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7日讯】谚云：“七十二行，拉车为王，衣裳拉烂，颈项拉长。”这条民谚传神地反映出拉车这个行道的艰辛状况，验诸实际，则有笔墨所难形容尽者。
我要摆的正是那些在街道上从事人力架车运输的人们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如今，岁月虽然有些苍老了，然而岁月的风却无法将这些芸芸众生的形象从我的脑际吹走，何况这其中还有我自己的前尘梦影呢……
成都地处川西平原，地势平坦，在机械化运输尚未普及的时代，人力运输遂成为一支潜力巨大的运输主力军。人力运输工具的种类有板车、畜力车、架车、三轮车等。
车身较长，需要多人才能拉动的名板车，板车车轮采用汽车轮胎，板车能承载很重的货物，如机器、大型予制构件、屋架、原木等，掌握车把方向及重心者称“中杠”，拉中杠者一般都是个子高大，体魄强健，行车经验丰富的人，在“中杠”的两侧背上一根背带辅助“中杠”用力者俗称“飞娃”，“飞娃”虽非主力队员，然在平稳行车状态下则全赖其力，拉“中杠”者只须牢牢掌握前进大方向，多少带点力即可，“飞娃”的人数视载重量多少进行增减。回想彼时装载着沉重的货物在马路上行进的板车，真是一幅壮观精彩的人文画面，人力车伕们在上坡时所发出的浑厚低沉的号子声可与长江边上纤夫号子比美，而下坡时所发出的响亮急促的吆喝声亦可与博击险滩的梢公号子争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机械化程度的大大提高，曾经在人类运输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板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架车”是相对于“板车”的一种车身较为短小，使用起来比较灵活，由一个人即可操作的小型人力运输工具。架车车身长约丈许，一般选用青杠、杂木等做成，以茶条木最好也最贵，茶条木的优点是韧性好，不易折断，即使装载货物过重将其压弯了，卸下货物后，便又还原如故，故茶条甚得拉车人喜爱。茶条产在大邑、邛崃、雅安等地山中，须托当地熟人帮忙始能购得。架车车轮系由卷边钢圈做成，钢圈正中钻孔，以数十根钢丝连接中轴，套上螺帽拧紧即可 ，钢圈卷口处紧紧嵌入橡胶板带，这种橡胶系用报废汽车轮胎划成。架车车主也可雇请“飞娃”助力，不过，多是由其家人充任这个角色。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成都的人力运输行业空前兴旺，那时，走在成都街头，最易撞见的便是架车。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的专业人力运输行业已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一为居垄断地位的国营搬运公司，该公司除了阵容强大的人力运输队伍外，尚拥有汽车车队。其人力运输队伍又分两大分支，一为人力架车队伍，一为人力三轮货车队伍，他们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人力车伕的工作虽然苦累，却有着工伤、医疗方面的保障，亦要享受退休待遇，其另一好处是不愁业务，每天出车，均由单位领导统一安排；二为居次垄断地位的运输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属于集体经济性质，其生产方式以人力运输为主，亦分人力架车运输及人力三轮货车运输为主，其余均与国营搬运公司相同，只是职工待遇要差一些；三为由“街道办事处”（文革时称“街革委”）主管的街道运输服务站，其成员全部由辖区内的无业人员组成。服务站要扣除30%的高额管理费，然而，它除了收钱外，其余什么都不管，其成员的生老病死，工伤事故等通通与它无关，至于业务则全靠成员们自己去“找米下锅”，不论大小业务结束后，成员们还得两头跑路，开票转账，往返数次，血汗钱方能到手。于是，“汗干钱完”4个字便成了服务站成员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依靠人力运输为生的服务站的成员们长年风餐露饮，日晒雨淋，流血流汗，甚至负伤致残，默默地为社会做着贡献，他们不但承受着巨大的人生苦难，而且还要经受着最不公平的社会待遇。
彼时，无业者要加入街道运输服务站的条件其实非常简单，即自备一辆架车，带上居住地户口，由一位同行老成员引荐，证明你能拉车便可。服务站负责人将新来的人员登记在册后，照例要当面讲几句“你要遵纪守法呵，每月必须参加两次学习，不准乱开‘吨公里’计费，不准外出‘打野’，如有违犯，就要开除出服务站”一类的套话。
“文革”初期，我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陈宗华，后来我们竟成为患难之交。当时我才20岁，陈已届而立且系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老婆是新都乡下的贫下中农，当时的政策规定，子女户口跟随母亲走，他们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是城市户口。陈宗华个子既瘦且高，人皆呼他为陈大汉。我初认识陈时，他手臂上正带着青布手孝，原来，他的家父大人刚辞世，尚处于哀痛期中……陈告诉我，他父亲是基督教徒，早年参加过“三青团”组织，这些属于历史问题早就交待清楚了的。前不久单位上将他揪出来进行批斗，不知怎的，他父亲竟直挺挺地死在批斗大会上，事后据医生分析，老人家有可能死于脑溢血或心肌梗塞，但这样的病症倘非遇到重大打击或强烈刺激也不至于猝然殒命。这事便成了陈宗华终生难解的心结了。
