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3日讯】在一个全面退潮的时代，精神个体的伸展是艰难的。为了表达自己对时代社会的有效参与，这些精神就不得不回避个性，而把自己献祭出去，用文人的话，是以珠玉之身扑向时代。王小波将每个人置身其中的时代品性当作人生伦理问题，他像鲁迅那样哀悯“沉默的大多数”，对那些知书明理的“沉默者”，他宽恕地理解为他们要守住自身的清白；但他同时说，他得打破沉默，因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许他顾及自身的清白。王小波如此说，是因为他害怕别人说他做秀，裸奔，搞行为艺术，他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讽世的重和大，能够理解他谈及的话题。幸运的是，王小波因此从文人进入知识份子的行列，因为他的“不沉默”而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极有个性、成就也极可爱的知识份子。这正是大诗人艾略特自文学角度论及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悖论。即现代人必须摒弃个性，必须参与公共精神，才能启动传统，并回到传统。王小波摒弃了现代社会所谓的细密分工的专业假像，放弃了一个当代文人作家的“本职”或犬儒，回归了托尔斯泰、左拉、卡夫卡、纪德、艾略特、鲁迅那样的作家传统，即由他们开创的现代化进程中作家和知识份子不可分离的伟大传统。不幸的是，王小波遭遇的时代沦落太过强大，他一人“啼血”之力难以唤回“东风”，沦落的时代只是记住了他本人，甚少关注他论及的诸多命题。直到今天，有关国学、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等等他参与讨论的问题，用鲁迅的话说，被他“撕破”过的东西仍变本加厉地在我们社会里聒噪不已。
我们的时代就这样令精神觉得不义而可耻。张奚若当年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一类的说辞，他说的是一种特殊人群，一种意识形态导致的僭越、自负或狂妄，这评语同样适用于今天参与时代品性表达的众多的精英们。今天的民族现代转型，已经淡化了它那早期积贫积弱的殖民色彩，淡化了中心边缘依附又应激的民族危机意识，淡化了对立而峻急的国际背景，甚至淡化了八十年代那方位明确的理想精神，而有了可观的市场平台、网路空间、内外环境。于此，不仅权钱交易的资源资本化有着“杀鸡取卵”般“立竿见影”的经济绩效，而且置身其中的个人每有表达，都有着不菲的名利创获。这使得转型年代成为一个空前自足的人生舞台，这是一个能将绝小的螺丝壳做成绝大道场的社会。公共空间、民族的现代品格、现代国家意识和文明意识、现代公民观念，等等，不仅弃置勿论，反而一再萎缩。当代中国人少有努力成就这种公共精神，反而因争奇斗艳地表达自己，为这个时代制造了众多的贤达、名流、明星、偶像。
只要我们对身边的生活稍有记忆，我们就能明白，不仅个人在其中迷失，就是民族的历史进程也是左冲右突，无能进入“持续不断变迁”的现代社会。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没有昨天，没有未来，我们没有德性，没有人格。一切都是因循的，苟且的，小康的。一切都是即时的，表演的，名利的。因为我们的专家学者、我们的文化人没有内容，他们就伺机待时，跟一切显得正确伟大光荣的东东站在一起，站在自由主义伫列里，站在穷人一边，或者表演自己就是这种种伟光正，如中国的观众所看到的，他们每有举动，无不暗示着，他们是有权势的，是有钱的，有知识的，有思想的，有良知的，有公共关怀的。但他们并没有自己，也没有参与民族公共精神的建立。转型本来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有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如今的转型却成了一部分人表演并享受表演的空间。这一部分人据说代表了转型年代丰富的人性、人心、思考与追求，他们和被遮蔽的更大规模的中国人异口同声地称道他们这些“秀”才丰富了当下中国生活。他们确实是一帮“秀”才、戏子。瞒和骗的中国大戏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变幻的只是戏中各领风骚三五天的角色。每一戏幕落下，观众仍要独立应对生存的全部重量。而那些无能入场看戏的人，那些无知无觉者，则终日终生做装点中国大地的野草。
这个奇特的当代中国转型，不知有无幸运在未来世代的眼里占有一席位置，但在一个精神立法的文明史上，它注定是以耻辱的底色进入精神的记忆的。有如孔子对这种社会的精英人群的定性，邦无道，谷，耻也。危邦不居，乱邦不入。甚至我们从阿赫玛托娃、爱因斯坦、茨威格等人的记忆里都能看到这种对乱世、对危机社会的迅速反应：命名、憎恶、反抗和回避。但对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父母之邦而言，孔子还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生态度，那正是王小波们的态度。本书作者高氏兄弟也近于这种人生态度。但高氏兄弟的路是独特的。
