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8日讯】一、文革未被报告的一面︰题目和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尊重教师以及对教育体制的敬畏的传统。因此，1966年夏季发生的学生红卫兵攻击折磨教师的大量事件，是非同寻常的，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革命”，如果我们仅仅从对传统习惯的偏离程度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革命”的话。事实上，这些事件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从1966年到他死去的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夏天，在中国的宣传媒体上，对这些暴力事件却未提一字。虽然当时的媒体热情洋溢地支持1966年8月在全国各地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并且几乎天天把红卫兵的活动作为头版新闻报导。从中国官方当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新闻纪录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图景只是千千万万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而红卫兵的领袖们则在天安门城楼上围绕毛泽东欢呼鼓掌。在天安门红墙的背景上，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红旗、红色标语以及兴高采烈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构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革命风景”。这一类材料已经变成了今天关于“文革”的主要资料来源。
然而，在开始分析和评价这些已经被记录的“文革”故事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革命还有未被报告的另一面。而这未被报告的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量教师遭到学生暴力攻击并被打伤，有一批教师被打死，还有一批教师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另外，还有很多学生遭到他们的同学的打骂和侮辱，甚至被打死。
这些暴力事件不仅仅在其发生之时未被报告。十二年之后，从1978年开始，由于中共领导人开始“否定文革”，中国媒体开始谨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以给他们恢复名誉。但是，这种报道的范围只限于数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和个别社会名流，普通人不在其中。
就学术性的研究而言，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1986，1988，1995年)[1]，没有一部报告了1966年夏天发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残暴行动。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二、调查缺失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从来未被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电影纪录片来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调查始于十多年前。我已经和数百名曾经历了学校中的“文革”的人谈过话。他们之中大部分当时是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教师，也有一些是受难者的家属。他们讲述了发生在115所学校里的故事。这些学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一所幼儿园。
在所有115所学校中，〔3〕在1966年夏天，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学生用暴力攻击教师的情况。其中有四所学校，各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一共有27名教育工作者被杀害了。此外，大量教师被严重打伤，有的在受到严重侮辱与折磨后自杀。还有学校外的人也被学生打死在校内和校外。
除了与被访者的一对一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两轮问卷调查。在第一轮中我问了殴打教师是否在网络使用者的学校中发生过。大多数网格使用者都太年轻而不可能见证这一类事件，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七所学校的名字。在那些学校中，都发生了打老师的情况。在第二轮调查中我询问未发生过打老师的情况的学校的名字。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打老师的情况的学校。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为本文以下将写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阅了个人的或学校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一些曾参与打人活动的人拒绝或不情愿和我谈话。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往往不能提供有关细节。对他们来说，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因其过于羞耻、过于痛苦而不能回想起来。举例来说，是中学学生而不是老师，向我提供了下文记录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克服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是作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另外，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死亡档案，所以对于调查所及的学校的伤亡，一定会有遗漏。文革的这一部分的事实，由于各种原因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疏漏了。这篇文章只能试图对1966年的迫害教师提供一个不完全的再现。还有很多事实依然不为我所知。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校园暴力的事实。当报纸赞美红卫兵却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不置一词时，死亡数目大规模升级了。杀戮也很少被群众组织的宣传品提到。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这些残暴的行为最多也只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需要对历史真实先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的基础才能认识到这一巨大差别－－可以告诉我们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和死亡的特殊心态。如果仅仅阅读这类来自文革时期的材料，则可能导致今天对“文革”的性质与后果的种种曲解。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主要通过我调查得到的材料再现并分析“文革”的一个部分。文中有大量实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从其他书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处。那些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
三、学生怎么打老师?
