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记得曾经读伏尔泰对历史的描述时，我脊梁凉嗖嗖的，浑身冰凉。我无法忍受人类历史的真相，五千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战争，凶杀，只有一两百年才是人身和财产勉强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和平时期还是不断堕落向战争，也可以说是喘息一下然后再厮杀，和平仅仅是为了战争。佛说人生泡在苦水中，果其然。看来“人对人是狼”才是历史的真相。二千年的中国历史，也仅有二三百年属于喘息的时间，其他时间战火纷飞、风雨如晦、民不聊生。好在我不是诗人，要不然只有刺瞎眼睛或者自杀。
拯救到底有没有可能？霍布斯说交给国家吧。然而国家是以毒攻毒，而且国家会导致更大的祸害，二十世纪的民族国家间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便是例证。汉密尔顿接茬回答说，在美利坚共和国这块土地上，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更换政府，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无力和偶然。这是政治世界从彻底的黑暗中出现的曙光。如果说人类生活注定是政治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更换政府，可能比“基督复活”的拯救更为伟大。它塑造了美国在世界中的绝对高度。
清王朝之后，担当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知识份子的使命不是推翻前朝，自己坐江山，而是结束两千年的“治乱回圈”“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带来的苦难，缔造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富强国家。如果不得不“以暴易暴”推翻前朝，那也是一个小步骤，而必须服从于结束“治乱回圈”这一伟大目标；如果不推翻前朝更有利于实现，那麽也会忍者心中痛楚和前朝合作，例如康粱的君主立宪，或胡适之于蒋介石。
“以暴易暴”注定撕裂目标和手段，最后手段成了目标，推翻了前朝不过是自己取而代之，让自己变为处于等待被推翻的位置，而结束“治乱回圈”的伟大担当却退隐到虚空中。到了当代，“以暴易暴”已经被唾弃，于是担当着中华民族命运越发成为“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使命，带着悲怆的自觉，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在赞同“以暴易暴”者看来，甘地和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怎么不像是在捆绑自己手脚。
如果说1949和1989年相隔40年，这四十年的前头和后头中华民族分别两次断裂，掐头去尾，1949年是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断裂，1989年是大陆内部的断裂。到底是哪一种力量驱使1989年提出各种宪政诉求，而且这些宪政诉求得到普遍认可，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政府机关，再到社会各阶层？这些诉求与近代以来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那麽说就是驱使提出近代目标的同一种力量驱动了1989。担当着中华民族命运，是因为中华民族命运关系每一个人的自由、财产和幸福。为追求自由、财产和幸福，炎黄子孙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爱国主义是对家庭的爱。这种爱和追求构成了1989宏大和微小的动力。
恨是由爱转化而来，没有爱就没有恨。社会主义是基督教的世俗遗产，也是博爱精神的产物。为了爱才划分出敌我，有了阶级斗争，有了仇恨。1989断裂以后，双方陷入囚徒悖论之中，互相猜忌，互相仇恨。这时候，担当中华民族命运是召唤爱的共同记忆，弥合裂痕；还是传播仇恨，夸大裂痕？
去年在前中宣部长朱厚泽老先生家，老先生说自己的倾向遭受批判，我说当下批判越重，在日后历史中的分量越重。断裂以后，民族道义已经流失于野，评判的尺度已经颠倒。我们被抛到这样的境地里：你必须立场分离，要么仇恨，要么拥护，不是仇恨就是拥护。但挟“民族道义”传播仇恨，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吗？是一件有利于民族命运的事情吗？挟“民族道义”传播仇恨同样是“唤起启蒙”，呼吁人们觉醒，这是毛泽东的武器，如何也会落到它的对手的手中，那麽毛泽东一生反抗他的父亲毛毛顺生，结果成为了另外形式的毛毛顺生，这些传播仇恨者会不会担心自己是另外一个毛泽东？
担当中华民族命运就是走向宪政。如今回念1989，是唤起全体普遍认可的诉求背后的爱，还是扩大开枪的恨？要知道回念是不可能回到原处的，而是用于塑造将来的，塑造宪政的。爱能够唤起曾经普遍认可的对宪政的认同，扩大仇恨能够唤起吗？
最后我想以米尼奇克的话来结束：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不可将它分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不同的行政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语言，它将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
10月18日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