高氏兄弟同样在回避自己的个性，的确，在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里，没有比高氏兄弟更自觉回避个性的了。他们拥有的是一种意向，他们落实的是广大的人群，他们并不张扬自己，并不像众多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们那样诉说自己有什么，但他们在努力表达并唤回我们每个人心中本有的良知良能、我们曾经熟悉亲切的德性、正义和爱。高氏兄弟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明示自己对庸众精神的挑战，这种庸众，并不是精英对民众的蔑视，而是精神对堕落精英的称谓。因此，高氏兄弟的行为艺术具有更强烈的反讽性。与当下精英文化的游戏、犬儒却披着精神的外衣不同，高氏兄弟对精神的深度表达却是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体现的。我们在高氏兄弟的行为艺术里，看到的却是最严肃甚至在最辛酸的中国生活。转型社会最稀缺的东西：德性、主义、同情心、社会公德，等等，正是转型社会的精英文化和媒体大声宣扬、口惠而实不至的内容，所谓沦丧、社会冷漠、人情纸薄等等成了社会常态。我们看到，在“拥抱”、“十字架”、“与无家可归者进餐”等行为艺术里，有关爱、交流沟通的生活内容有了落实，由于高氏兄弟借助于众多的佚名人群的参与，他们的行为艺术让每一个佚名者找回了爱的感觉，在与陌生人拥抱的行为里，每一参与者找到了自己属于人类的社会认同。
如同王小波在我们时代“不世出”一样，高氏兄弟同样是落寞的，少为人所知的。好在这种人自有精神温暖，并在精神的指引下，完成一个个庸众视而不见的生活境界。最近的例子，即是高氏兄弟用一天时间在北京行走、拍照、跟陌生人交谈，这一成果，结集为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在北京一天走多远》。
当我认真读完这本书时，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行为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重大的人生态度、人生经验。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控诉，是报告，是调查。但所有报告文学家、社会学家、城市专家、时政媒体所做的工作，那种劝百讽一一类的意见、建议、政策注解，都不如高氏兄弟这行为艺术来得强烈，来得沉重。
据说北京已经发达得后后现代，其道路、建筑、桥梁、公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已经跟发达国家最好的城市看齐。如高氏兄弟所说，“北京，仿佛无边无际的城市，到处是人流车辆、到处是商厦店铺、到处是立交桥、到处是工地。就像一个中了魔法而疯长的巨人，它那钢筋混凝土以及电缆管道构成的骨骼筋络每日每夜都在膨胀蔓延。在这个庞大得令人迷惘的城市里，每时每刻，数不清的人带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计划和欲望像蚂蚁一样匆匆忙忙地从一个地方奔向另一个地方。”我们也知道，北京有不少缺陷，专家学者早已列举控诉过它的罪错，拆迁太黑、建筑太俗、规划太乱、人员太杂、出租司机太苦、员警太坏，等等。我去过别人的首都，在华盛顿、罗马也都有过整整一天步行的经验。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些首都的区别。我甚至跟其他人一样，尽管承认北京有不少毛病，但觉得北京终究是“首善之区”，门面还是做得像那么回事的。我像别人一样，认为要了解中国，不能生活在北京，必须下去，下到内地乡里去。但高氏兄弟的一天生活，却让我明白过来，到外省去感受中国当然重要，但只要有心，在北京就能认知中国社会的品性和前景，转型社会的危机和灾难几乎都可以在北京找到苗头。北京确实跟别人的首都是不一样的，对比我在罗马步行一天留下的游记，高氏兄弟的一天行走是真正的揭露。
那是寻常的一天。他们从通州坐车到大北窑，坐车到苹果园，再到西直门，坐城铁，这么一天走过了北京城。他们为建筑工地拍照，关注民工的工资，坐车者们的表情，大清早情绪不好的妇女，无数的售楼广告，地摊报纸的资讯，这些平时浮光掠影的城市印象，在他们的眼里突然有了新的意义。跟打工者一起吃早餐，看到卖假发票的票贩子，地铁口的卖唱艺人，殴打老人的员警，到广场上漫步的异己感，等等。每一画面都能对应着我们社会最为重大的问题，假发票与贪污腐败，民工与欠薪现象，员警与国家政权的职能形象，地摊报纸与爱国主义，台海危机与现代国家意识，非典与城市管理，等等。我们可以理解，这些重大的社会命题，都与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爱拿爱国主义、中国繁荣说事儿的精英应该借用高氏兄弟的眼光，那些说北京堵车象征繁荣的精英应该看看北京的日常生活，那些爱讨论读经、传统文化、宪政法治的精英应该到街上体验一天。