1.规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园暴力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强迫他们戴高帽子，给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后来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4〕
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刘美德当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过她的化学课的几个学生在办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7月底宣布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在学校“斗争”刘美德。他们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还把地上的污物塞在她的嘴里。8月中的一天，她被强迫爬上一张桌子并跪在那里。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由《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照了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被折磨。教务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被用火钩子毒打。李洁在两年后再次被毒打而死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多次毒打。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头上的大伤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曾强迫韩家鳌跪在他们教室的地上，全班一个接着一个，轮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带打了韩家鳌一个多小时，然后用火点燃了韩的头发。万邦儒和韩家鳌被强迫在衣服的胸前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分别写着“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的头发被剪掉。他们还被强迫互相打。顾涵芬，一个女职员，不但被剃了半边头发，而且有一只眼睛被打得失明。1966年8月26日，校园里掀起新的一轮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红卫兵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斗争”一大批被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教师和干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师干部那天在会上被严重打伤。26岁的化学教师刘树华，被毒打和侮辱，在“斗争会”后从学校的烟囱顶上跳下身亡。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在这之后，暴力行为迅速蔓延到其他学校。1966年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打斗了十多位教师。他们强迫这些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以致这些人的手掌和膝盖都流血不止。他们用铜头皮带打这些教师。其中的女教员被剃去半边成为“阴阳头”。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毒打后又被丢入喷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栋，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后来，在同一舞台上，还召开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斗争会”。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也同样在那里被打并被剪了头发。
在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语文教员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这个学校还有两名老师自杀，有一个被逼疯。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后，死在学校里。她的头发被薅掉，嘴里塞满污物。在她死后，红卫兵还强迫其他教员打她的尸体。数学老师张梅岩上吊自杀。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严重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那个夏天，高云多次几乎被折磨死。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桌子推翻，使陈摔下。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个校工。还没有找到记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房间门和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折磨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强迫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一个教初中语文的女老师被打死。被访问的几个学生说已经记不得她的姓名，只记得名中有一“娴”字。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被打得差一点死掉。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第138中学负责人也被打死，姓张，名字已经被忘记。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后，死于1966年9月6日，时年36岁。副校长易光轸在被毒打后，于8月下旬自杀。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这所学校离天安门城楼一公里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学生把音乐教室建成了一座监狱，在屋顶上设有了望哨和强光灯。他们在监狱的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在那里打人时，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这六个大字。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六中有九名教职员被自始至终关在这座监狱中，其中一人离开监狱一个月后死去。另一些教员、学生以及从校外抓来的“阶级敌人”也曾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有三个人被打死在这座监狱里︰一个是退休校工徐霈田，一个是学生王光华，一个是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写到的，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红卫兵“斗争”了该校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高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被打，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自杀。汪含英，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数学教师，在被“斗争”和抄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投水自杀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未死。
北京第三十中学的负责人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及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1966年8月24日，由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用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在那儿他们殴打了行政管理人员和教授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红卫兵命令拆除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牌坊，那座牌坊建于1905年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建立。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由“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学生站在他们身后挥舞棍棒皮带。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技馆中。他们一个一个被拉进一个小房间里拷打，没有一个人躲过。
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建议”对“黑帮”“监督劳动”。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不听他家人的反对，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24日，英语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受到了很长时间的折磨之后，其中包括在头发上剃出一个十字型沟和被皮带抽打等等，9月2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他被批判斗争和抄家。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杀。
