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课程教材 大纲草案

连载:公民课程教材-《公民常识》(二十七)

第三册-公民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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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1日讯】86.联邦制   

联邦的自由要求人们结成伙伴关系(partnership)。联邦的自由意味着任何单边强加的规则和义务的做法都违背宪约精神,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真正的联邦自由要求人们以伙伴关系结成宪约、获得自由,这种关系完全不同于君臣关系或上下关系结成的政治秩序。联邦的自由可以防止无政府的灾难和个人自由的泛滥。

(刘军宁:《联邦主义――自由主义的大国方案》)

87.公共空间。市民社会

从理论上谈理论“建设”,与其建设“国家”,不如建设“社会”,与其设计方案然后教导统治者,不如发出民间的呐喊鼓励人们自我保护和为自己争取权利。希望永远寄托在民间与社会,有没有希望也寄托在民间与社会。哈维尔说:“我向来都是对‘下面’所发生的一切更感兴趣,对寄于‘下面’的期望,对那里所能赢得的和所能保护的更感兴趣。”(陈愚:《读哈维尔自传》)

市民社会的萎缩不但使公民的利益无法保障,且最大的受害者是政府,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出现了,比如:重大疫情的发生,公民素质和公德教育,社会弱势群体的援助等等,政府并非不管,而是想管管不了,牵涉社会的方面,大大小小的个人和社会主体,如果每件事情都管的话,根本也管不过来。要管的话只能是使管理机构更加庞大,成本更加高昂,最后,全部都要落到老百姓自己头上。纳税人的税款最终无法换取最合理和最经济的公共产品,政府和公民都是受害者。

七、非暴力、和平原则

88.妥协、合作、宽容、保守、非暴力

暴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是来自人性的力量可能比暴力的力量更加强大。在课堂上,一个美国黑人老师给大家播放了一段影片,一些仪表端庄,穿戴整洁的黑人学生坐在咖啡馆里,白人把咖啡泼到他们脸上,擡他们走,打他们走,他们不走,他们跑到公共汽车上去,人家把他们往下赶,他们也不走,他们只是忍受残忍的毒打。老师问学生的感受。学生们一致说这些黑人学生太傻了,另一个说是我绝对不干的,谁敢把咖啡泼到我脸上,我一定揍他。但是黑人老师说:不,他们不会动手的。怎么能这样呢。他们太无能了,面对这种屈辱,居然不动手。黑人老师说:可是他们最后赢得了胜利。这就是马丁•路德•金在50年代在美国所领导的这一次针对种族隔离法律的非暴力入座运动。你打我,我不还手,我是高尚的、文明的,你是野蛮、粗鲁、愚昧无知的。这是美国的运动,当时在美国把它叫“消极抵抗”。

美国法学家丹尼尔•韦伯斯特更权威地论述了美国宪法的原则:“他们决意保障他们为了抵制多数的突发性冲动而建立起了种种制度。美国所有的制度都包含有这样的因素。在建构政体的时候,他们确保了他们为了反对简单多数的盲目且急迫的变革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这就是他们所持有的伟大的保守原则。”

只有当少数人也参与规则的建立,他们才会遵守而不至于使自己失败。也就是说,国家是根据少数人和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而建立的,我们注意到,这句话的重点是放在“一致”,而不是放在“什么意见”上。这就是尊重历史局限性和妥协的原则。

由此我们发现民主是软弱的,被动的。它解决不了人本身的问题,当我们想要权利的时候,民主是强大的,当我们抛弃它的时候,它就一文不值。它是对国家基础的考验,也是对人权本身的挑战。

只要人们还坚持认为国家的主权是无限的,多数人拥有统治的绝对权力,无需以民主的方式同少数派达成一致,那么为主权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就会不停止地进行下去,而解决冲突的办法是难以预见的。

妥协原则就是,如果你真是想支援人权,你不会首先去谴责对方,而是首先优先关注受害者,会象特里萨和甘地那样,不分各族、宗教和民族,努力帮助受害人。相反,那些把侵犯人权作为夺取权力的人,则会变本加厉、更加疯狂地侵犯人权。

(《人权是什么?》)

互进理论是一种事实上的协作理论。能够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的政府比仅靠唤起道德义务的政府更能得到持久的支援。互进的前提是使个人的自由和秩序得到起码的保护,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的限制,并无法践踏个人的自由。否则,互进就没有希望,人与人、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的就在所难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秩序的关键是协调。人们的看法不一样,追求不一样,但是相互之间都可能、而且只能协作,从而让每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必你死我活,互相毁灭。其性质,就像繁忙路段的交通秩序一样。在没有规则与交通信号的情况下,互不相让,导致堵死,谁也不能到达目的地。借助公平的交通规则与信号,人人都有可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为了一些人的特权地位去压制或消灭另一些人是不合宪政精神的。(刘军宁:《宪法是契约吗?》)