每一个感受北京文化氛围的人都能理解，那些大大小小的文人学者的聚会带来人们的激动，知识、学问、真理、思想、良知、正义等等，都在其中不吝地批发、表达，解答乃至改变中国的方略、规划、甚至人才队伍都显得有如超市里货架上的商品，可供中国任意挑选；更重要的，这些与会的知识精英们把人生意义、社会价值等等都许诺出来了，他们把知识、名利、生命境界一类的东东许诺或说留给了自己，却什么也没有给民众留下。对于民众，要么是弃置不顾，要么是要求他们“分享艰难”，或过一种“没事偷着乐”的平民幸福生活，最不济，要他们忍耐，以待明天将来。这跟意识形态一样的承诺，最清楚不过地证实中国民众五年十年甚至一生的生活没有意义，用精英们的话，民众活该“沤烂”在历史里，而他们高踞上面，享用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各类资源。民众因此成为转型社会最不为人理解的物类世界。这些一无所有、土得掉渣、毫无价值的行货，是如此失去了自信和野民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一生不过是追逐由上而下批发或零购来的权力、知识、思想或言行模式。如同文明世界眼里提示过的，中国有钱的人使用起工人来，只能让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企业家们挢舌不已；异质同构，中国有权的或有知识的人运动起民众来，也只会让资本主义国家的权贵和学者们望尘莫及。但这种种人生真相或转型社会的本质却多少为人忽略。精英与民众的两极分化，其隔膜是今天中国的重要事实。高氏兄弟的工作，就在于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把这种生活的真相揭示出来了。在一极世界自我规定自我许诺，对人生社会意义自导自演的时候，在一极世界低眉顺眼地谋生如蚁、乞求苟活如牛马的时候，高氏兄弟赋予了这两极世界统一的价值。是他们和他们的眼睛，使我们从虚拟承诺想像的世界转移到大街上来，他们不受知识和都市文化污染过的目光，带给我们“目击道存”的人生和社会撞击；是他们把这一幢高楼、这一辆轿车和这一个沉睡街头的浪人组成了被遮蔽了天和地的北京；多亏了他们，我们恍然，那个晨起心情不畅的妇女、那一被员警追撵的老人、那些卖发票的小贩，那对和善的老人，所有这些拜物教精英眼里毫无顾惜的生命世界，才是当下北京最日常最有意味的画面或风景。
高氏兄弟退居了幕后，他们把真实、生活经验交给了读者。每一位读者都可以读出自己的感觉，但每一个读者都能给今天的北京以评价，以意义。只要他不停留于个体的名利才学，他把整体当做人性经验的内容，那么，无论如何，苟安与审判，活着或进取，爱与憎恨，逃离或拥抱，习惯与不平，等等，都多少在参与转型社会公共精神重建。
我在编发李慎之名文《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手记中强调，专制不仅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文化传统，而且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每一个乐意从语言、从体制、从宪政等角度着眼变革的精英都得理解这种民生日用里的文明转向。这种转向来自于精英阶层的自由民主意识及其自由民主的范式生存，就是说，来自精英阶层的精神自主，来自公共精神的参与建设；没有这种转向，中国永远在专制生活的汪洋大海里。如同北京，虽为首善之区，但这个城市不可能全是精英，全是高楼大厦、名车美女，全是后后现代或新新人类，永远干净整洁，严打只能解决某个地段一天或者一周的治安，但北京却充斥着我们艺术家眼里的老人、盲流、上班族、员警，这是永远扫荡不了的现实。我们看到的不是秩序，不是公共产品，不是社会认同，而是等级，是两极分化，是暴发、堕落、私欲、冷漠、性命。
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氏兄弟表达的，不是艺术家的良知，而是人的精神。我们在专家学者或媒体上很难发现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之光照耀了北京的一天，照耀了民生日用。植根于日常生活，这是转型时代精神自救的前提。如同他们感慨的行走一天有限一样，他们使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现代转型之路还非常遥远。
2004年10月19日北京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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