在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陆进仁和其妻子吕静贞被“斗争”后，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杀。
在小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姓叶的老师被学生强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学的学生剃去了四个女教师的半边头发。在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学生剃了音乐的老师的头发，还强迫她和她的教美术的丈夫在许多学生面前互相煽耳光。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跳楼自杀。1966年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两天后死去。邵庆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幼儿园的老师们也难逃恶运。北京东城区的几所幼儿园的一些老师曾在中山公园中的中山音乐堂被批判斗争。从中学来的红卫兵剪去了他们的头发。有幼儿园里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盂里的水。
暴力殴打教师也发生在外省市。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来“斗争”。他们把墨汁浇在这些人头上身上，给他们戴“高帽子”，并且拖着他们在滚烫的马路上“游街”。学院负责人之一李敬仪当场被斗死，她的臀部被磨得血肉模糊，脚上的肉被磨光。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已经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省教育厅厅长，一起被“斗争”。吴天石身上被浇满墨汁，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死去。三个星期之后，8月27日，这个学校里再次举行大型“斗争会”，殴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斗争”杀害了两个人，但是斗人者不但没有犯罪感，还一直以这一天为光荣。他们命名他们的组织叫做“南师八三造反团”。后来他们建立的毛泽东塑像，特设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学，历史老师朱庆颐被学生打死。朱庆颐的独生子朱世光后来也在文革中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枪毙，文革后得到平反。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分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大规模“游街”“斗争”发生之后，在上海文革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写作小组”到华师大来看过，并在第二天就到其他学校讲话鼓动学生“开始行动”。1966年8月16日，上海外国学院附中红卫兵发起“斗争会”，在会上，附中和上海外语学院的一批教师和干部遭到残酷毒打，有人被严重打伤。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上海第三女子中学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只穿单衣）。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成卓如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女教授李翠贞被游街和侮辱后在1966年9月9日自杀。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红卫兵组织了一支“红色恐怖队”，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活动性质。在西安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多名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在“斗争会”现场被打死，死时不到四十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打死。校长被打断肋骨，九个老师被严重打伤，一个老师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被斗死。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他自杀。
在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虹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被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
在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思杰，在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在厦门第八中学，1966年8月，物理教师黄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师萨兆琛在被残酷毒打后关在学校楼上，在一天凌晨坠楼身亡。
在广州，广州第十七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总务主任庞乘风。在广州铁路中学，学生“斗争”英语教员高本锵时，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后猛击他的胃部。他开始呕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后是红的血。高本锵被关押在学校教室中，半夜自杀身亡，时间是1966年9月间。
在长沙，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开始殴打老师及“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的头发也被剪掉了半边。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自杀。在泸州第三中学，一位姓钟的女教师被罚跪煤渣，双膝流血。
在武汉，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反复被“斗争”后死去。在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
在江苏常州，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褚孟衡，被挂牌子“示众”并被批斗多次。有一天，一些学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用烟熏得昏了过去，然后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断。他满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没有一所医院敢给他治疗。后来他又被通知去学校参加一个“会”，那显然包括一场非人的折磨，于是他上吊自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发现了并砸开窗户及时解开了绳子。他活下来了。在江苏省扬州湾头公社小学，副校长张筠被毒打并监禁在教室里。她投河自杀，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岁大的儿子曾听到有些学生交流如何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
在浙江绍兴，第二初级中学的语文教员冯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斗争，在一次斗争会上，除了被辱骂、挂牌子、“坐飞机”和拳打脚踢之外，有学生在台上举起一把椅子往他头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冯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杀。
据被访者说，打老师的现象在他们所在的省区全都发生了。这些省区有︰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四川、江苏、江西、新疆、浙江。但是总的来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在北京最为严重，而北京在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攻击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从语言攻击到身体攻击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当局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大家“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国。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组”被派往各学校取代学校当局并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搞运动”。学生以北京大学为榜样，开始用同样的一套词语来改击他们所在学校当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学校里，那些最早起来开始对老师作语言攻击的人得到了工作组的大力支持，成为新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教师。除了“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这一类政治性术语之外，象“猪”、“毒蛇”之类的贬意词语，也被用来咒骂教师。〔8〕脏话“他妈的”，从1966年初夏开始变成学生口中的常用语。