甘地主义

我们在谈论甘地运用“非暴力”技术,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时,可能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制度演变。这个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国家,无论它在统治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时犯下多少错误,但有一点你得承认,那就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尽管当时它的民主制度、宪政体系还很不完善,但它毕竟是民主制度,它的建国理念是在西方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人权、人性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庞大的帝国不管对殖民地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它的“自由、平等”理念,但它毕竟是有规则可循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甘地可能会被拘捕,但拘捕他的一定是司法机构允许的国家警察,而不是几个来路不明的克格勃和大内高手;他可能会被坐牢,但坐牢以后,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而不是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他也可能遭到审判,但审判时他可以找律师为他公开辩护。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实际上倒是殖民政府的司法部门越来越不希望甘地被收监,因为多一次收监,就意味着多一次审判;多一次审判,就意味着甘地的“非暴力”技术多一次宣传。“非暴力”运动能在英国治下的印度取得成功,并由这位熟悉英美宪政体制,而且在英国的大学里读出法学博士的甘地来领导,绝对不是偶然。因此,我们经常不假思索地对此加以评价说: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强调了对抗,忽略了规则,如果没有英国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基本规则,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甘地曾天真地要求纳粹铁蹄下的犹太人也进行非暴力斗争,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多少种杀人武器,就不会有这种可笑的想法了。

罗尔斯对于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运动使用范围和主体资格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他认为公民不服从这种行为必须在一个正义接近实现的社会才可以行驶。什么叫正义接近实现?就是说这个社会整个的方向就是向正义的方向,具体说就是一个法制的、民主的社会。法制、它的整个政治体制的设计就是朝向正义的实现或者接近实现的目标发展,法律的最终诉求目标是正义,追求正义的实现,但是法律不一定总是至始至终朝向正义的目标,法律也可能偏离,而这个时候呢,公民可以不服从使他变好。罗尔斯也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是一个民主的、法制的社会,公民不服从不可以实行。甘地在印度、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南方,都是一个正义接近实现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法制的社会。实行公民不服从这种行为的人的资格必须是公民,他首先享有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这样的人才可以实行这样的行为。那么在一个集权社会下、专制社会下,你本来就不具备公民资格,你是一个奴才,你永远没有权利去实现,当然也无所谓你的权力暂时被剥夺的现象,也不存在说你的权利大部分被保障。

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整个知识界开始反思极权政治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威胁,上层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考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更为公正和人道的制度,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呼声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它在殖民地的铁腕统治,这些条件都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甘地。

“非暴力”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不要说甘地在对方的体制内寻找合法的斗争手段,就是性命能不能保住也得看英国军队的心情。所幸甘地碰到的对手尽管有它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但近代社会的文明规则毕竟是建立起来了,这就为甘地战胜它提供了根本的依据。

1894年,甘地决定在南非定居,向最高法院申请注册时,却遭到律师协会的反对,理由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有色人种加入他们的协会。但是法院却依照白人律师和有色人种律师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裁定,甘地有权加入律师协会,这就使得甘地在南非从事抵抗运动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同年,他又在南非创建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从而为一个印度人在南非的永久性利益代表机构打下了基础。这说明英国在殖民地的宪法并不干涉印度人的结社自由,以后他们多次募捐、集会,政府也没有找理由取缔。

1896年,为了让家乡人民了解南非印侨的生活和斗争,甘地撰写了两本抨击南非政府的小册子,在印度公开出版。这引起了南非白人的强烈不满,当甘地在印度短暂停留回到德班时,立即遭到当地群众的大规模围攻。他们向他扔石头、飞砖块和摔烂鸡蛋,而最后竟然是警察局长的夫人撑开雨伞,挡住了疯狂的人群,警察局长本人亲自将甘地化装成警察,又派两个便衣负责保护他逃走。在伦敦的殖民地国务大臣张伯伦接到报告后,指示南非政府一定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而最后竟是甘地自己拒绝指证任何人,也不要求惩罚白人暴民。

这就是近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的制约下,你可以为印度人划出一片隔离区,但平等的原则没有打破;你可以将组织游行的甘地逮捕入狱,但游行自由本身并没有被否决;你可以说甘地的言论超出了民众的容忍度,但出版自由本身必须得到保护;你可以从心里歧视有色人种,但当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作为社会契约的组织形式,政府必须制止这种非理性的蓄意围攻。(狄马:《甘地的限度》)

在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期间,马丁•路德禀承了甘地非暴力思想,领导了美国声势浩大的黑人争取民权运动,马丁•路德作过无数次讲演。他的演说不仅打动了黑人,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打动了无数的美国人。其中一段针对白人恐怖组织kkk的暴民说: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于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

这段讲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当时马丁•路德•金的理念,也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南方的黑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理念。对于他们,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这是南方黑人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力量,过去,他们汲取这样的力量,使自己能够承受生活的重压,今天,他们以同样的力量,争取自己的自由。当这里面融合了宗教的宽容、博爱和殉教的献身精神之后,数量如此之大的一个群体,才会在暴民面前表现得如此克制和坚韧,基本上不失控。

马丁路德的讲话更多的是与宗教信仰同步的对于人性的醒悟。相信人会经历从猿到人的进化。非暴力以把自己放入不利的地位,请对方回到理性的讨论上来。

中国在殖民地苦难的屈辱的历史上,历来不缺少斗争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也不缺少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也有被视为根本的理论思想武器,但是恰恰最缺少的就是人道精神和人性原则。而这才是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

在对待西方的问题上,我们反对西方武力侵略别国,武力侵略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是没有理由反对西方。对于历史上由于仇恨、盲目无知而掀起的反帝运动,并没有对此加以严格区分,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危险的。西方是犯了许多的错。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反帝运动”所憎恨的不是西方的残暴对人性的践踏,如不尊重当地人的权利,而反对的恰恰是西方规则与传统,反对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仇恨一切现代事物。因此非暴力思想在中国难以生长,正因为困难重重,才有必要重申甘地主义的人道意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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