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区最大的特色就是餐厅多，在美国人的社区最多的是特色商店，在中国人的社区最多的是餐馆。台湾来的移民最喜欢开餐馆，中国大陆来的移民因为经济实力较差，来美国后的第一步往往是做餐厅服务生。
Julia小姐是来自中国沈阳的一位医生，来美国后为了生存并学习英文，首先选择了做餐馆服务生。她工作的餐馆是位于洛杉矶罗兰岗市边缘，与工业市交界的钻石广场里的“台北吴记火锅店”。这家店的老板姓王，从台湾移民来美国。“台北吴记”是台湾很出名的一家火锅店，王老板花钱买了权利，在美国开了一家分店。因为是专门做中国人的生意，所以生意并不十分红火，但由于雇佣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支付的薪水少。所以，还是有很多钱赚，又是买房子又是买汽车。日子过的红红火火。
老移民欺负新移民是美国的一种恶习，特别是在华人社区更是严重。当一个犹太人穷困潦倒或到一个新地方去的时候，他首先会拜访当地的犹太领袖，当地的犹太人不会给他任何经济上的资助，但会带领他做生意，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给他介绍当地情况，并支持他去开创新局面。比如，将货物免费提供给他，让他去推销，卖完了再还钱。这样，新的犹太人就会在老移民的支持下、逐渐发展，摆脱贫困，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员。然后，他也会帮助新的移民。但很可惜的是华人并没有这样的好传统，总是将新移民看成潜在的威胁者，或当成一块什么都不懂，任人宰割的肥肉。在美国有很多新移民不是被美国人欺负，相反是被比他提前来美国的自己人欺负。这是一种很悲哀的事情。
在美国加洲法律规定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是5.75美元（目前是6.25美元），但“吴记火锅店”的服务生每天要工作11个小时，但王老板只支付20美元/每天。这样一来，服务生每小时的收入只有2美元不到。“吴记火锅店”有9个员工，仅工资一项，王老板每天就可以赚380多美元，一年克扣员工工资就高达12万美元。不仅如此，他还不给员工交税。不交社会安全税，员工就不能享受社会福利，甚至会影响员工退休金和医疗保险。这样一来，王老板一年还可以节省4万多美元。所以，在这里工作的员工，每月的工资只有600美元，其它的收入只能依靠客人的小费。
1999年初，我在我早年在一家药品公司当经理时认识的一位员工的家中认识了Julia小姐，由于Julia小姐很具有中国东北人的性格，干事爽快不说，还很正直。很快我们就做了朋友。因为大家很谈得来，所以，Julia小姐有什么事情我也很愿意帮忙。
一日，我和Julia小姐在无意中谈起了美国的收入问题，当我得知她的收入时很是气愤。于是决定替Julia小姐讨还公道。
首先，我先找机会和“吴记火锅店”的中国员工了解情况，并希望他们能提出自己的证据，帮他们一起讨还公道，但可惜的是在数位员工中竟然没有一个员工愿意为自己讨还公道并帮助Julia小姐。在这些员工中有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讲师，也有来自四川某高官之子，原北京政府的某官员，还有同是沈阳的Julia小姐的同乡。相反，倒是来自台湾的一位经理给我提供了很多王老板违反美国法律的证据。
一日，我找了几位朋友，一同前往“吴记火锅店”就餐，我们在结账的时候使用了信用卡，当我们出来后发现“吴记”的王老板在我们应交的政府税上面又作了手脚。在美国除去食品，任何交易都要交税，并由店家代扣，在洛杉矶是8.75%。但我们的账单上的税却是12%，比政府规定的税收高了很多。显然，王老板又在赚黑心钱。
又一日晚上，我来到了“吴记”，找到了王老板。我对王老板讲了美国的法律规定，王老板一听，以为我是要敲诈他，想了一下说：“Bill，你需要钱，可以跟我讲，我给你。”说完，又讲了很多经营不容易的理由。我很坚定的告诉他，我不会敲诈他，我希望他能遵守美国法律，不要欺负中国大陆的员工。
过了数日，Julia小姐告诉我说，王老板找了几个黑社会的人，其中有一个给夜总会看场子的“七哥”，并嘱咐我要小心，实在不行就算了。我一听心中火气上来了。在美国的华人黑社会，往往是一些从台湾来的原台独分子，没有什么本事，只知道欺负自己人。于是，我又找到了王老板，并直接告诉他：“我银团本身就有信用安全调查部门，也有讨债公司，你应该知道我们会采取什么措施。你可以找黑社会的人，但我不会怕，开银行的人如果怕黑社会，这银行就干脆当慈善机构好了。”
