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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中国的“戈巴契夫”

昝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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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26日讯】1989年5月15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巴契夫来到北京,当时中共党章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会见他时,公开表示邓小平仍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决策人物,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向邓请示。当时学生在广场上安营扎寨,戈氏未能在天安门东门外广场踏上红地毯–欢迎仪式改在南苑机场,没有红地毯。6月25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布结果,赵紫阳告别政治舞台,至今已经15年,公开报导未再见他的名字。今天,偶见有关退职后的领导人回忆录上会提到“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这样的字句,但都没有提中央领导同志姓名,赵于1980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接替胡耀邦出任总书记,此前辞总理职。现在,赵仍然活着,10月17日刚过85岁生日,但已经成为一个在公众场所消失了的人。相比之下,戈巴契夫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他虽然提出了“改革新思维”,但后来苏联的剧烈变革使他再也不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1991年8月苏联发生叛乱,用叶利钦的话说就是“8月19日,我们还置身在一个国家里;而8月21日,竟完全处于另外一个国家里。这三天成为过去和将来的分水岭”(1995年东方出版社《总统笔记》叶利钦着),苏联已不复存在,米哈伊尔‧戈巴契夫业已辞职。下台是最好的结局,毕竟没有被砍头,而且也不会在公众场所消失。

如果说,苏联是葬送在戈巴契夫手里,那么我认为他所起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的作用,或者说是关键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冰山一角是由冰山决定的,而不是冰山是由冰山一角决定的一样,在史书上他还会赢得更加广泛的赞誉,虽然他在变革中没有谋到什么好处。同样,历史评价不会因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改变,今后的历史也将会对赵紫阳作出准确的历史评价。

针对戈氏所起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大有人在。如果说中国的“戈巴契夫”,秦代时陈胜吴广应该算是一个。公元前209年7-8月,农民出身的陈胜因不能按时将900多名囚徒在暴雨中赶到目的地,与吴广公开宣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不能不承认,陈胜吴广是当时最爱国的爱国青年,他的意思是说,现在逃亡被捉到也是死,起义若失败了也是死,既然同样是死,那死于国家大事不是好些吗?于是,在他这些话的刺激下,觉醒的囚徒和农民造反者开始叛乱了,举国四处烽火。当然前面提到了,陈胜吴广所起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的作用,而起决定性的因素是“天下人受秦始皇暴政的苦已经很久了”。后来,到了公元前208年,农民军不敌职业军,“起事失败”,两人虽然被另外一些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同伙杀害了,但因为两人首先发难,加快了秦亡的速度,其历史贡献就在于此。不久汉刘邦取胜,陈胜吴广的发难事迹得到了官方的的承认和称赞。公元前195年,汉高祖规定了永远纪念他们的哀悼仪式,据说100年以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这些仪式仍在举行。《史记》卷四十八专门写“陈涉世家第十八”,对其评价甚高,如陈胜年少时就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的远大志向。贾谊评论说,一介匹夫发难起义,竟连他(秦始皇)历代的祖庙都遭到毁灭,自己也死在敌人的手里,让天下人笑话,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秦始皇及其二世不实行“仁义”的政治……

亡秦者胡也。其实,陈胜吴广能够称得上当时中国的“戈巴契夫”,他们的最大支持者应该说是胡亥。当年阴历七月陈胜起义,胡亥知道后非常生气,还把通报消息者关进监狱,后来又有使者到,胡亥询问便得到了“一群土匪而已,已经全部抓到了”的答复,自然十分高兴。其实,当时全国已经开始星火燎原了,连刘邦这样的小官僚也开始政变了,可见整个国家有多危险,有多混乱。这个胡亥,身居皇帝之位,却讨厌听到真实的资讯反映,四处堵塞言路,让大臣和百姓都成为聋子和哑巴。谁说盗贼太多,那里发生起义,他都要杀谁的头,连身边的宦官都不敢说实话。等死到临头的时候,胡亥这才惊慌失措,连连求饶,要求降为郡王得不到答应,要求作个万户侯,也得不到答应,要求作个平常百姓也得不到答应,最后只得自杀。胡亥之死其实是死在自己手里,他只知道自己是皇帝,而不知道自己是在祸国殃民,遂后秦亡验证了“凡祸国殃民者,总是不能长久”的道理。

陈胜吴广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戈巴契夫”,在无奈之下被迫起事革命,摧毁暴政,但其结局多半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不能指望革命成功后成为既得利益者,分一杯羹。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先行者是他们,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王侯将相,他们惟有牺牲自己,才能获得后人的称赞。

--转载自《议报》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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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6 8: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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