工作组把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相当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组划成了第四类，并且被宣布“停职反省”，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长和被严重打伤的胡志涛副校长。有些教师不能忍受压力和侮辱，自杀了。在北京大学，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历史系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洛焕投水自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平心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在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于6月25日自杀。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于7月6日自杀。
在6月就有学生对教师进行身体攻击。在清华大学，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对那些已经受到语言攻击的人展开了暴力攻击。比如，上文写到的自杀了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学生追赶并殴打。有学生从厕所拿来大便纸篓，扣在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还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伤痕上敷了草药膏。胡寿文，上文写到的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在中学，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写给上级党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斗争会”上被打以及会后又被打。她说︰“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脆、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9〕这个“斗争会”是由工作组主持召开的。她向上级领导求救，请求保护。但是他们没有答复她的信。
然而，虽然工作组鼓励学生批判斗争老师，并计划把那些已被划入“第四类”的人送去“劳改”，但是对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1966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10〕
第二阶段︰从打到打死
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从大字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包括中学)”。在此之后，学生组织，其中绝大部分称他们自己为“红卫兵”，填补了因工作组撤销而造成的权力真空。正是在这时候，大规模的打老师事件发生了。已经被工作组划入“第四类”的人首先被红卫兵开会“斗争”和毒打。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卞仲耘校长打死后，当天晚上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向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当面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办室的干部来到学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至今没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层官员曾如何谈论卞仲耘之死。但是，他们在1966年8月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力是十分明显的。相反，他们高度称赞正在全国迅速传开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学生彭小蒙作了演讲。这两个最为瞩目的红卫兵人物所在的学校是最早开始用暴力攻击老师的。
在8月18日之后，暴力行为猛然升级，越来越多的老师被打或被打死。这一点，从上文写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关于“文革”期间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的文章〔11〕说，仅仅在八月的两个星期内，在北京西城区(位于北京市中心)，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或致残的人不可计数。这篇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介绍篇幅很短，并且未给予准确数目及受难者姓名。
第三阶段︰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各省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不准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那时候，北京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受难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仅有从前的工厂或商店的拥有者，有拥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还有艺术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个文艺工作者一起被中学红卫兵“斗争”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杀。
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中，红卫兵打死了附近的37岁的工人陈彦荣和一老年女人。陈的妻子刘万才一起被打。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死校卞仲耘后，又在化学实验室中把一名18岁的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上文写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说了“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了。”为此李丛贞被绑在柱子上当众打死。李死后，打他的人为判断他是不是真死了，抡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尸体松了绑。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原来的菜窖变成了打人场所，有十三个从校外抓来的人被打死在那里。一位被访者说，在位于北京郊外风景区的第四十七中学，红卫兵不仅打了他们学校的老师，而且把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庄中的所有“阶级敌人”都“消灭”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杀戮从市区扩展到农村。在北京大兴县，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在受难者中，年纪最小的是刚生三十八天的婴儿。〔13〕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1772人被打死了。这个数字最早可能出现于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份“内部”文件，标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个文件从未公布。文革后，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14〕发表一篇关于那时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的长文。1966年夏天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的数目在文中被提到一笔。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这些死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动词被动语态“被打死”，而没有告诉是谁杀害了这1772人。事实上，这些人不是被枪射击而死的，而是被红卫兵们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的。根据一份“内部”材料，从1966的8月26日到9月1日，在北京每天有数百人被打死︰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西城区一个区，有333人被打死。这些数字来自掌握居民户口的北京公安局。事实上，有些人不可能被计算在内，因为他们被强制遣返后，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时他们的北京居民户口已被注销。另外，在9月底以后也还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学的邵庆玉老师。另外，尽管1，772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多目击者认为有理由认为被打死的人的总数大于1，772。但仅仅就这个数字来说，平均北京的每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6至7人。（抄家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做的。）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28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而且，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他们的骨灰不准保存。当时除了被打死的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由于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尸炉一度供不应求。成批运去的不标姓名的死尸堆在一起，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大量冰块也难以防腐。
