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5日讯】（据中华网11月5日报道）昨日清晨记者再次拨通王伯昭电话，正在拍摄现场的他很疲劳地表示，“我一定会告他，律师还需要调查，到底要多久我也不知道”。
随着调查举证进入胶着状态，随着王伯昭日渐低调，这个近2个月来几乎印刷在所有大众期刊上的名字，似乎正在淡出我们的视线。然而我们无法预计的是，一旦这场事先张扬的诉讼真正形成，那是否意味着另一场更加猛烈的道德审判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2004年9月18日的夜里，王伯昭在《小鱼儿与花无缺》剧组因为8－10秒的殴打情节而受伤。而这个所谓“借戏伤人”事件因其特殊社会性质可被安放在法律、经济、道德等等一系列框架内诠释。
在案件正式起诉和法律最终判定出台之前，作为旁观者我们其实无权主观臆断双方对错，但就“王伯昭事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与现阶段社会普遍负面反应来看，本次事件调查所缺失的大量细节或许正是造成双方歧义的原因。
我们是否真的如我们认为的那样，了解本次事件的细节呢？在那些让所有人觉得烂熟的王伯昭自叙中，是否还有一些细节是媒体从未碰触过的：
“我感觉(打人过程)有8－10秒”
“张卫健一屁股坐在我肚子上”
“谢霆锋踢我左腿根，我想着就后怕，差点踢到关键部位”
也许，其中某些细节会成为决定“王伯昭事件”未来的重要关键。
2004年10月27日深夜，记者拨通了王伯昭在宁波拍戏使用的临时电话，并和他进行了一场事件细节全面回忆。虽然在记者追问某些细节，以及媒体相关报道时，王伯昭表示他已“不想再想，不想再说”，但在回忆到“张卫健坐在我胸膛上打我耳光”等片段时，王伯昭的叙述逻辑清楚，记忆细节非常清晰，且随着情绪激动，语调逐渐变得高亢。
记者随后开始设法联系王伯昭简历所载称其2000年获得硕士学位的UCLA大学、国内媒体称将张、谢列入“黑名单”的美国演员工会，以及国内专打名人诉讼的法律界专家，以印证事件以来王伯昭单方面叙述的侧面真实性。
事件细节回放
拍摄前
“张卫健是策划”
王伯昭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初就肯定地说，目前就本次受伤事件向张卫健、谢霆锋索赔金额已经确定，两个人的索赔金额加在一起总额100万。按照王的主观意愿，张卫健应赔金额应该更高，因为“张卫健是策划，首先从改剧本开始就是他，让我从‘活人’变成‘死人’”。
王伯昭“策划者”推论的依据是：“那天晚上(9月18日)拍摄的时候，所有灯光都架好了，我们演员都到现场了在旁边呆着，当时要拍的34集剧本临时作废，张卫健用广东话在和导演嘀嘀咕咕，张卫健说得多，导演说得少。”
由于电视剧跳拍的缘故，在已拍的《花无缺与小鱼儿》36、38集，王伯昭仍是个活人，因此在王伯昭看来这次临时改戏非常不合情理。
总导演王晶则被王伯昭排除了临时改剧本的可能，“王晶在到医院看我时，他的话侧面印证了我的猜测，因为当天晚上他在从香港飞北京的飞机上，不可能临时改剧本，而且也不知道整件事情”。
王伯昭还认为谢霆锋是事件“从犯”，因为当时谢和其他演员一样都在等待，“谢霆锋没说什么，他就和其他演员在旁边呆着”。
截至目前，王伯昭很难直接证实他的猜测，因为王伯昭承认“我不懂广东话，我看到都是他(指张卫健)叽里呱啦在说，我听不到他们说了什么，我是猜测”。
“张卫健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就打这么重’，谢霆锋也说‘我就踢这么重’”。
按照王伯昭的说法，9月18日晚上他到现场，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本来我们是分A、B组开工，但是当天晚上我到现场发现B组没开工，B组所有香港人都跑到A组来看，当时有20多个香港人在旁边看”。
在这种特殊气氛下，同时又面临临时修改剧本“打尸体”的情节，王伯昭说他曾提出过自己的异议，“我说后面还有20多场戏，万一‘打尸体’打出点什么事就不好说了，能不能用替身”。