陈宗华参加运输服务站已有几度寒暑了，他见我没有工作干，便动员我同他一起拉架车挣钱，我当时不仅有点放不下面子，也担心不能胜任这个七十二行之首的既苦且累甚至有几分危险的工作。陈宗华极力开导我：“啥子叫面子哟，钱才是面子！劳动挣钱吃饭，怕哪个笑？拉架车虽说累一点，却要当两、三个临时工的收入，人往利边行，你愿意取哪一头呢？”我终于被老陈说动而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同陈宗华商定，由我交给他100元钱，全权委托他代我购置一辆架车。接了我的钱后，他便赶往新都去找到他的大舅子，要他立即组装一部架车，他的大舅子本是行家里手，赓即照办不提。不到一个星期，大舅老倌亲自将这辆崭新的架车拉到成都，从此，我就算拥有一个能够挣钱的工具了。挣钱工具到手后，我马上又犯了愁，这个庞然大物放在哪儿才好呢？陈宗华对我说，就放在我这儿，你何必多虑呢。他家位于蜀华街中段的一条死巷子内（即不通路的小巷），紧靠14中学的围墙，墙边很大一片空地被他利用搭建成一大间简易房屋，屋内堆放了不少杂物，都是拉车行道所需的竹筐、抬杠、撬棍、抓钉、绳子之类，我的架车停放在他家真是得其所哉了。
我第一次出车是跟着老陈到外东三瓦窑去拉砖，我握着车把浑身不自在，老是怕挂着行人，看老陈却是一副洒脱无挂碍的样子。一边走，老陈一边给我上课：“你现在属于实习阶段，你千万不要紧张，慢慢来，我保你三个月出师。”我嗯嗯地应着，我打心眼佩服老陈，我觉得此时的他，绝对有资格当我的导师。抵达三瓦窑出货地点后，有几位同行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们都以一种诧异的眼光望着我。老陈把我介绍给他们，又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从后来的摆谈中得知，对于我的加盟，他们既表欢迎又深觉惋惜。其中有位方盘大脸个头高大，肩宽背阔的汉子姓席，大家唤他老席，老席是山东人，颇有山东大汉的豪侠之气，他虽已年届花甲，但却身子硬朗，精力旺盛，语音雄浑有力，据说老席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业务做。老席当过国民党宪兵，眼下的身份是“现管分子”。老席友善地冲着我道：“呵！小伙子，不错嘛，拉的是崭新的车子哟！”另一位操江浙口音的老者随口接过道：“情愿坐烂轿子，不愿拉好车子……嘻嘻，你说对不？”老者脸上布满皱纹也布满了苦笑，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真不是滋味。老者姓胡，浙江人，他在抗战期中入川，后来便在成都定居了，他过去的身份是资本家，现在的身份是“管制分子”。另一位不大开腔满身儒雅气的人叫周树良，年纪大约也在知命以上了，他是一位右派，正戴着“帽子”，他57年被划成右派后，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坐了几年牢，他的人生要求低得可怜，只求有碗饭吃不再遭“整”就行了，大家都喊他叫周老师。陈宗华先教我以装车之道，如先将车子摆放好，如遇地面倾钭就要先捡两个砖头把车轮塞上以免车轮移动攘成事故，他告诉我装车时车身后端的重量要偏重一点，这样在停靠时，车子才立得稳，他说拉砖算最好装卸也是最松活的活路了，你初次拉车，少装点，装个150匹就可以了，以后慢慢加。他本人则装了300多匹，比我多出1倍多，浙江人同周老师都装的是300匹，只有老席装得最多，他装了整整400匹，实际重量有1吨多重。同砖厂办过手续后，我们便开始上路，回程全是上脚路，大家都躬著身子，右肩贴紧绊绳缓缓向目的地进发，陈宗华让我走前面，他跟在我车子后面断后。行约里许，前面是一处陡坡，这个坡段又长又陡，成昆铁路打这儿经过。临近陡坡，大家将架车靠边停下，然后互相“打对”把车子带推带掀地送过陡坡。“打对”系拉车行道术语，更是人人都须遵守的“行规”，颇能体现出拉车同人互帮互助，戮力同心的精神。因为我是初次上路的新手，老陈专门对我进行了悉心辅导，他教我下坡时，切莫图松活直冲下去，那样操作十分危险，倘遇前方出现行人横穿马路或其它紧急情况，便控制不住，极易发生安全事故，必需稳住车把，将车把用力上抬，让车尾接触地面，缓缓拖行，直到下完陡坡为止。我这才知道拉车不仅需用力气，还须处处留心，谨遵交通规则才是。在出车之前，老陈已经替我在车架下面安装了一根“拖杠”，以免下坡时直接磨损车架。车拉到九眼桥，大家歇下来吃饭，我这才发现拉车的人真舍得吃，从不亏待自己的肚皮，他们说：活路这么苦这么重，再不吃好一点就太对不起自己了。而所谓吃好点，不过就是每顿饭都有肉吃而已。这对一般工人和居民来说，则是一种奢侈了。出车在外，会餐是依老规矩办事，即“打平伙”，又叫“碗头开花”。餐毕，根据消费总额按人头平摊便了。老胡风趣地说：“要得朋友长，顿顿算口粮。”