从1966年8月开始，红卫兵得到免费车票去全国各地旅行以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把暴力行为带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学的三个红卫兵串连了上海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到上海郊区梅龙公社牛行大队“斗地主”。结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国学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该校红卫兵就发起对附中和上海外语学院的教师和干部的残酷“斗争”，8月下旬北京来的红卫兵到了那里以后，那里又对老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毒打。老师被打伤后血流在地上。他们强迫老师用舌头把地上的血舔干净。
一位被访者，前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本文所附的学校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从北到南，从大城市到乡村，学生攻击教师和其他“敌人”的现象到处发生。在湖北省省会武汉，根据官方统计，1966年夏天，红卫兵打死了62人，还有32人因被打斗而死亡。〔16〕广播和报纸对红卫兵的宣传，以及“革命串连”，是把暴力从校园带到社会、从大城市发展到全国的有力推进。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头、棍棒打，用脚踢。
(2)“高帽子”和“游街”。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农民斗争地主的这一方式。这篇文章印在毛着普及本中，很多学生读过。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师范学院，上文写到的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就主要是在”游街“中被折磨死的。
(3)挂在被打成“敌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写有“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这个人的被打了红“×”的名字。这一象征手法被使用，是因为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标有红“×”。许多教师被强迫必须在公众场合挂着这种牌子。开始的时候，这种牌子多由两尺见方的硬纸板做成。但是后来有学生制作了沉重的牌子以加深身体攻击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学–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墙的学校–斗争校长刘启明的时候，有学生甚至用细铁丝把一块巨大的城墙砖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飞机”或“坐喷气式”。这两个名词是“文革”中广泛使用的。在“斗争会”上，被斗的人被强迫站在台上，低头，弯腰，双臂后举，身体形状如喷气式飞机。“斗争会”常常持续数小时，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式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那些年纪大的人来说。
(5)“阴阳头”，形似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案。学生把教师的头发剃去半边，因而命名。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师身上作为特别的惩罚。不仅中学生，大学生也这样作。
(6)用铜头皮带打。红卫兵的时兴装束是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加上红色袖章。皮带也被用来抽打人。军用皮带有铜头，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有些红卫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样才能“一打一个血窟隆”等等。(6)用铜头皮带打。红卫兵的时兴装束是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加上红色袖章。皮带也被用来抽打人。军用皮带有铜头，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有些红卫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样才能“一打一个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学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证便可以老师家中搜查他们的私有财物。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师一般都有很多书籍。除了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学书籍外，其他书都被视为“四旧”没收或者烧掉。南京师范学院西方美术史教授秦宣夫的画册全部被来抄家的红卫兵倒上煤油烧掉。一位教师被访者收藏的很多关于中国象棋的书，也全部被没收和毁掉了。
(8)“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专政队”。每个学校都有老师被打入其中。这种队被认为是“敌人”集体。队中的人必须做脏的、重的工作。如扫厕所，拾垃圾，等等。他们也必须总是挂着“黑牌”。在“劳改队”里的老师随时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有14个教职员在“劳改队”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三个“劳改队”。这三个“劳改队”是按照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其中“劳改一队”6人，“劳改二队”12人，“劳改三队”6人。当时全校教职员工有一百来人。
很多被访者估计，在1966年被正式赶入“牛鬼蛇神队”的老师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十。1985年前后在北京编写的五所中学的简史显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46名教师曾被赶入“牛鬼蛇神队”中并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学，63名教师进过“牛鬼蛇神队”。〔20〕在北京育英学校，二十多名教师进过“劳改队”。〔21〕在北京育才中学，16名在“劳动队”中的干部和老师都被当作“黑帮分子”毒打。〔22〕在通县(北京郊区)第一中学，学生剃了四个女教师的头发，76名老师中的53名被强迫进入“牛鬼蛇神队”，在皮鞭下每天劳动14-15小时。〔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称作“嚎歌”，因为被强迫唱此歌的教师已不被视为人类而被视为动物。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被强迫一日数次唱这个“歌”。如果唱得不被红卫兵满意，他们可能被打或被罚。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所作并流传全国。此“歌”词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
│6 5 3 3│ 2 2│
我要低头认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3 3 3 2 3 │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砸烂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录中所列的学校中都几乎都被采用过。还有别的方式在部分学校被采用。其中相当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设立牢房关押教师。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学，一位姓龚的老师被关押在学校几个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个学生看到他时都认不出他来。在北京第五中学，校长吕清寰被关在楼梯下面的小黑屋里几个月。北京第十三中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北京清华园中学，北京外国语学校，都设有专门牢房关押人。北京第四中学和第六中学都把原来的音乐教室改建成了监狱。在北京第六中学，如上文已经写到的，红卫兵设立的监狱关押老师和别的人长达三个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学学习“革命经验”。据一位北京景山学校的红卫兵说，他们因被指责为“斗争性不强”而去参观。她看到监狱中遍地都是血迹。
各式各样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学生用塑料包的钢丝绳打老师。据一位受害者说，这种塑料包裹的鞭子不会象铜头皮带那样造成皮肤上的明显伤害，但是导致更加严重的疼痛，“疼得钻心”。在南京南市小学，一位女教师被强迫站在一只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听批斗。批斗完后，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这名教师摔到地上。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教师被红卫兵强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01中学和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强迫老师打那些已经被打死的同事的尸体。当他们拒绝这样做时，红卫兵责骂他们“同情阶级敌人”，将和被打死的人“同样下场”。
甚至连那些有幸免于进入“劳改队”的老师也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时常有学生来要钱和粮票。据几位被访者说，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老师白天呆在学校附近的农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学生的骚扰。
4.谁被打?