但是对方认为用替身很容易穿帮，于是王伯昭又要求张、谢示范力度到底有多重，为取消王的顾虑，张、谢两人真的做了亲身示范，“张卫健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就打这么重’，谢霆锋也说‘我就踢这么重’”。
如果完全根据王伯昭的叙述逻辑倒推，张、王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人“抢戏”上，为什么私人龃龉会演化成为香港制作群体和王伯昭之间的紧张情绪？而原本旁观的谢霆锋为什么要参与？
过程
“我感觉有8－10秒”
“张卫健一屁股坐在我肚子上”
“谢霆锋踢我左腿根，我想着就后怕，差点踢到关键部位”
对于这个后续报道持续经月，哄炒到“中国人都知道”的受伤事件，我们可能不清楚的是“打尸体”的实际过程只持续了8-10秒，这是王伯昭亲口承认的。 “他们猛打猛踢我的感觉是大概持续了8秒到10秒，你现在觉得这个时间很短？这个时间够跑100米，能打10到20拳。”
“我是躺在地上装尸体啊，完全没有反抗，他们想打哪里都成”。
或许是由于记忆反复重演，也或许是由于笔录和律师调查的帮助，王伯昭在自己受伤的细节叙述上，逻辑非常清晰。
他很清楚记得张卫健的第一下“攻击”就是坐在他的肚子上，“我当时没法反抗，因为张卫健第一下就是坐在了我的肚子上，当时我呼吸就调整不过来了”。
根据王伯昭的回忆，张卫健主要“攻击”上半身，“第二下就是右勾拳打在了我的左耳门子上，当时就觉得五雷轰顶，根本就来不及思考”。
而谢霆锋主要踢到了王伯昭的腿部，“谢霆锋踢我左腿根，我现在想起来就后怕，差点他就踢到关键部位”。
8-10秒后，王伯昭主动喊停，“我当时真的希望导演或者现场制片主任喊停，但是没有人说话，我只好自己喊停。张卫健说‘导演没说停你喊什么，这条不算再拍一条’，谢霆锋没有说话，他的助手说‘哪有演员喊停的，你是专业演员吗’。”
“我回答‘我是专业演员，但是现在我受不了了’”。
王伯昭随后自行走出片场、报警，然后驾车前往警署，并且两次往返在医院和警署之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腿越来越疼，淤血越来越严重”。
诉讼原因
“他们不能没有说法”
王伯昭说“他们不能没有说法，不能到趟医院，作秀一样说声‘对不起哦’，拍张照片就走了”，这就是他的起诉原因。王还反问记者，“如果是你被打，你说道个歉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同样按照受伤初期报道中王本人叙述，他当初要求的“说法”真的就只是当面道歉以及致歉声明。
随着事件发展，王晶出面主持新闻发布会进而引发艺人集体签名后，张、谢两人从拒不道歉，转而两度发表联合道歉声明，第一份措辞外交，第二份口气已经明显根据王伯昭的异议做出了修改，从这些变化过程中，旁观者不难看出两人立场在逐步后退。
与此同时，受伤者王伯昭却变得越来越强硬，有人据此猜测说，这是王伯昭身后拥有智囊团支持的缘故。
物证
笔录材料、录像带、二十多位证人材料
王伯昭承认目前取证过程决定上诉时间，因为他的律师需要搜集更多证据，而目前能够作为未来诉讼的物证包括：双方在怀柔分局存档的笔录材料、剧组四台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以及二十多位证人证词。
这些物证并非全部对于王伯昭有利，在所有的录像制品证据中“四卷(拍摄)录像带交在怀柔分局手上，从法律角度我的律师可以看到”。另外，当时在场的演员杨雪(音)公司也拍摄到了部分当时情景，但是王伯昭也说这些镜头人家未必会愿意拿出来当作物证。
除此以外，“现场的二十几个证人是他们的，说张卫健没有故意打人是误伤，我没找到1个证人。”王伯昭说。
在有关事件报道中，曾有媒体援引王伯昭的口吻报道说张卫健从未到怀柔当地警署做过笔录，记者向王伯昭求证此事时，王伯昭沉吟良久说“我相信我们的警方不会这么无作为的，他(指张卫健)应该做过笔录”。
伤情
轻微伤上限、尿血3个“＋”超出正常值
记者反复追问王伯昭法医鉴定对于他伤情的判断，因为我国司法鉴定系统中并不存在所谓“轻微伤偏重”的措辞。在我国法医鉴定等级中，轻微伤之上是轻伤(可提起公诉底线)，进而是重伤，而“轻微伤偏重”这个被媒体广泛使用的不标准说法很容易被误导成“偏重伤”。
王伯昭回答说，正式报告上写着“轻微伤上限”。