茶馆是拉车人的天堂，尤其在暑天，拉车困乏了走进去沏上一碗盖碗茶，既能解渴消暑，又可打瞌睡，顺便也避开了烈日照射下沥青路面产生出的炎炎暑气。可惜我“入道”之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发高烧“破四旧”阶段，所有茶馆都被取缔了，往常热热闹闹高朋满座的一家家茶馆，全都关门闭户，门可罗雀了。
我们一行继续向前开进，过了锦江大楼，走在最前面的老席停下来招呼大家说；“胜利在望了，歇口气再走！”于是我们全都停下来站的站，蹲的蹲，老胡将草帽垫在街沿石上就势坐下，他点燃一支纸烟，猛吸几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苦笑道：“我们现在只有坐街沿边的份了，跟叫化子差不多，不过也好，这种座位不收钱。”周树良反驳他道：“你比叫化子强多了！你有那么大一部架车可以挣钱，叫化子人一根卵一条有个什么呢？人要知足常乐嘛……”老胡又复苦笑道：“呵！乐、乐、乐、咱们‘黄连树下弹琵琶’乐得很呢！”这时，老席开口道：“喂！差不多了，大家走罢。”卸货地点是汪家拐附近的一家生产组，卸完货出来，我跟在陈宗华后面走，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晚饭我不但比往天多吃了一碗饭，睡眠也特别地香，只是次日早上起床感觉两腿很沉重，像绑有铅块一样，我知道，这是昨天劳作使然，当然还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放空路上，老陈继续对我开讲：“拉架车也要炼一套基本功，走路就是第一步基本功，一天走几十公里是常事，还有，就是要过‘劳动关’，你现在还没有过这个关，慢慢来吧，多隔一段时间自然就对了。”我在昨天的基础上增加了10匹砖。5天之后，加至200匹，拉起来便感觉相当吃力，不敢增加了，同老胡这样的老者和周树良这样的儒雅之士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但我已抱定决不气馁，知难而上的决心。一连10多天，都是往返于这样路上，等到拉砖结束，我已基本掌握了拉车的要领，甚至连这条路上有多少个鹅毛坑凼都记得清了。说来也怪，稍后我便没有腿沉的感觉了。砖拉完了，新的业务还没有下来，陈宗华对我说：“我有事要回新都去耽搁两天，你好生休息一下吧，养精蓄锐，业务么，等我转来再去‘编’。”
陈宗华转来后，拉砖的运费也结下来了，我一共挣了40多元运费，我大喜过望，心里盘算着，再拉半个多月的车，我就可以收回投资，净赚一部架车了。于是，我不再视拉车为畏途和丢面子的事情了。
对于拉车人来说，暑天作业无异是一种炼狱般的煎熬过程，倘无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是难以熬过这段时间的，故拉车界流行着“好汉不挣六月钱”的说法。成都的六月，天暑地蒸，湿热弥漫，沥青路面经烈日暴晒之后，显现出软化痕迹，其边缘部分凹凸不平，这就给拉车人增加了双倍的困难，即使太阳落坡，路面仍是软绵绵的。有时，拉车人为了赶路，不得不咬紧牙关，艰难行进，马路上留下的是道道车辙，滴滴汗珠和阵阵呻吟……记得某天，我单人独马地去为西门上一家铁器生产组拉焦煤，出货地点是北郊府青路煤场，时在伏天，暑气逼人，即使在家休息，也热得喘不过气来。那天，我去得并不算迟，哪知出货车辆太多，待我装车过磅毕，已该吃午饭了。我冒着酷暑，竭尽全力，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将车拉过了西北桥，汗水不断浸湿眼睛，我只好不停地用毛巾擦拭着，汗水顺着面颊流入口中，咸咸的，如呷盐汤，仰看天空，太阳如一团火球，正在不停地施发炎威，丝毫没有退凉的意思。沥青路面早已变软了，路面上仿佛有无数的火苗在窜动着，每前进一步，都异常吃力，我两腿一软，心里发慌，再也拉不动了。我索性将车停下，就近找了一处阴凉之地静候太阳落坡后再走，我背靠一棵大桉树，不知不觉间便昏睡过去了，待我在昏昏沉沉状态下醒过来时，太阳早已落坡，我心里一急，挣扎着要站起来，却感到口干口苦，浑身无力，便又颓然坐在地上，无可奈何地望着眼前这部装满焦炭的架车。这时，一位年约60多岁的忠厚长者站在我面前关心地问道：“小伙子，怎么啦？拉不动了么？来来来，我来帮你掀一把。”有位大娘也上前搭话道：“小伙子可能中暑了，赶快‘扯痧’罢。”说罢，她又给了我10多粒仁丹，命我噙在口中。过了一会儿，我感觉神志稍爽，便努力背上背带，挣扎前行。我的车圈已被沥青路面牢牢粘住，幸亏这两位好心人帮忙掀动，才得启行，这位老师傅告诉我，他也是搬运工人，现已退休了，他说：“拉车的滋味，我是体会够了的，‘篾片穿豆腐——不提了’……”老师傅一直帮我将车掀到西门车站十字路口才转身回去。我真后悔，这样的一位大好人，竟忘了询问他的尊姓大名及地址。