从1966年6月初开始，教师成为“文革”的打击目标。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学生遇见老师，不再向老师问好。他们不礼貌地呼叫教师的全名，以代替过去带有敬意的“姓＋老师”。大多数教师都在大字报上和“揭发批判会”上受到语言攻击。被揭发批判的老师不被允许替自己辩护。在8月初“工作组”离开学校之后，学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殴打教师。当老师遭到身体攻击时，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不过，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被打。一般来说，下列四类老师被打︰
(1)学校的负责人，包括学校一级(在大学里，系一级也在内)负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为“反革命黑帮分子”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他们之中，学校的最高负责人以及主管教学工作的人受到更严重的折磨。举例来说，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较低并只主管学校总务工作如建筑物维修的副校长外，其他五名校一级领导都被毒打，而学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当时是第一副校长。假使学校当时有正校长在职，这个正校长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学术上较有成就教学业务上较强的教师，在“文革”中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在大型大学里，几乎所有的老教授都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不论他们的专业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在一般大学里，一个讲师也会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只因为那儿没什么人有更高级的职称，而且在1956年以后很少机会有职称提升。级别低的青年教师中学术成就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样被斗。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里，教师中级别相对较高或业务能力较强的老师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加以攻击。每一个学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击目标。
(3)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人，比如有“海外关系”的人，和国民党曾有关系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有意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1957年有相当一大批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当其冲被攻击。教师队伍在“文革”前已经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从中找出新的打击目标。在相当多的地方，当学校的党政负责人自己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先领导攻击了这部分人，直到他们自己也进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圈子。
以上三类人是在“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设定的目标。他们因此难逃攻击。
(4)曾经得罪过红卫兵学生的老师
红卫兵拥有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使得个人可以趁机报复私仇。比如，邵庆玉，上文写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是被已经毕业上了中学的学生回到学校报复时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学，副教导主任单承佐被当作“黑帮分子”斗争时，一个学生凶猛地打他并说︰“你还记得你以前处分了我吗？现在是你倒霉的时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学，一位普通女教师被一个初二的学生毒打，在地上爬行并惨叫，仅仅因为“文革”前这个女教师到这个学生的班上代教一节课时批评过这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一个七十来岁但相当健康的老校工，平时对学生比较严厉，被学生打得浑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开始以后，“牛鬼蛇神”一词常被用来指称那些斗争对象。对文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词出自古诗，原意是指化妆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义就成了打击对象的总称。这一词意的模糊性导致了很多老师被打的随意性。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体育老师遇到几个红卫兵学生，问她每月工资多少，然后就按照工资数用皮带抽了她那么多下。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发表过几首诗而且人很漂亮，因遭嫉妒而批斗争。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学，有一位老师因长得比较丑也被打，因为学生觉得他象电影中的反派角色。
在中学里，每个班有一个班主任，管束学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这部分老师比其他老师更易遭到学生的暴力攻击，虽然他们既非学校的“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的一位班主任，一个二十来岁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阴阳头”。在北京第二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剃了五十来岁的女班主任的头发。由于相似的原因，相当多的曾经给过一些学生不及格分数的老师被打得非常厉害。
访问教师时，我曾经问过，被打时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事实上，他们全都无声地忍耐了种种残酷的虐待。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当他被从家里拖出去游街、头上戴着“高帽子”、脚上没有穿鞋子的时候，他想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胡闹，于是就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学帮助他承受了侮辱。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他让自己相信种种暴力行为都只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他不是这样做的唯一教师。龚浩然，广州第二十五中学的教员，自称在“文革”前练过武功并知道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自己。当学生打他的时候，他蹲下，双手抱头，以武功的方法调整自己的呼吸。他总算被伤得不算厉害。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学教师孙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关押在家中毒打数日。他说，他的经验是被打时要尽可能保护身体不动，这样可这样可以减少疼痛和伤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被打伤后不能从医院得到治疗。他用“云南白药”– 一种传统的治疗外伤的中草药–治疗自己。这种药需要与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从未喝过白酒。从1966年夏天之后他便天天喝酒。开始是为了治伤，后来则是因为形成了习惯。他一直喝了下去。
没有一个人采取公开行动抗议或反对这些暴行。这并不是因为老师们全都怯懦，而是因为抗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三个明显的原因︰(1)警察已经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学生的行动。〔24〕没有人帮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这些打人的学生是受到官方支持“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而老师却是些互相隔绝孤立的个人。(3)任何个人性质的抵抗会带来严厉的报复并导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并被打。据红卫兵在当时宣称，李文波用菜刀攻击了来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然后自杀了。（文革后有知情者透露李文波没有刀砍红卫兵，只是要求让他的妻子上厕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在全城发起了以“讨还血债”为借口的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从第二天–8月26日–开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还有很多人被打后自杀。上面写到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刘树华老师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被打后自杀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若没有户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红卫兵却无处不在。一位教师被访者说，秘密逃离北京或中国的念头曾在他头脑中闪过，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样太困难也太危险，所以不能做。孙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师，在家中被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时，他的姐姐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来跟他道别。她的丈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在其学校中被打，他们就一起离开了家。孙启坤在孙菊生的家中被红卫兵抓住，但她拒绝说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被打死。唯一从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马思聪。在受到侮辱殴打之后，他在1966年11月秘密离开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后，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专案组来调查此事。那些被认为帮助过他以及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受到了残酷的审问。这些人中有的自杀，有的死在长期关押中，。这样一来，没有人敢于帮助他人逃跑，也没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锁牢的铁笼子已被造成，教师们无处可逃。面对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师们除了忍耐并把自我欺骗当作心理避难所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地理老师，目击了许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惧中，她跪在家中地上并叫她的儿子打她，来练习如何承受痛苦。她觉得没有这种“彩排”，她将无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师们在6月里曾被“工作组”划为四个类别。在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这种政治身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称强调的要“区别”对待“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敌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师，防止了教师团结起来抗议暴力行为。在卞种耘老师被打死以后，校中一位老师用伪装的笔迹匿名给卞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师均保持沉默。
