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4日讯】91．精英政治与平民政治
革命的贵族
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今天的人们看《大宪章》，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纸面上的内容。《大宪章》诞生的时候，只是25个贵族要求国王承认他以前允诺的权利，恪守自己的承诺。它仅仅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分权协定。但是，从《大宪章》到今日的英美法制，有一条清晰的成长脉络。可以说，今日英美法制的几乎所有重要原则都可以在《大宪章》中找到萌芽。《大宪章》种下了今日西方法治的基因。（丁林：《法治文明的源头》）
美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来自分散的十三个州的代表，既代表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利益，又互相之间不熟悉，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他们关起门来几十天，居然成功地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出色最智慧的第一个成文宪法。后人们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称之为“费城的奇迹”，是“上帝亲自干预的革命”。
（丁林：《法治文明的源头 英国下院议会厅随想》）
美国制宪者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秉有许多成功的品质，如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领袖，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经验，他们对共和国的历史与理论尤其是英国的宪政传统非常熟悉，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准也是无可挑剔的；在平均年龄40岁左右的55名代表中，有42人曾在大陆会议任职，一半以上代表受过大学教育并精通政治理论。在将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原则性)与现实主义(妥协性)恰当地运用于处理迫切的国家困局方面，他们的气量与见识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对政治和人性并不抱过高的期待，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真理面前的谦卑。他们洞悉人类作为个体所特有的弱点与局限。（李郁：《创法的辩论》）
殖民地时期西方的精神主体是一批欧洲贵族形成的。如果你认为，那些声讨奴隶制，与英国军队对抗的革命者是一群衣衫破旧，斗志昂扬的革命家形象，那就错了。他们都是穿着正规的贵州礼服，按照英国绅士的传统习惯，在共商立国大业的场合，他们头上都戴着假发。他们差不多都是殖民地议会的成员。
他们大多出身显赫，有很好的风度的教养，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家产，其中还包括奴隶。他们虽然不是道德上100%完美的圣人，但是他们一心一意追求的正义的制度没有人表示怀疑。就是他们在激烈地反对奴隶制度，直到最后奴隶制被废除。由他们这些应为革命物件的人自已推动完成的非暴力自我革命。不是一群革命者和热血青年抛弃家产，投身革命的故事。仅仅是一个为了道义的理由放弃利益的行为。
华盛顿和杰佛逊强烈呼吁废奴的时候，在一次次提交废奴法案的时候，他们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议员们每通过一个法案，都会使自己失去曾经是自己重要的一份“财产”，甚至都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华盛顿和杰佛逊只是无数这样的“革命者”中的一个罢了。
在我们小时候的课堂上，我们听说过造反的农民起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最多有特定历史时期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你听说过革命的君王、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富人阶级吗？即便有，也是把他们都改造成无产阶级。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的首创者不是占社会多数的穷人，而正是那些自己革自己命的少数贵族富人。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不是人民大众街头暴动，发动人民群众参与革命，而是依靠产生于上流社会的珍贵的思想成果，最有可能接受进步思想的是王宫贵族们，而不可能是人民大众，为富未必不仁，穷凶极恶几乎没有例外。
法国革命时期国王召集三级会议，1200名代表，前两个等级加起来，不过占1％。第三等级应该是占代表的99％。在一个复杂的变革关口，这实在是一道并不那么简单的算术题。一方面要顾及公正，一方面要顾及由知识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的重要性。这种非常复杂的换算，直到今天，大家还没有完全算清。
在法国，贵族是少数，在旧制度中保持着受益者的地位。大革命中，贵族阶层在大家的嘴里，就是腐朽的代名词。可是很少有人想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历史规律：在旧制度中，一个腐朽的阶层常常会出现一些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常常是由这样的人物在带领着民众进行社会变革。而他们事先就知道，这种变革本身肯定在危害他们所属的阶层的利益。这在近代是特别明显的。