“吴记”的王老板一见，就鼓动来自中国的员工欺负排挤Julia小姐。可悲的是那位来自四川的某高官之子，一位上海来的一位年轻厨师和一位与Julia小姐同是沈阳同乡的中年人竟然听从王老板的安排，在各个方面排挤Julia小姐。在这样情况下，我考虑了很久。看来和平解决的希望是不大了，只有经过正规途径解决问题。
晚上，我在Julia小姐下班的时候等待王老板，我直言告诉他：“我会到政府部门控告你。”
没想到的是，王老板竟然对我说：“我已经找好了律师，我会等着你。”
我听后嘿嘿地笑了：“你太小看Bill了，不要以为中国大陆来的都什么也不懂，至少，我比你来美国的时间长。”说完，我将我银行的律师名片递给了王老板：“这是我为Julia小姐找的律师，你可以让你的律师找他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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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载着Julia小姐来到了美国劳工局洛杉矶分部。我详细地向劳工就业公平委员会介绍了Julia小姐的情况，并填了表格，将申诉交了上去。
半个月后，劳工局的调查专员来到了“台北吴记火锅店”，在那里打工的中国员工一见有美国政府官员来调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吓得一下都跑光了，几天不敢上班。但调查进行的很顺利，事实也很清楚。王老板提不出他支付员工的支票存根，也没有交税的记录。王老板一看事情不妙，忙找黑社会的“七哥”帮忙。这黑社会也是不愿意与美国政府做对头，只知道欺压普通百姓，一听情况也左推右推，不敢插手。于是，王老板又找律师帮忙，并将情况讲给律师，几位律师一看我银团律师的名字就很挠头，对王老板说：“我们很乐意帮助您，但你的对手很强大。这位律师是原来美国律师公会主席，人虽然六十多岁了，但很有经验。很多律师一看到他的名字就不会接你的案子，我们很愿意帮助你，但你的案子很麻烦，我们不能保证能赢。而且因为你的问题很多，所以，我们要准备很多资料，收费就要高一些。每小时收费800美元，出庭每小时收费1500美元。”王老板一见，这不是用钱推脱吗。但想了想也没有办法。
二个月后，劳工局来信通知举行劳资双方调解会。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同时也相信美国政府的公正性。所以没有带律师，只身陪同Julia小姐来到了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劳工局大楼。来到劳工公平委员会的大厅，我很惊讶地看到了我相识的一位餐馆老板陪同着“吴记”王老板。王老板强打笑脸和我打着招呼，我和Julia小姐也和他礼貌性地握手。这时候，我熟识的餐馆老板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大家都很熟悉，我看，你们就庭外和解了吧。”
我严肃地对这位朋友说：“我曾给他机会，但他并不识相，到了这一步，我会坚持到底。再者，王老板不能欺负大陆的员工，我也是来自大陆，他欺负大陆的人就是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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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会上，双方各自讲述自己的理由。很明显，“吴记”王老板违法。所以，问题主要围绕在赔偿的金额方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辩论，“吴记”王老板终于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在Julia小姐工作的半年中，总共赔偿损失一万美元。并在三个月内支付完毕。
三个月后，Julia小姐告诉我：“王老板赔偿的工资已经全部收到了。”
又过了三个月，“吴记火锅店”王老板雇佣的台湾经理也提出了告诉，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的台湾经理获得了二万多美元的赔偿。但可惜的是在那里工作的大陆员工再没有人提出赔偿的要求，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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