有的被认为“没有问题”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斗争别的老师。在访谈中，听到有老师挑动学生打其他老师以报私仇的故事。
5.谁打老师?
在1966年夏天，教师随时可以被骂被打。这些行为在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不受法律、规定或常规的束缚。然而，通常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而是只有“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被允许参加在学校中打教师及在学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为。在当时，参与打人被认为是一种光荣或者特权。
一位被访者–当时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学生–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够格当红卫兵也不能去抄阶级敌人的家。那时候我为自己觉得很遗憾。”
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出身于五种家庭的学生才有资格成为其成员 。这五种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但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因为按照政府政策农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都是绝对不准搬进北京城里的。北京也没有很多工厂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红卫兵组织的规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那时一般都已经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可以算作“革命干部”。因此，在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也最为活跃的北京的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只有“革命干部”子女成为红卫兵成员，这些人只占中学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学生中，红卫兵成员不到三百人。这个比例在其他中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也大体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学，这个比例甚至更低，因为这个中学的干部子弟少。构成城市人口主体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员，各种专业工作人员，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如果他们还未被划入“牛鬼蛇神”)，等等，他们的子女不被准许参加红卫兵，只可以参加一种叫作“红外围”的组织，支持和协助红卫兵。从“坏家庭”出身的学生则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节中将谈到他们。但是少数红卫兵学生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权力，控制生杀予夺，所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后果。
在多数情况下，打人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群红卫兵一起行动，煽起敌意，互相鼓动。有时候，打人发生在几百人几千人面前。在这种场合中，每个人均要显示对“敌人”的痛恨与无情。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打死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群打人者都不认为是他们哪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担心犯了杀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是在被许多学生打了以后死的。。在数小时长的折磨期间，这个学校的1600名学生中没有人曾试图说服打人者停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动。在打人过后的那天晚上，在学生食堂中有学生高声谈论他们如何强迫她吃厕所中的脏东西以及如何用开水烫她。那里没有犯罪感，只有兴奋与轻浮的气氛。
有相当多的女红卫兵曾经猛烈地、残酷地鞭打折磨老师。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龄在14-19岁之间的完全是女性的学生打死的。从我的调查所涉及的学校的名单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发生在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学生不但打死了校长沙萍，而且发明了各种方法折磨在“劳改队”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师，包括跪带沟槽的洗衣板，弯腰到地，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扇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学，有学生命令“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们排成一列，然后用锤子挨个打他们的头。北京第五女子中学的学生多次用绳子把校长李一茹吊起在树上，然后突然松开绳子，把李重重摔在地上。李的肋骨被打断三根，还留下了其他后遗症。在男女合校的学校中，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女学生在打他们的女校长时起了重要作用。据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说，在这个学校中，男女学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师，但是一般男学生比女学生打得凶。
在中学和大学中，“牛鬼蛇神队”通常置于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的分管之下。这个人的年龄在14-24岁之间，有很大的权力控制教师的命运。这个人可以随意决定折磨的等级。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道德和心理状况。另外，据一些被访者说，在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暴力行动中非常活跃，而且似乎欣赏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当作乐趣。在一个学校里，这样的学生越多，老师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据被访者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最早和最严重的暴力行动发生在有较多政府和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第六中学和北京外国语学校,上海的复兴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明显地，这一现象和红卫兵运动的起源相关。这一运动是由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开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随学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当红卫兵打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时，姜的儿子–这个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亲。在姜被打死后，这个儿子精神失常。据一位在1994年见过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未能恢复正常。另一个例子是北京戏剧学校负责人江枫。江自杀了。
四、同时发生的迫害同学
从七月到八月，一副“对联”先在北京的学校、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1966年夏天，这副对联意味着那些父亲是“革命干部”的学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汉”，而那些来自“反动家庭”的学生则是“混蛋”。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随后贴遍了各个校园。事实上，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一些人有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整个年轻一代在1966年参加了红卫兵运动并且称他们为“红卫兵一代”。这样的看法与发生的事实不相符。在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地北京，多数青少年不被允许参加红卫兵，有的学生还象他们的老师一样被他们的同学迫害。
比如，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家庭出身好”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坏”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其他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家庭出身坏”的青年。一根长绳子绕过被“斗争”的十个学生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与此相仿的斗争会在这个学校的其它班级中也发生过。在同一天，校长卞仲耘也被打。卞被打死于第二天。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副对联的产生地，很多“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的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她被强迫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任由皮带抽打。打的过程中，有同学把椅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也是“右派分子”。有一天晚上他爬着回家，因为被严重打伤不能走路。
在红卫兵的产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一位名叫郭兰蕙的学生，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不能忍受侮辱，服毒自杀，死时19岁。杨爱伦，初二学生，出身于“右派”家庭，试图在学校附近卧轨自杀。她被火车撞伤，但幸而未死。
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狗崽子队”－－“狗崽子”是被广泛使用的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侮辱性称呼。这些学生被强迫“劳改”。一天晚上“劳改”过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斗争会”上被斗。会议结束时，几个红卫兵把一只猫放进这个学生的裤子。猫抓他咬他。这个学生惨叫了一夜。很多人听到他的惨叫，但无人为他说话。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打死。曹滨海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同学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武素鹏被绑在一条麻袋里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
在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王一民因其父亲曾是资产阶级，被同学毒打和侮辱。王一民自杀。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的如此特别的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甚至被作为借口打死学生。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理由”是他“冒充红卫兵”。在上海复兴中学，一个外地来的学生被复兴中学红卫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红卫兵”。
前述“对联”传遍了全国。在我调查所及的学校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遭到了来自他们的同学的语言侮辱、暴力攻击甚至凶杀。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没有一个对联的受害者能在公开场合反对这副对联，也没有一个对联的受惠者拒绝参加红卫兵以反对其组织原则。
五、为什么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会产生?