其实这个规律是由很简单的道理在支撑的。思想需要前人积累的知识作启发，学习需要时间和闲暇。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贵族，在启蒙运动中，是最积极参与的一伙人。写着对专制制度充满深仇大恨的讨伐批判文章和书籍的人们，要么频繁出入贵族的沙龙，要么自己就是一个贵族。
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相当数量的贵族，有着对于正义、公正、平等这样超越自身利益的社会关怀。甚至有些人无法忍受只在沙龙的慷慨激昂中呼吁改革，而是要立即付诸实践。所以，在法国革命前，他们就提前迫不急待地跑美国去投身革命去了。弄得美国总司令华盛顿困惑不解。怎么有这么多的法国少爷们跑来需求革命。拉法耶特就是其中的一个。
1757年，拉法那特出生在法国中部偏远山区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里。他就是那种“嘴里含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世袭贵族。他的父亲老拉法那特侯爵死在战场上，他就继承了侯爵的称号，还有家族从军尚武的名声。
拉法那特继承了母亲家族的遗产。16岁那年，他娶了一个同样富有的贵族的女儿。他在国王路易十六的几尔赛皇宫里，会有一个好的前程。当时拉法那特的家庭，就是经常出入凡尔赛宫的4000家显贵之一，在法国有着优厚的生活。
就在他19岁的时候，美国革命开始了。对于拉法耶特来说，极端讨厌国王宫廷里的奢侈、虚伪和无聊，决定投奔美国革命，同时有很多和他一样的法国贵族青年。他们 中间有公爵、侯爵、将军、主教。拉法耶特冲突层层阻拦，抛下妻子，自己出钱买下一艘船，带领一支贵族志愿者队伍出发了。……他们经历令人感动。
在三级会议期间，拉法那特的活动集中在提倡限制行政权力和保障基本人权。他第一个将他起草的权利宣言提到了国民大会。这是拉法那特最骄做的事情。
就在大革命前夕，革命的贵族们最后一次在陈情书里表达了法国贵族当时完全超越自身利益的社会理想。在1789年作为三级会议第二等级的贵族陈情书中，他们的要求有：起草一份人权宣言，确认人的自由，确保人的安全；废除奴役制；禁止随意拘捕的国王密札；为穷人设立免费辩护人，预审公开和有辩护自由，刑罚对”一切人平等，废除刑讯拷问，改善囚犯处境；保障财产不受侵犯，保障商业、劳动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邮政保密，扩大教育，反对警察滥用职权；农村的福利及扶贫，建立济贫院。所有人有权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废除旧制度中第三等级被迫服从的侮辱形式，例如下跪；确立君主立宪制；权力区分。他们在“陈情书”里表现的最大的自身局限性，就是维持贵族的等级和荣誉。他们是距离今天二百多年前的法国贵族。
可是，一切已经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想控制局面，坚持要按照惯例三个等级分开会场。结果遭到反对。很多贵族绅士和教士，跑到了网球场。那是第三等级代表集合的地方。他们甚至要求放弃自己的身份，加入第三等级。
拉法那特做梦都没有想到，法国革命最终会将他们宣布为“反革命”，甚至连他们的亲人，都会受到株连而被送上断头台。
拉法那特一生不改初衷，他的名字在美国始终是“英雄”的代名词。
作官不能发财
在美国建国以前，各个殖民地的民选官员就有义务为公众服务的习惯做法。比如在佛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议会的议员们是没有薪水的，他们从家里到威廉斯堡来聚会，还要自己倒贴车马旅费。在竞选的时候，照习惯他们要自己掏腰包请选民喝郎姆酒或糖浆水（这就是可口可乐的前身）。当时在佛吉尼亚积极从政的人，继承了英国贵族的一种观念，从政是争取人生荣光的机会，是一种高尚的事业，它和经商逐利是绝对分开的。
美国的这一传统，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使得热心于政界的人必须是有一定家产，不必为衣食奔走的人，这些人就是各个殖民地的绅士。荣誉是他们中间的共同准则。这种传统杜绝了通过官位致富的腐败，事实上也限制了穷人阶层参与政治的空间。正是这一条件，使得政治和观念上十分激进的美国革命具有相当谨慎而保守的风格。一些人仍然认为，从政和金钱收入必须截然分开，为公众服务的政治活动应该是不计金钱的义务劳动。为此，在这个会议上引发了一场争论。最终关于议员、总统和法官们“俸给”的规定写进了宪法里，但是这些“俸给”并不能让官员发财。
现在的美国，政界和商界，自然不是象华盛顿时代那样的“清廉”了，但是为官和发财，仍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前年，佐治亚州决定立法给州议会议员薪金增加一倍，因为若再维持低薪，就吸引不了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只有二流人才和特别富有的富家子弟肯出来从政了。
谁都知道，美国有很多富人，但是最富的人肯定不是当官的人，官场上的头面人物肯定都不算很富的人，更不可能通过从政来致富。现在大概不再是两百年前绅士的荣誉感在保证为官者的清廉了，还是要靠制度起作用。最关键的是，美国的政界人物，无一例外，永远都有一个反对派在那儿盯着。再高明的大夫，你也不能指望他给自己开刀治病。反对派的存在，是防止腐败的制度设置中一个不可减免的原则，乃防止腐败之不二法门。什么时候制度设置中没有了反对者的空间，反对派消失了，那么，不用多久，贪污腐败就开始绵绵不绝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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