随着伤势逐渐痊愈，在事件发生31天后，王伯昭根据律师吴昊的意见重新进行了伤情鉴定，以此作为证据保存。
很明显，王伯昭已经粗略了解了相关法规，他在提到“轻微伤上限”的具体处理结果时一口就说出了正确答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实际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他们可以拘留15天”。
虽然目前软组织严重挫伤等外部损伤已基本消除，但是身为男人王伯昭很担心自己的肾，“我就担心我的肾，我的检验报告说尿血，医院医生告诉我将来就算好了，但是肾也不可能跟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
记者希望王伯昭能够明确化验报告中有关肾损伤的具体指征，他很清楚地回忆说是3个＋号。由于王伯昭当时情绪激动，记者没有办法解释，从医学指征看，对于一般尿血5个＋号意味确诊，3个加号则代表超越出正常值。而且考虑他当时腿部淤血会导致肾脏负荷突然加大的事实，即使立足于急性外伤性损伤，3个＋号也不太有机会导致长期损伤。
冲突原因
“化妆组的小姑娘还跟我逗呢，我说这是敏感时期”
“香港记者告诉我说张卫健不会为了个化妆师打人”
“抢戏是有，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王伯昭很不能接受媒体报道称他重返剧组受到冷落，“化妆组的小姑娘还跟我开玩笑，我说这是敏感时期，咱以后不能这么开玩笑了”。
假如王伯昭所说的“开玩笑的小姑娘”恰巧是媒体称作事件导火线的港方化妆师的话，“王伯昭调戏”的假说就可以被取消。然而王伯昭承认，此姑娘非彼姑娘，那个香港化妆师从他受伤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过。
在9月19日最先报道王伯昭事件的两家媒体报道中，对于事件的起因王伯昭对不同媒体给出了不同说法，一个假说就是和香港化妆师“打架说”，另一个则是同张卫健“抢戏说”。
如今的王伯昭很巧妙否认了一切有关香港化妆师的报道，“香港记者告诉我说张卫健不会为了个化妆师打人”。同时又对抢戏一说模棱两可，他觉得原因可能很复杂，起因绝不仅仅是抢戏而已，“抢戏是有，我们心照不宣吧，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美国演员工会再调查
否认两个月来对中国演艺圈发表过任何声明，也不存在张、谢两人的“黑名单”
在王伯昭事件相关报道中，让旁观者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从未以团体名义向中国演艺界做出任何声明的美国演员工会(SAG)竟会对王伯昭受伤在5个工作日内迅速反应，而这“初试啼声”的第一枪就是张、谢两人的“黑名单”。
记者曾询问王伯昭如何与美国演员工会取得联系并反映此事，王伯昭沉默片刻后表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随后又说“人家听到这种事谁不害怕啊”。记者再追问王伯昭是否属于美国演员工会，王又否认了这个可能。
记者随后登录SAG网站查询，网站为工会成员提供的服务内容非常全面，其中甚至包括为演员提供保姆等服务，其中包括正式声明和新闻查询，但对于张、谢两人的黑名单工会只字未提。
记者随后以传媒身份申请加入并获得批准，SAG网站内部仍然没有演员工会对于素行不良演员的黑名单。
而SAG和黑名单最接近的关联就是，2004年7月21日，就在王伯昭事前2个月，SAG刚刚在洛杉矶提出的一项声明中指出，SAG为了演员平等权利委员会(AEA)在反对演员黑名单方面的传统和对美国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尊重，SAG及其45000名会员也将会继续支持这项斗争。
记者随后致电美国演员工会相关部门，对方否认SAG曾经或者将要做出任何和黑名单有关的动作，并否认近2个月来对中国演艺圈发表过任何声明。
加大洛杉矶分校调查
王伯昭并非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硕士