1.毛泽东的引导和推动
从“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决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给三个月后被指定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发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这个“通知”在当时只传达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年后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个“通知”中，毛写道︰“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一些高级干部被派往北京大学，动员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领导。毛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6年6月1日晚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在后来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6〕随着这张大字报的发表，全国的学校停止了日常课程，学生们立即开始了对学校当局和教师们的攻击。
1966年7月，毛泽东下令撤出在各学校的“工作组”并批评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虽然在“工作组”控制学校运动期间暴力行动已经发生了。正式通知于1966年7月28日发出。在那一天，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卫兵”的学生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给予他们“热烈的支持”。〔27〕在这封信里，毛特别提到了“红旗战斗小组”的头头彭小蒙的名字。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学一万多人面前用铜头皮带打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如上文提到的，这两所学校比其他学校更早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8月5日，中共中央发文正式撤销了由刘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发的文件。那个文件支持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发生在6月18日的大规模暴力行动。〔28〕毛泽东说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这样一来，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实上直接支持了对教师的暴力行为。（29）就在这个文件下发的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被学生打死。
在红卫兵把一些人打死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以庆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来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张象征着毛对红卫兵的支持的照片被印刷出来并且广泛流传。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时，毛说，“要武嘛”。此后，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毛和她的谈话，并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30〕
事实上，卞仲耘被打死一事立即被报告到到了高层当局。在“内部报告”中，北京市公安局也每日向上报告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但是，毛泽东未说任何特别的话批评在他对红卫兵表示热情支持后恶性蔓延的暴力行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甚至把红卫兵学生称为“小太阳”。在北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间，暴力行为迅速升级并在8月底达到了最高峰。至今还没有一个接近毛泽东的人提供任何当时未曾发表的毛评论8月的大量死亡事件的资料。明显的是，从上述的公开发表的指示来看，暴力行动是他引导推动的结果。
在1966年8月初，毛泽东已经剥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权力，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林彪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成为权力结构中的第二号人物。教师们没有力量也没有表示反对文化革命。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其功能只能是营造进一步的“红色恐怖”。刘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为红卫兵成员参加了暴力行动，但几个月后，1967年1月3日，一些人进入刘的住处并召开“斗争会”斗争刘和他的妻子。〔31〕以后他们遭到进一步的折磨。没有人出来说如此对待“国家主席”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大量的更严重违反宪法的对平民的暴力攻击和杀害不久以前刚刚发生过，那时也没有人出来说那是犯法的。8月初对教师的凶猛攻击作了暴力行动的开端，后来的种种暴力迫害就顺理成章地持续进行。
2.红卫兵组织的兴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红卫兵学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击了教师。这些暴力攻击被当作他们的“革命行动”的一部分，并且通常不是由单个的学生而是由一群红卫兵进行的。红卫兵组织在暴力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在1966年6月1日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出现于中学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名义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稍后作的“造反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样的语言是典型的“文革”风格，不但无理、夸张、煽情，而且充满暴力性。这种语言暴力和后来的大规模的行动暴力也显然有关联。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地迅速成立。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对教师的暴力攻击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一撤，“红旗战斗小组”就在校园里大规模开打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8月5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万来自北京和外省的红卫兵，暴力攻击教师的波浪从北京扩展到了全国。比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到贵阳，打了贵阳的剧团演员，还用铜头皮带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打得满背血渍。
红卫兵持有强烈的破坏性哲学。他们声称在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前，必须先把旧世界彻底砸烂。
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之前，学生把校园里尚未成熟的梨和苹果都从树上采下并吃掉，甚至连苦涩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被打光。教学楼里挂的画和入口处的正容镜都被破坏。校园里弥漫着一片恶毒的气氛。在北京101中学，有一个喷水池，其中有一只白鹤。红卫兵先砸了白鹤，后来又在喷水池里杀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打陈葆昆的同时，还有十几个老师被强迫在煤渣路上爬。有一个学生脚穿皮靴，伸脚重踩一个正在地上爬的女老师的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红卫兵自称自己的行为是“造反”。在传统的意义上，“造反”当然意味着破坏，但是还要反对皇帝和承担风险。红卫兵实际所作，是在最高当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毁器物及殴打杀害不能还手反抗的人们。
从打老师开始，红卫兵先掌管了学校，然后，又走向校外。他们掌有生杀大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北京，红卫兵建立了纠察队，以确立红卫兵的权力机制。1966年8月25日，北京“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打了46名“牛鬼蛇神队”中的教师。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高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出过十个“通令”。他们规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驱逐哪类人离开北京城去农村等等。他们的“通令” 用大号铅字印刷出来，到处张贴，像政府法令一样有权威性而且通过暴力来执行。按照他们的一项“通令”，在1966年夏天，有八万五千居民被从北京市区驱逐出去，占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失去了一切财产，在其后十多年间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遣返路上或到达农村不久就死了。红卫兵执行了这一最大规模的迫害平民的行动的全过程，包括抄家，注销户口，没收财物，押送上火车，以及处理死尸。“西纠”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张贴或散发，指导那儿的红卫兵的行动，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动。殴打老师实际上是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最初练习和实践。
红卫兵把家庭背景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把家庭出身当作成为其成员的首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并且绝对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的一些学生成立了一个活动小组起名“梅花”，因其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被红卫兵强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思想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平等的同学关系被破坏了，一些年轻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轻人。如上文所写，最早和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那些有较多高级干部子女的学校中，那里的红卫兵也比别的学校更为活跃。对家庭出身的绝对强调给了某些年轻人巨大的特权。这特权甚至包括打死同学和别的人的权力。这种特权刺激了暴力行为的产生。如果每个学生都被允许平等地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个组织可能不会如此狂热与暴力化。
“红卫兵”的名称说明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兵并要保卫他。这里不讨论当时毛泽是否需要被保卫，而是要指出红卫兵确实掀起了“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群众性崇拜的第一波。他们也开始了一套新的礼仪︰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本，跳赞颂毛的舞蹈，到处张挂毛的画像及语录，每一次讲话都以毛的一段语录开头，并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结束。
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红卫兵的三个主要特点–把家庭出身这样一个先天性的条件当作组织成员的资格审定标准、强烈的领袖崇拜以及集体性的暴力行为–的结合，在历史上有过先例，因此也更值得思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