中还有88岁高龄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91岁高龄的老作家楼适夷先生,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几所著名大学的院士、教授,以及王丹、江棋生、杨海等“深受不宽容之害”(许良英语)的青年。

  1997年3月,吴祖光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要求政府为“六四”事件平反。吴祖光说,这一震惊海内外的重大事件主流是反对腐败;事件是由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等一批官员向邓小平谎报军情所致。因此,已涉及腐败案的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

  1998年3月5日,吴祖光参与签署了《为政治和解及民主改革致国人书》。公开信签名者还包括了金尧如(著名政论家、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方励之(著名物理学家、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刘宾雁(著名作家、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苏绍智(著名政治学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著名经济学家,前中国国家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所长)、于浩成(著名法学家、前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郭罗基(著名哲学家、前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副教授)、吴国光(著名评论家、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等九人。据一位参加签名的知名人士介绍,该建议书由一名法学家起草,经过政治学家及历史学家的修改,前后修改了十多稿。林牧先生近来特别说到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按他的
三阶段论,他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知易行难、知缓行急的阶段,倘无践行觉悟,中国将出现灾难。吴祖光先生没有讨论这些,但他与林牧等先生一样,以其不间断的理性行为表达良知,说出真话。用新术语讲就是非暴力抗争(一位美国专家总结出190余种方式),我们则直接称之为公民性行为,以与李慎之先生的公民意向在实践层面呼应、嫁接!

  9位知名人士中,吴祖光是唯一生活在大陆的!坦率地说,如果不是9人,而是90人甚至900人,而且是国内的知识界名人占了多数,那就很有些公民气象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吴祖光是我们的人格楷模的一条重要根据。谢泳的一篇短文只眼独具,那就是他的《普及吴祖光》。谢泳说——

  “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图﹕新凤霞在吴祖光的剧作《花为媒》中的剧照. 2000年岁底于南京一角 (篇幅所限﹐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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