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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蓝英年先生忆旧

朱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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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1日讯】赵朴初的《强者之歌》

转眼将到2001年4月4日──26年前的这一天,张志新因怀疑文革,直言批评毛泽东而以“反革命”罪割断喉管枪决;转眼将到2001年3月21日,这一天是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烈士召开平反大会22年纪念日。

26年过去了,22年过去了,张志新的冤案都弄明白了么? 在这样的日子,我想起赵朴初先生1979年写的的一首诗词:《强者之歌──纪念张志新烈士》──

顶住了“罪名”压力如山,
抛开了恩情儿女千般,
经受了种种难堪考验,
把刑场当作疆场奋战。
敞丹心,照破雾漫天,
握红旗,至死不松拳。
身儿虽倒,
魂兮不散。
任凭割断喉咙管,
听歌声响遍河山。
天地为之低昂,
风雨为之吟叹,
多少人背诵着“狱中答辩”,
多少人增强了革命信念。
啊!
是民族的光荣,
是英雄的典范,
……
献出的是有限的一生,
得到的是时空无限。
今天,果然,
她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裁判,
她终于迎到了胜利的春天。
她留下的句句行行,
都成为强者之歌,
向四面八方召唤,
向万世千秋召唤!

是啊,每一想到张志新,我总听一到一种召唤:一定要把张志新悲剧的真相彻底弄清。20多年来,围绕张志新悲剧与其前夫曾真有无关系(张志新被捕后,曾真提出离婚;1979年张志新平反,曾真又想复婚,张志新家人以“人死无法复婚”为由拒绝,故曾真实为张志新前夫),一直众说纷纭。听说着名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蓝英年先生曾与张志新同学,对张志新的前夫曾真有深刻印象,我即请教蓝英年先生。

回忆张志新与曾真

蓝教授隐居京都,是一个极善寂寞的人,虽然出身名门(其父蓝公武先生早年是梁启超的高足,与张君劢、黄远庸号称“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曾任《国民公报》总编辑,25岁当上北京政府议员,后为毛泽东书信贵客,1957年逝世时刘少奇代表中共中瓦自主持追悼会),其译著《日瓦戈医生》影响海内外,却直到1992年之后才动笔直书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真谛,无论是《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寻墓者说》(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冷月葬诗魂》(北京学苑出版社),还是《青山遮不住》(青岛出版社)、《苦味酒》(广东人民出版社),其感悟一概貌远神近,以史喻今,借俄讽中,表达一个宁愿不当“伪现代化”博导而提前离休当体制外“居士”的寂寞之心。

2000年12月4日晚,我从深圳打电话到北京,蓝英年先生赐教如下──

朱健国:蓝英年老师,我是深圳朱健国。

蓝英年:你的书《不与水合作》,我看了,写得很好。但你写张志新丈夫曾真的那篇有两处细节错误,我想正误一下。

朱健国:有关曾真的材料,我只是访问了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和曾真本人,他们的记忆可能有误。听说您和张志新是人民大学(下简称人大)同学,非常想听您的指教。

蓝英年:从广义上说,我和张志新是同学,都在人大俄语系学习过嘛。但我们既不同班,又不同级,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同学。你在书中说曾真在人大哲学系当过团总支书记,不对,他是俄语系的团总支书记,张志新也是俄语系的资料员。
张志新1950年秋进校,比我早半年,我是1951年考入人大的。我们经常见面,但从未深谈过。当时感觉她深沉、真挚,知道她喜欢音乐,会弹吉它,是俄语系的文艺骨干,还会跳新疆舞,教她跳舞的那个人是位新疆同学,叫乌斯曼诺夫,跟我同住一寝室,那个小伙子长得蛮好,张志新有时到寝室找他,让他教她新疆舞,有时也跟我说话。一次她来找乌斯曼诺夫,乌不在,她问我乌上哪儿去了。我说上民族学院找新疆同学去了。又一次,她问我乌怎么没参加团员大会,我说乌不是团员。我进校半年之后她就留校工作了。

朱健国:当时怎么读一年就可以留校当老师呢?

蓝英年:不是当老师,而是资料员。资料员整理资料,画教学用图,算教辅人员。

朱健国:那时毕业之后留校的比例有多大?

蓝英年:毕业的我说不准,没毕业的就她一个,她因为患有关节炎。

朱健国:有关节炎怎么就能照顾留校呢?

蓝英年:她手非常巧,特别能画,那时资料室需要人。我的印象是,我们教室离资料室非常近,课间休息我们便到资料室去看画报,便能见到她。当时苏联画报上常发表油画,如《又是两分》、《会后》,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都记得。她还制作教学用具,她对谁都很真诚。但她并不开朗,属于比较内向的人。曾真就利用自己是中共党员、团总支书记的身份追求她。

那个时候,党员是一个很耀眼的光环啊,女孩子都愿意找党员,党员对她们很有吸引力。

曾真后来做出的事,我是从报刊上读到的。

我跟你讲讲曾真整我的事。他为什么整我?这在1953年,当时我还是人大二年级的学生,我们上马列主义课,即《联共(布)党史》,教师只念讲稿,念一句,我们写一句,这样念一句写一句,写得我手发酸啊。我就建议:不必这样“听写”,把讲稿印成讲义发给大家,不是又快又好吗。我把这意见向曾真反映了,没想到他就批评我,说这是轻政治重业务,并在班级的团支部会上组织人批评我。
我前两天还打过电话问我的老同学,还记不记得当年曾真批我的事,他们都笑了,说还记得。

朱健国: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认为,张志新悲剧与曾真的极左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蓝英年:是有很大关系。后来张志新事件出来后,大概是在1980年,我在王府井碰到曾真了。他两眼无光,已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

你书中还有一件事不准确,你说曾真以团总支书记身份包庇一个女生考试作弊,受到党总支书记的批评,其实这事与曾真无关,而且不是发生在1953年,而是1955年。曾真挨批是另一件事。

朱健国:这是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跟我讲的。

蓝英年:她把情况弄混了,实际情况是,1953年,在一次全体团员大会上,有名团总支委员揭发曾真和一名团总支委员关系不正常,这个团总支委员就是那个后来作弊的女学生,她是俄语系团总支组织委员,曾真是俄语系团总支书记。

朱健国:那是1953年的几月份,您还记不记得?