我既已成为服务站的成员，就必须参加办事处组织的学习，每月两次，不准无故缺席。学习地点一般在办事处礼堂内，如礼堂在举行其它会议或活动，便移在院子的某一角落开“坝坝会”。我第一次出席街道服务站架车运输政治学习会议便是享受的“坝坝会”待遇。主持会议的干事提高嗓门向大家交待了一些新规定及业务注意事项，他着重强调不许多开吨公里计费，如经查实，定要严肃处理。他最后补充了两句话“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强大，大家要认清形势，加强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末了，他让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他将这篇文章打开递到周树良面前，命他念给大家听。趁干事转身离开之际，陈宗华给我递个眼色，我们便悄悄溜了。走出办事处大门，陈宗华吊二啷当地说道：“我日死他妈！我们又不是战犯，教我们学习这篇文章，真是釉子反起上了。”后来，我才了解到，前来参加学习的人，有一大半都是“帽户”，干事的讲话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后来，我渐渐把服务站搞人力运输的成员认熟了，我更同几位由表及里，从内到外一点都不坏的“坏分子”交上了朋友。
有一位人称尹大姐的娘娘，干这个行道已有10多年的历史了，她是劳动服务站的老成员。尹娘外表斯斯文文，讲话和颜悦色，显得很有风度很有教养，局外人谁也不相信她会是一位下苦力的人力车伕。尹娘的丈夫是一名国军军官，被镇压了，她后来一直没有再嫁，带着两个女儿过，她唯一的期望就是把两个女儿供上大学毕业，便死而无憾了。她家的生活就靠她拉车维持，说来令人敬重。尹娘本人是旧时代的大学生，但却戴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尹娘拉车从不与服务站的其它成员合伙，她全是单个儿行动，她的业务项目也与别人不同，是替东郊一家工厂拉氧气瓶。而换氧气的地点在南门外红牌楼附近，她住家在小南街，活路虽然不重，但每天都要走二、三十公里的路程，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栉风沐雨，也够辛苦的了，这份差事是她的一位亲戚给安排的，尹娘格外珍惜这份令同行艳羡的工作，她仍须通过服务站开票转账才能拿到工钱。尹娘虽已两鬓飞霜，仍好学不倦，闲时喜读《唐诗三百首》和各种中外名著，她还向我索借过《古文观止》、《白香词谱》等书，其志趣可见一端。
老杨年过半百，有病在身，他家就住在长顺上街口，他是距办事处最近的一家。老杨家中家徒四壁，环堵萧然，他也是一位“帽户”，他因何戴上帽子，我不遑细问。老杨原先是搞财会工作的，也算是一位文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耍脱公职变成无业人员。老杨在无路可走，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加入了街道运输服务站。他的老伴原先在街道生产组工作，后因中风瘫痪失去工作能力，左医右医现在勉强能够自理，老俩夫妻膝下只有一女，这位千金高中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也就自然辍学了。老杨的女儿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人见人爱，由于家境欠佳，老杨这位千金非常孝顺，极能体贴父母，还要主动帮助老爸拉车。有时，在放空途中，她让老爸坐在空车上，由她拉着走，其孝顺举动，真让人感动！浙江人老胡对此尤多感慨！他对老杨说：“唉！时代太辜负人了，这么漂亮的闺女竟要抛头露面干如此粗重的活路，老杨啊，你要是生的是个儿子就好啰！”老杨苦笑着回答道：“有什么办法呢？谁愿意吃这碗饭呢？实在是无法可思，‘磨骨头养肠子’罢了，至于生儿生女那是上天的安排，半点不由人，老杨只有认命啰……”
孟大汉以“心重”出名，他的架车车身较长，车架挺结实，即使拉空车也很费力，唯一优点是“装得”，符合车主的性格特征。孟大汉每天出车都要带上两个儿子辅助拉车，他小儿子年仅6岁，大儿子也才10岁，放空路上，他命两个儿子坐在车上。装上货物后，两个儿子的肩上分别挂上背带，大儿子走外面，小儿子走里面，两个儿子均走在他前面一点。小儿子尚不解事，一路上东张西望，背带经常拖地，完全起不到助力的作用，这时，孟大汉便用手在他屁股上轻轻一拍，喝道：“老二，咋个搞的，把绊绳都拉弯了。”小儿子受责，便又小跑几步，将绊绳拉直。这是我所见到的年龄最小的拉车队员。出于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老胡忍不住对孟大汉发话：“你这两个儿子这么乖的，就让他们在家玩罢，何必拖出来受这份罪啊！”孟大汉回道：“老胡哥，你不知道，这两个娃儿丢在家里无人照管，他妈在做临时工，单位上不允许带小孩，我家里没有多的人，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留在家里，我能放心吗？”经孟大汉这一解释，老胡“哦……哦”连声，也就不再多话了。