记者继而对王伯昭简历中的细节开始展开研究，对于演艺圈而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最声名卓著的专业应是其电影相关专业，而王伯昭的简历恰恰记录有如下内容：2000年获得UCLA硕士学位。王伯昭本人也曾对其他记者表示，他是2000年毕业于加大洛杉矶分校，并且获得了电影学硕士。
王伯昭在愤怒谈及本次受伤事件中，每次谈及专业素养只强调上戏四年本科，曾经拍摄过1万多个镜头，对自己的电影学硕士经历却只字不提。
记者在UCLA和学校图书馆所存学生名录中查询所有专业，并未发现2000年获得硕士学位名单中有一名为“Bozhao Wang”的华裔学生。
由于王伯昭持美国护照，为免其改名同时慎重起见，记者已致电UCLA戏剧、电影、电视学院的相关负责人Bond先生，经过调查后他向记者确认，2000年该学院没有类似身份的王姓电影学硕士毕业生。
法律专家意见
“王伯昭赢的可能比较大”
“赔偿金额不太可能达到100万”
“法律是只看结果，鉴定报告既然是‘轻微伤上限’，可作轻微伤处理，也可能作轻伤处理，但就其结果看已基本具有刑事致诉的资格。”专门经手名人诉讼案件的上海新文汇律师行主任律师富敏荣解释说，假如王伯昭正式提起民事诉讼的话，无论张卫健、谢霆锋打人的原因是什么，基本上王伯昭的赢面较大。
按照我国法律精神“私刑报仇这种行为应被明令禁止，无论张卫健是为了替化妆师出气还是私人矛盾，王伯昭被打伤就是结果”。
对于误伤的说法，富律师的看法是：录像带已经足够证明王伯昭的伤势和张、谢二人的动作具有相关必然联系，无论是否误伤，王伯昭都将获得相关金钱赔偿。但是根据上海10月份出台的精神赔偿上限不超过5万，以及一系列名人名誉权案件的实际赔偿金额，“赔偿金额不太可能达到100万”。
(富敏荣律师经手案件：陈佩斯、朱时茂新年联欢晚会小品著作权案；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报》“赌球”名誉权案；东方篮球俱乐部系列案；查良镛武侠小说系列案；《满江红》经典剧本著名权案；探险英雄余纯顺父亲诉《知音》名誉权案；刘晓庆诉光明日报出版社等名誉权案；剧作家沙叶新为《尊严》上诉；新四军烈士巫恒通死后名誉权案；著名舞蹈家金星状告东方电视名主持曹可凡；著名作家叶永烈遭盗版；水渭亭诉鲁迅之子周海婴著作权案；方舟子诉《探索与争鸣》名誉权案)
张卫健方面反应
要说的话已在之前给王伯昭的信中说完了
张卫健本人手机关机，助手卢先生代其向本报记者表示，“张先生一直以来都很尊重王先生的选择，包括他起诉的权利。张先生要说的话，已经在之前他给王先生的信里说完了，除此以外他没有任何事情需要表明态度”。
记者还就本次事件中的一些细节和未来司法程序向卢先生做出说明，卢先生表示，“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懂，但是公司已经为张先生做好准备，会聘请内地律师帮助处理。”
王晶方面反应
本来我就是局外人
王晶手机依然开机，一谈到本次事件他立即用简短话语表明立场，“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未来也不会做出任何回应。这件事情我不会再参与，本来我就是局外人。”
谢霆锋方面反应
谢霆锋助手刘先生起先回应，稍后会和记者联络，但之后记者再打通电话时，刘先生就一直推说电话线路不清并挂断。
记者手记
王伯昭声讨张卫健、谢霆锋借戏伤人的事件，经由内地艺人集体签名，王伯昭以及张、谢双方数次态度反复，不道歉又道歉，不告又告，终于酝酿成一场事先张扬的索赔诉讼。本应负责报道真相的媒体事实上也对事件起到了翻炒的作用。
在来回“乒乓”月余，间接“逼迫”大多数识字的中国人都粗略了解受伤事件进展以及各方的立场之后，一桩过度渲染的娱乐圈事件再次发展到了滥俗地步。从社会意义上，本次事件对于公共认知的伤害已经远大于当事人个体危害。一次次不明其原因、后果的“无头”娱乐事件在无形中伤害着社会传统道德和良知判断。
如果一切新闻都可以假娱乐之名无疾而终，如果旁观者在信息时代被轰炸到盲目，如果我们再也无从判断任何对错，假如全社会都变得麻木不仁，假如有一天我们终于学会了漠视伤害而无从抗拒，那么谁还有资格批评说，我们原有的公共道德体系正在退化瓦解。
(南方都市报 作者：陈汉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