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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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9日讯】从市民到公民

可以这样说,27年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市民的诞生。作为一个立宪政体的地基,市民社会逐渐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站立起来。我们变成了斤斤计较的市民,在交易之中去获得个人的尊严、权益和成就,并在交易的锻炼中,慢慢懂得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边界。正是市场,使人们一面摆脱了梦魇一般的某种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但另一面也意识到自由不等于自我中心,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仅仅存在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当中。一个最现实的经验是,除非你有特权,否则没有笑脸就没有交易,没有平等和尊重,就没有私人财富的累积。

这正是一百年前旧中国的第一轮思想启蒙中,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的大义。在我们与他人之间有什么?27年的经验使我们回答:世上的一切财富,都存在于我们与他人之间。不投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人,就是无产者。之间我们叫做市场。市场上的人们,叫做市民。市民的集合,投射到政治上的一个身份,就叫做“老百姓”。

但在我们与他人之间,除了市场,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空间叫做政治。这个空间中的人叫做公民。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可能需要更严肃和激烈的讨论,但政治改革的目标却毫无疑问,就是公民的诞生。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社会,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动的社会,是私人利益的卑微的集合体,是交易和财富都无法在公共领域获得最终保障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国,伟大的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因此一个共和国的政治,也是公民们的政治,而不仅仅是由官僚和国家机器操持的政治。

一个公民社会所对应的政治概念,不是狭隘的官僚政治,也不仅指一个狭隘的国家权力的运作领域。公民们的政治,是一种公共政治。什么是公共政治呢,在我们和他人之间,有一个既非私人交易、也非私人情感的空间,那就是公共政治的属地,是公民出没的地方。新共和主义者阿伦特甚至把这样的一种政治概念,称之为唯一的“真正的政治”。在她看来,那种规划于密室、仅仅与公共权力或各式制服紧密相连的政治,反而是一种虚假的、“反政治”的政治。因此,当近年来舆论和媒体频繁的讨论乞丐、乙肝带菌者、失地农地、拆迁户或足球俱乐部的权利、讨论郎咸平的喊叫、高耀洁的泪水和孙文晔的四合院,讨论一切牵动人心的公共话题时;当杭州的刘进成用白大褂印上宪法、另一些人穿上印着“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的T恤、而我的朋友李彪常年在自己的胸口上别着“以诚待人”的自制像章时,或当上海的胡愚文根据《游行示威法》持之以恒的向政府申请游行、民间绿色组织和知识份子一个接一个质疑着三峡大坝、怒江大坝、虎跳峡大坝的修建,当“姚立法”年复一年独立参选,拿出一部又一部议案,陈思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日复一日举着牌子企图挽救自杀者时。对于他们最贴切、也最荣耀的一个称呼,就是公民。

但公民的诞生,显然比市民的诞生更难。一是难在公民对一个法治和立宪政体的需求,比市民更加强烈和迫不及待。在古典共和主义时代如古希腊,“公民”只是一部分人的称谓。公民权是有代价、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近代宪政的发展,造就了国家权力依赖于民意的授予,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公民”才成为了惠及一切国民的荣耀。因此公民的诞生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权力必须走出庙堂,成为天下之公器。

而第二个难处,则是虚妄的道德理想曾给我们留下巨大的阴影。使我们几乎丧失了追求公民精神和投身公共政治的勇气和能力。这使大部分社会成员耽于对政治的冷漠和畏惧,宁愿选择做一个远离公共领域的“老百姓”。甚至当一些人重新流露道德与政治的热情,当一些人重新对公共政治的参与和维护充满兴趣,当一些人以社会的精英自许勇于担当时,我们甚至会怀疑、恐惧、藐视、远离和反感这样一种公共精神的重建努力。因为我们实在分不清楚,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公民精神或公民性格的塑造,还是一种虚妄的泛道德的激情卷土重来?这是市民精神的一种顺理成章却异常艰难的延伸,还是把人们劫持在公共领域不让回家的、一个泛政治化的恶梦又将开始?我们对斗士和烈士的传统充满厌恶,以致我们没有把握分清楚斗士和公民。我们成为市民的同时,几乎也在一步又一步的丧失着在公共领域进行辨别和行动的能力。

从恒产到恒心

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为我们理解改革的进程提供了另一个模式。换一种说辞,27年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人们开始拥有恒产。而未来的公民社会和公共政治的目标,则是由此培养人们的恒心。这也是区分公民政治和高标的道德理想的关键。公民政治是有产者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主义是无产者的政治蓝图。公民精神的实质是恒心,而不是野心。

因为公民对参与和维护公共政治的热情,起源于对私有财产尤其是恒产的捍卫。所以公民的恒心在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当政治和法治秩序守护人们的恒产时,人们就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逐渐生出不变的恒心和对于秩序的荣耀感。并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比商业交易更大的满足、更完整的自由。反过来,当秩序剥夺和不能捍卫人们的恒产,或不能给人们追求财产的公平机会时,有产者的恒心就逐渐被无产者的高标的道德理想所替代,成为激进主义的和具有颠覆色彩的野心。

因此在古罗马,当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出任不列颠总督时,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鼓励和帮助英国人修建住房、寺庙和一切建筑物。而近年来,当拆迁户朱正亮自焚于天安门金水桥上、叶国强投身于天安门金水河下,或拆迁户翁彪自焚于拆迁指挥部。正是老百姓因失恒产而失恒心的极端例子。教训有二,对政府来说,最稳定的社会秩序,最健康的政治只有一种,就是最能保护人们恒产的秩序和政治。那就是法治和宪政。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光做“老百姓”是不够的。只有当我们进而成为有恒心的“公民”,我们才能退而做一个安心的小市民。

一种积极参与、拓展和维护公共政治的公民精神,源于私人利益,但又超越了私人利益。这与道德乌托邦无关,而与法治的优点有关。因为法律是一种普遍性的统治,立法者必须通过任何人在同等情况下都普遍适用的法律进行统治,这极大地限制了当权者的欲求。同时也使一切有志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人,必须把对自身的关怀延伸为对他人的关怀。在一个特权社会,一个人的权益可能与他人的权益无关,甚至相互矛盾。但在法治社会,善不能独存,一个人的权益势必同他人的权益血肉相连。因此法治并非很多人想象那样是一种冷冰冰的力量。恰恰是法治,敦促了公民精神、公益精神和健康的公共政治的产生。而一切特权,才是公共道德的敌人。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2004-10-8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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