陈宗华后来又去接下了很大一笔运输业务，业务内容不仅有拉砖，拉水泥，还有拉沙石和予制板。街道运输服务站同人之间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即谁有业务谁就是大哥，相当于帮会的头目，拥有业务分配权，如遇业务量过大，本辖区人员不能如期完成，也可以请外辖区架车过来支援共同完成。反之，自己的活路不够干，也可单独或结伙到外辖区“搭班子”挣钱，故拉车除了下气力外，还需一定的社交活动能力和较好的人缘关系。从少城出发到外东三砖厂或一砖厂去拉砖，路途遥远，放空路上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节省精力，在出城之后，同行间喜欢“打对”，即两车相连，一人拉，一人坐，这样便可轮换着休息。在三砖厂或一砖厂出砖，一般都在跳蹬河吃午饭，吃罢午饭，大家便站立路边树荫下稍事休息便“拔营”上路。每逢星期五，戴有“帽子”的同行便显得格外紧张，总是匆匆忙忙地往回赶，因为每周星期五下午3至5点是“帽户”们的学习时间，他们必须准时赶回辖区派出所参加学习，不敢迟误。有时，他们当中有的人估计时间来不及了，便把装着货物的重车停靠在路边合适的地方，用铁链将车轮锁上，然后赶公共汽车去参加学习，待学习结束，再赶车回到原地将车上的货物拉往目的地。如此折腾下来，回到家里，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了。故忍饥耐渴要算拉车人的第二大基本功。每逢星期五这天，负重在道的老杨便要急着赶回去参加学习，他的女儿只好在路边苦苦地守望着自家的架车，一等便是几个小时，不知这位梳着长长的辨子，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的姑娘心中究竟是何种滋味？
是年年底，被定性为“社会闲杂人员藏垢纳污之所，牛鬼蛇神避风港”，关闭了将近半年的茶馆获准重新打开了。重新开张后的茶馆最大的变化就是，数张茶桌并在一起，茶客不论认识与不认识的，全都围桌而坐，大家面面相觑，极为别扭。每家茶馆专门配备了一台收音机，收音机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开到最大音量，震耳欲聋，令人头晕目眩，躁扰不安，即使两人对坐，亦无法交谈。再就是满堂贴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小将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在一起的图片，再就是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对于广大的拉车苦力来说，茶馆起死回生毕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坐在茶馆里歇气毕竟比坐街沿边强多了。这种“革命喝茶方式”大约维持了一年多的光景，不知不觉间便又恢复了原先的老样子，收音机亦不复聒噪人了。
经过一、两年的摸、爬、滚、打，我对拉车这个行道由陌生而熟悉，终至升堂入室。由于认识的同行愈来愈多，业务空间亦相应拓宽，不局限于本辖区服务站的狭窄范围了。后来，我一直寄住在西郊营门口老家的几间草屋子里，这里清静宽敞，好停车，是一个很好的安身立命之所。
进了拉车门道之后，我偶尔也伙同朋友一起到外地做业务，最远的一次是到灌县去拉车，系好友余德治来相邀入伙的。本次业务的承头人为遂宁车帮（他们系农村外出搞副业的运输班子）陈大安、陈敬尧二叔伯昆仲，他们在灌县承揽了不少运输活儿，余同二陈是亲戚关系，故可放心去做而不用顾虑做了活路拿不到钱。出发那天，约定在西门花牌坊大茶铺集合，一行人马共计20多部架车，浩浩荡荡向灌县方向进发。遂宁车帮的人员全部使用的是牛车，老余戏言道：“他们的云头比我们驾得高。“放空”到了郫县后，二陈安排到县郊的一处堆料场去装麦草，这里是灌县都江造纸厂设在郫县的一处收购点。我从未拉过麦草，更无运“抛货”的经验，麻起胆子与别人一样的装法，收拾停当便躬著身子，右肩贴紧背带缓缓上路了。开始10多公里的路程，我虽觉得吃力还能勉强应付，过了安德铺便觉车上的货物越来越重，双腿愈来愈软，我虽然咬紧牙关使劲地拉，总觉得车轮不肯转动，很快天就黑下来了，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头昏眼花，马路上路断人稀，到处关门闭户的，偶尔有一辆汽车经过，随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我心里不禁发虚，默念道：今晚只有睡“马路旅馆”喂蚊子了。所有队友早就冲到前面去了，他们情况如何，现在走到何村何店？我一概不知。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真想弃车而逃，回成都另谋生路，从此同这个非我所宜的行道说“再见”。我瘫坐马路边，握着浸透了自己血汗的车把，到底横不下这条心来，何况这是自己的“命根子”，咋敢抛弃呢？我重新鼓起勇气，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着，我越来越觉得困乏，饥肠辘辘，虚汗直冒，每向前挪动一段距离，就歇息一会儿，俯身捧路边小沟里的水解渴。在困苦万状的境况中，突然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这个声音回荡在黑暗的夜空，像是在为人喊魂，这声音如象给落水者抛来了救生圈，令我喜出望外，无言以表。原来老余见我久等不至，担心我掉在后面出了什么事，心里不踏实，便一路找过来了。老余取代我拉了“中杠”，他让我在后面掀起走。老余告诉我，他和众伙计天刚黑就到达崇义铺了，大家早就吃过饭喝过茶各自归寝了。边走边摆，老余道：“成都往灌县走，全是上脚路，‘步步紧’，你的‘工龄’不长，加上拉的是‘抛货’当然恼火啰！”老余接着说：“你既然拉不动，为何不把车上的麦草掀两坨下去，不就松活多了吗？”我答：“我咋个敢那样做呢？我连想都没有那样想过。”老余嘿嘿地笑道：“你太老实了，麦草掀下去没得那个找你‘赔档’的（地方土话即赔偿损失意），天亮就有人来捡，贫下中农拿去盖房子好得很，你等于在做好事哩！”我答：“早知如此，我不如将麦草全部掀掉，拉空车子免得掉队，我挣这点运费真是得不偿失啊！”在余德治的“接引”下，我终于抵达古镇崇义铺。我早已困极了，饿过了，待歇下来后始重新感到饥饿的滋味，夜已深了，万籁俱寂，老余去找到旅店负责人，说了一大堆好话，才由负责人以私人名义拿出一把挂面，调料只有盐巴和干海椒面，但我敢保证，这是我平生所食最美最香的一顿面条。
