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辉: “文革”中的童年(之5)

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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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日讯】“没有金色的衣裳”──这是思想先驱遇罗克在封建血统论盛行的“文革”年代,发出的一句愤怒的呼喊。同遇罗克一样,我也“没有金色的衣裳”,出身于一个“剥削阶级”的地主家庭。说来荒唐,那是怎样的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啊!据父亲讲,我的祖辈每天吃的是咸菜,一年到头难看见肉,靠着自己的勤劳节俭比别人家多买了几亩田,结果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被划成了地主。地主在当时被列为“黑五类”,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1949年后不知道有多少地主被杀、被关。看看今天的中国,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富人,但又有几个富人的钱比过去地主的钱来得更合法、更干净呢?

地主的财产被没收了、肉体被专政了,他们的后代同样难逃厄运。尤其是“文革”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到处肆虐,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后代饱受的歧视和屈辱更是可想而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这些歧视和屈辱,我的整个童年是在灰色中度过。我在仅仅挑出其中的一件说说。

我读小学时最不怕的就是写作文。然而,有一类作文却让我害怕、甚至感到恐惧,其题目就是“我的家史”。其实,这类题目非常普通,存在写作难度。但在当时那荒诞的岁月,这类作文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的撰写大致也有着如下的固定模式:“我家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或工人家庭,解放前全家人受地主或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49年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我们家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种模式对我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家庭的后代来说,显然不适宜。所以,一碰到这类作文,我根本就无从下笔。每次老师布置这种作文,尽管我都如同受刑一般痛苦,但每次都还能蒙混过关。然而,有一次我遇到了障碍。

有一次,老师在寒假作业中布置了“我的家史”这篇作文。假期结束后,我去学校报到,但因那篇作文没写,班主任老师将我拒诸门外。当我沮丧地回到家里,父亲已经从我的同学口中得知我未能报到,并得知其中的原因是一篇作文没写。父亲以为我懒惰,要我补写,我没有从命。愤怒的父亲顺手操起一根铁棍向我打来。我只能说不会写。父亲问我什么题目。我难以启齿,因为,这该死的题目,将会使我和父亲彼此都陷入一种非常尴尬和耻辱的境地。但不知情的父亲仍以为我懒惰,继续操起铁棍向我打来。暴力之下,我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题目。父亲听后倒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并责骂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父亲铺开纸笔,替我捉刀写了起来。写完后叫我自己誊好,第二天交给老师。我看了父亲写的作文后心里很不满意,因为,文章中只是对家庭成员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作了流水账式的介绍,对于1949年前的家庭状况则只字不提。这显然不符合此类命题作文“政治正确”的要求。但父亲也只能这样写了。我也只能表面上违心地答应了父亲,将文章誊好收进了书包。

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我将父亲替我写好的作文撕成了碎片。到校后,我仍被班主任拒诸门外。当时正值早春二月,我站在教室外面感到异常地寒冷和孤独。听到从教室里传来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我忍不住偷偷地哭了起来。一位中年女老师目睹了此情此景,从我的班主任那里了解到情况后,过来像母亲一样地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对我说:“齐辉同学,你就写雷锋叔叔的家史吧!”她嘱咐我不要耽误了上课,并帮我办了交费和领新课本的手续。办了这些手续,就意谓着报名成功,我终于轻松地走进了教室。

尽管我尽量不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别人,但当时那位班主任的做法,实在不能解释为一个教师的敬业。我宁愿把它看成是那种阴暗年代的阴暗心理在作怪。他的行为,不是一个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而是对学生的故意作弄,对一个儿童心灵的故意伤害。而那位女老师在那样的年代做出那样的举止,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正义感的。而这种勇气和正义感,正是人性光辉的闪烁。在那种风雨如晦的年代,这种人性的光辉弥足珍贵,且令人感动。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那位女老师正直而又善良的举动,我的心里仍然感到一阵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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