我们这支杂牌人力畜力混合车队抵达灌县后，二陈弟兄召集全体人员开了一个茶铺会议，陈敬尧首先发言，他说：“大家既然走到一起来了，就是一家人，目标只有一个——‘吃钱’，业务有的是，大家不用操心，只管安心做就是，我老陈有饭吃，同志们都有饭吃，但是千万要注意安全，倘若出了事故伤着人就不好说了……”他的哥老倌陈大安补充道：“古言说得好，和气生财，出门人求财不求祸，团结至关重要，据我所知，好多‘车帮’都是‘扯内皮’自己闹垮杆的，我们好不容易在成都站稳脚，现在又到灌县来‘找吃’，只要弟兄们同心协力，我老陈两弟兄管保大家‘空手出门，抱财归家。”二陈弟兄的“施政演讲”赢得全体与会人员的赞赏和拥护，只差没有热烈鼓掌了。二陈的家乡“子弟兵”纷纷表态：“哥老倌放心！我们这里头没有扯五扯六、过桥抽板的人……”“这方面的问题哥老倌不用操心，两位哥老倌宽心去多联系点业务才是真的！”会开完了，二陈弟兄又招待大家去吃酒。酒足饭饱之后，我对余德治说：“二陈兄弟够义气的了。”余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将来你当了‘车老板’，还不是一样的操法。”次日，二陈兄弟安排人力架车组员去帮一个学校搬家。这是个难得遇上的松活活路，拉的东西全是桌椅床铺和一些杂物，尽车子装满，也远远不够“吨位”，比我年龄大几岁的那两个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我背带都不用就把这个钱吃下来了……”这两个小伙子喜欢唱歌，在“返空”路上一直哼哼唱唱的，似乎是天生的乐天派，完全忘记了自己正扮演着“苦力”的角色，他们身上揣着一本在当时被视作禁书的《外国名歌三百首》，他俩视同珍宝，不肯轻易示人。活路做完，运费很快就到手了，每车10元，二陈兄弟抽2元，拉车人净得8元，这比起街道服务站啥都不管却要硬抽30%强多了。午后在南桥河边茶馆喝茶，我对老余直抒胸臆道：“难得二陈昆仲如此仁义，拉车子就图个‘撇脱’（地方土话即“干脆”意）痛快！我很乐意同他们打堆……”老余边抽烟边呵呵地笑道：“你总是把事情想得那么天真，‘散眼子’的东西哪有啥子规律呢？说聚就聚，说散就散，我劝你不要想那么远，遇事现实一点好些。”也许，年龄的差距始终决定着人生思想认识上的差距罢。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到金马乡的一家砖厂去拉砖，这家砖厂的位置在金马乡和胥家乡之间的一处山坡上，自从开始拉车以来，我尚未经历过这么长的陡坡，老余同另外几个壮年汉子见我和那俩个小伙子一齐露出惊诧畏缩的表情，便大声鼓励道：“小伙子家，虚啥子火，比这个陡的坡都要‘拿’上去呢。”接着我们便分成3人一组，“打对”把空车子拉上山坡去。晚上大家便在砖厂的空礼堂内“打地铺”，床垫系就地取材，用遮砖坯的草垫子铺上就是。次日在砖厂伙食团吃过早饭便开始装车，装毕启行。下陡坡的阵仗真够惊心动魄的了，须五、六个人齐心协力才能将装上货物的重车平稳放到坡底，老余等人考虑到青年人经验不足，于是下坡一律由他们掌握“中杠”，“中杠”左右各一壮汉为之辅佐，另由二人分左右用绊绳拽住车架作后拖状，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则轮换匍伏着身体将双脚踩在车架后端，“中杠”不时发出“咳哟！注意到，咳哟！下坡啰！咳哟！少来，咳哟！慢点……”众人便和着他那低沉浑厚的号子声，一步一步地将一辆辆重车艰难地往下移动着，“中杠”还有意将车把拨动作“之”字状下移，据说，这样可减缓重车下坡的冲力。待所有的架车都“打对”下到坡底之后，大家便长吁一口气，喘息片刻，拔腿上路……回望这个令人生畏的黄泥陡坡，我真有闯过一道“鬼门关”之感！
二陈的另一支以畜力运输为主的人马在蒲阳方向承运沙石业务，很难同我们这边的人打照面。余德治私下对我说：“拉沙石是‘保肋肉’搞头大，拉砖是‘啃骨头’没得多大的取头，现在业务紧俏，只有将就做一段时间再说。”
在空闲时候，老余很喜欢同我摆龙门阵，他摆他在新疆工作时的传奇经历和人生感受，他摆他差点变成维吾尔人家的女婿，他更喜欢摆外国电影尤其是印度电影，他认为印度电影艺术性最高最真实感人，老余的这些精彩龙门阵对于我们几个除了拉车便没有任何出路的年青人来说，犹如望梅止渴。老余随身带来一本《红与黑》，只要听不见老余的声音时，他就一定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此书。老余还告诉我，他家里有几箩筐书，他说那些书全是“文革”初期他帮一所中学运货时偷来的，而这些书又全是红卫兵从黑五类家中查抄的，他最后说，我知道你喜欢书，这样吧，等这批业务结束后，你到我家来随便挑选，我一文不取，送给你。
光阴荏苒，我们搭班到灌县拉车不觉一月有余，老余和别的几位朋友在此间都曾回过成都。有一天正值下雨不能出车，我便趁此机会回成都耽搁了两天。当我重新返回灌县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仅仅两天的时间，事情陡然生变。我刚走出车站大门，对门茶馆内忽然跳出一个人招呼我过去，我一看正是老余，当时我很诧异便想问个明白，老余示意进茶馆坐下慢慢说，老余告诉我，二陈弟兄此次拖班子在灌县揽业务惹下大祸了，当地运输社认为端了他们的饭碗，由嫉生恨，便检举到县交管部门，说我们是“地下黑运输”，应予取缔。由于有当地熟人通风报信，二陈弟兄传话叫大家火速撤退，各自回家，下一步在成都会面。老余说，二陈弟兄带起他的牛车班子走蒲阳取道彭县转回成都去了，有几个伙计因为拉货不知情来不及逃跑，当天连人带车被扣押进去了。我问老余我们那几个成都伙计情况如何呢？老余说：“早就跑了，二陈弟兄话一带到，我们就把已经装上车的砖马上卸下来，他们全部走金马方向转回成都，现在恐怕早已到家了。我把我们二人的车子寄放在胥家乡的一个农村院子里，等你来了后，我们好一路走。”老余告诉我“前面不远处路边摆了两把藤椅，坐在一起抽烟摆龙门阵那两个老几就是专门出来‘指人’的。”我问“‘指’谁？”老余道“就‘指’你我俩个，不过，我们打着空手走他眼皮下经过也不虚他。”老余还补充了一句“活龙难斗地头蛇，我们当然只有走，熟人过话叫我当心点，这几天，运输社的头头儿们会同交管部门的人在各个路口子都布了点，声称要把成都来的‘黑运输班子’一网打尽。”老余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黑暗，烫！”
我们赶往胥家乡农家院子取了架车，不紧不徐地往金马方向而去……当我们南辕北辙经胥家、金马重新转回成灌路时天已经黑了，这一折腾，多转了好几十里路。我和老余决定连夜赶回成都，便在一家馆子随便吃了点东西，老余又去买了一包干饼子，我们将水壶灌满了水，拉起空车子朝回家的路上走去。开始那一两个小时，我们边走边摆龙门阵，后来便都不吱声了，两手扶着车把，一双腿机械地移动着，越走越觉得身子沉重，两腿木硬，巴不得一头倒下便睡。马路上既不逢人也不逢车，夜，静极了，除了风声和偶尔传来的犬吠声，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都没有戴表，也不知道时间，只管低头朝前走就是。我们像幽冥世界的游魂在漫无边际的旷野里游荡，不知何日是了？后来老余发话了：“喂！小殷，路还远，我们换着睡觉罢。”于是，我们动手将两车相连，用绳捆上，他坚持要我先“入寝”，谁知我躺在架车上根本睡不着，连迷迷糊糊的感觉都没有，我觉得躺在架车上睡觉比拉着架车走还要难受。走了一程，换上老余去睡，我反倒释然了。老余登上“卧铺车”后，一会儿便打起呼噜来了。昏昏沉沉间，前面出现了房屋和灯光，原来，我们已经走拢郫县了。老余这时也醒来了，他提议休息一会儿“打个尖”（地方土话即非正式吃饭时间少量吃点东西充饥之意）再走。我将架车停在一盏路灯下，路灯惨白暗淡，不见一个人影，我们在街沿边席地而坐，老余拿出干饼子，我勉强吃了两个，就再也不想吃了，我虽然将饼子咽下肚去了，却不知道是何滋味，此时此境，我深深体悟到，除了饥饿，疲劳应该算做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了，难怪古人将“劳不得息”称为人生三大苦境之一。小憩之后，我们继续低头赶路，大约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同时感觉有些凉意了，老余说：“在翻四更了，把这会儿熬过去，就来精神了。”又走了一程，耳畔传来淙淙水声，我们便停车浣洗，伸腰舒腿，顿觉清爽许多了。再走一程，前面又出现了房屋和灯光，马路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了，汽车喇叭声和拖拉机发出的噪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进城拉尿水的农民和骑自行车上班的工人纷纷朝城里涌去。天终于大亮了，我和老余走了一个通夜，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成都地界。临分手时，老余深有感触地说：“远走不如近爬，吃回亏，讨回乖，今后我们还是在‘九里三分’以内的地盘上操吧。”老余把剩下的4个干饼子分两个给我，我推辞不要，他神情严肃地说：“你非要不可，这是我们友谊的见证。” 老余约请改日喝茶，以便讨论下一步的业务问题。
彭体干是西门一带街道人力车帮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年近6旬，全家无业，依靠拉车为生，他的两个儿女是他的好帮手。老彭为人精明能干且重然诺，他善找业务，有10余部架车长年团结在他的周围同他一道“打伙求财”。老彭家住窄巷子，他在旧时代当过袍哥的管事，在新疆过了整整20年的流放生涯，刑满归家后仍戴着坏分子帽子。老彭是斌升街辖区街道运输服务站成员，他拉车虽然以“打野”为主，但他每月都要回服务站开上一定数额的票据，以作应付之计。老彭爱说：“不给他几爷子缴点上去，你莫想过太平日子”。老彭有两部架车，一部是牛车，一部是人力车，他是那时城里面少有的“牛车户”。牛车由他年仅十三、四岁的小儿子驾驭，人车由他亲自拉，他十五岁的女儿帮他拉“飞娃”，女儿有时缺勤，老彭就少拉点。对于老彭家的高收入，旁人甚为眼红，谓他家表面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其实是“螺蛳有肉在心头”，阴到吃得好。老彭有时也要回敬对方几句：“这么下贱的活路，‘卖砣砣肉’挣两个养命钱，‘唐家寺的伞’你也来‘试一把’嘛！”
老彭麾下的主要成员有家住同仁路的郑大爷，所有成员数他年龄最长，年过“古稀”了，郑大爷的儿长得莽乎乎的，已满16岁了，没有读书，长年协助老父拉车。郑大爷也是“管制分子”，说来离奇，他被判管制仅是为倒卖3斤搭伙证、8斤小菜引起的，这哪能构成犯罪事实呢？郑大爷自己作了诠释“因为我在旧社会跑过‘单帮’，走过云、贵，参加过袍哥组织，有历史问题，不管制我，管制谁呢？我到‘当球疼’，泥巴都壅拢嘴皮了，只是连累了儿女，害得他们头都抬不起。”说罢摇头唏嘘不已。
年近6旬的方大汉也是老彭麾下的一员大将。方大汉是一位单身汉兼“包包户”，他长年以鸡毛店为家，后来老彭替他在西门犀角河附近农村租赁了一间茅草屋，他才算有了一处固定栖所。
老彭的成员还有在西门住的万大娘，因形体较胖，人称“胖妈”。胖妈全靠他12岁的儿子和13岁的侄儿辅助她拉车，在装卸货物之际，倘遇他们不能胜任的笨重物品，同道们往往会引手相援的。胖妈的丈夫是一位老工人，他也经常在下班后赶车来接应老妻少子爱侄，场面亦颇感人！架车是这一家子的生产工具和命根子，但苦于车子无处寄放，他们的住处亦窄得可怜，于是，他们只好将其放置街边屋檐下，为防被盗，他家将门边墙脚处钻了一个孔，仅容得下一根粗铁链伸进伸出，晚上关门入睡前，他家便把临街那只车轮卸下，这车便成了独轮车，里边那只车轮连同车架便用铁链套牢于屋内上锁，次日出车又把车轮安上，多年如此，不胜其烦，这真叫没得办法的办法。我每天经过胖妈家都要见到这道景观。它在我眼中至少保留了10年之久，直到胖妈的小儿子及侄儿长大成人并有幸参加了工作，她本人亦因年老“退役”，这道景观才在不经意间消失了。
杜麻子是北巷子辖区服务站的成员，但他难得同本辖区的人一起拉车，他一直死贴彭体干做业务。杜麻子个头矮小，为人勤谨，据他说，他是个差点被戴上帽子的人，他解放前是开酱园铺的，饶有家产，后来评成分定为“工商业主”，杜麻子说：“还差半篾片我就要变成‘资本家’了，要是变成‘资本家’我老杜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杜麻子也是全家无业，经济来源全靠拉车，他有两部架车，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随他拉车。杜麻子的侄儿有十八、九岁，身体长得很结实，他的大儿子有十四、五岁，大儿子同侄儿拉一辆车子，老杜本人则同小儿子拉一辆车子，他的小儿子稚气未脱，只有十一、二岁，一家仨爷子虽然辛苦，收入却是可观。为了活命，杜家几弟兄的美好童年及花季年华全都被淹没在马路上的滚滚流尘之中……
刘成龙是彭体干的老友，他在旧社会当过保长，参加过袍哥组织，解放后在新疆劳改14年，他同老彭话旧时爱说：“我比哥老倌先‘脱手’，哥老倌在北疆，我在南疆，我们还隔‘一帽子’远，唉！回到成都也是‘和尚的脑壳——没发（法）’，只有拿这砣肉去夯了。”老刘初来报道那天就是拉运沙石，方大汉对他说：“刘大爷，活路‘烫呵，你咋不把老娘喊来帮忙呢？”谁知这一问竟使老刘眼睛发红，说话的声音也哽噎起来了“我的老娘来不成了……我们离婚了……”方大汉一边铲沙一边答话：“唉！老朋友何必呢？老夫老妻的，几十年都过去了，离啥子婚嘛，何况现在管得严，不好离婚呢！”老刘惨然一笑，回道：“不是那个意思，我老娘去年就死了。”老方恍然大悟道：“哦！你们是这样离的婚嗦。”“你老娘是咋个死的呢？”方问。“她本来就有胃病，又爱怄气，这几年跟着我拉车子，饥饱不匀，经常吃些生冷东西，后来随时喊胃痛支持不住，我就没有让她拉车了，去年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胃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唉！死了也好，免得遭罪。”刘答道。老方回道：“人死如灯灭，彻底解脱了……”说罢低头铲沙，不再言语。
陈宗华先于我投奔到老彭麾下。这时，老陈已经鸟枪换炮，拥有两部架车和一条牛了。由于拉车能多挣钱，他老婆也不想在乡下挣“大寨式工分”而进城帮男人拉起了牛车，老陈仍拉人力车。他们的大娃儿交给乡下外婆带，小女儿才3岁，丢在家里没人管，他们只好将其放置在一个装沙石的竹筐内，每天跟着大人走，小孩好像也很懂事，从不哭闹。有时，同行开玩笑对老陈夫妇道：“你娃娃上的是‘架车幼儿园’呵！”陈妻答道：“她都算好的罗！比农村的小娃娃幸福多了，像我们生产队那些小娃娃 ，大人下田做活路去了，丢在家里边没人照管，满田坎乱爬，万一滚到水沟头茅坑头淹死还不就算球罗……我们这个娃娃 好歹有两个大人照看着嘛，”听了这话，大家都夸老陈的婆娘会想。她便回道：“是嘛，不会想你又能啷个呢？总不会端一厢豆腐去碰死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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