蓝英年:春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位团总支委员揭发说,团总支书记和组织委员关系不正常。会开完之后,我看见曾真和张志新两个人坐在校园里的一张椅子上,好像曾真在解释什么。我从那儿经过看到了。

朱健国:那时候您知不知道他们俩人是恋爱关系?

蓝英年:知道,知道曾真追求张志新。但是这女同学考试作弊,已经是1955年的事了,作弊的还是那位组织委员,同学反映到吴老那里,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调查,曾真怎敢包庇。1953年曾真在与张志新恋爱时,有人反映他与那个女同学的关系不正常是事实,但那个女同学后来在1955年考试作弊与曾真无关。

朱健国:您离开人大是哪一年?

蓝英年:我是1955年夏季毕业的。还有两个人你也可以了解,一个叫王鲁也,王鲁也是当年俄语系的党总支书记,就是批评曾真的那个人;还有一个董邦乐在资料室同张志新共事,了解曾真和张志新的情况。

王鲁也现在也在北外。他1953年批评曾真,主要就是说曾真没有事事请示他,摆脱党领导。

朱健国:您后来是在北师大任教是吧?

蓝英年:对,我实际上1992年就离休了。我们1995年曾经在人大举行过一次毕业四十周年的老同学聚会,分布在各地的那一届毕业的同学都来了,王鲁也也来了。

考上北大读人大

朱健国:蓝老师,您是哪里人?

蓝英年:我原籍是江苏吴江市同里镇人,那个地方古色古香,但是我从小就出来了,离开家乡,到了北方。现在我都68岁了,我在家排行老七,最小。

朱健国:离开家乡是属于革命性质还是什么?

蓝英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吧,我哥哥姐姐都参加了,我太小,没资格参加。后来到了晋察冀边区。

朱健国:您进人大是属于组织推荐还是别的途径?

蓝英年:我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后考上的。

当时,1951年,那一年正好是全国统一招生,我当时报的是北大中文系,但是学校(师大附中)又推荐我考人大,因为人大没有参加统一招生,所以我考了两次。1951年北大发榜特别晚,10月份才发榜,等北大发榜的时候,我已经在人大上课了。

朱健国:您考取了北大没有?

蓝英年:我考上北大中文系了。那个时候做思想工作很容易做啊,一做思想工作我就通了。没去上北大中文系,而留在人大俄语系了。

朱健国:那时候有没有北大比人大好的这种感觉呢?

蓝英年:当时的情况,北大算一所老名牌学校,人大算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人大相当耀眼。当时人大的校长是吴玉章,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吴玉章是老前辈,跟孙中山共过事,又是中共中央委员,在党内尊称“吴老”,资格比马寅初还要高。

朱健国:您觉得当时在人大真正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呢?

蓝英年:就学了俄语,因为当时全是专家教课。

朱健国:都是苏联来的专家教?

蓝英年:对,全是。苏联文学史、历史……都用俄语讲,俄语就不用说了,全是专家。如用心学,能打好俄语基础。

朱健国:您1955年毕业以后分到哪里呢?

蓝英年:毕业之后我留校了,本来我报考研究生,当时叫副博研究生,但马列主义没及格,便留在北京俄语学院当助教。北京俄语学院是北京俄专和人大俄语系合并之后成立的。

父亲保护逃反右

朱健国:您在北京俄语学院呆了多长时间?

蓝英年:呆到1957年。

朱健国:您也被划右派了?

蓝英年:没有,因为1957年9月份正在划右派的时候,我父亲逝世了, 当时中央在北京中山纪念堂举行了一个最高规格的追悼会,由刘少奇主席和董必武执绋为我父亲送殡。

朱健国:您父亲是什么身份?

蓝英年:他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

毛泽东也对我父亲很尊重。你看了毛泽东那本书信选没有,那里面就有他给我父亲写的信,毛不但给我父亲写过信,还把他请到阜平城南庄,跟他谈了一个星期。在我父亲的追悼会上,董必武代表党中央追认我父亲为中共党员。七十多年来,中共中央追认的中共党员一共就两个:一个是邹韬奋,一个是我父亲(蓝公武)。你想想看,正要划我右派的时候,我父亲被党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学校就不好意思划我右派了,但是照样把我撵出北京。

戴着大红花流放青岛

朱健国:您被流放到哪里去了呢?

蓝英年:青岛山东大学。被撵到青岛还不到两个月,就让我戴着大红花去下放劳动,下放到青岛李村镇,和现在的著名哲学家庞朴、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郑佩欣在一起劳动,成为朋友,同他们交往中学到不少文史知识。

朱健国:庞朴当时被划右派了?

蓝英年:庞朴没被划右派,被开除团籍。反右时他写了一张叫《新儒林外史》的大字报,挖苦领导,但是他晚上又把它揭下来烧了。别人问他,他说是阿姨(保姆)揭的,他根本不知道。他一口咬定,所以没有把他划成右派,但把他开除团籍。

朱健国:您在李村镇劳动了多久呢?

蓝英年:我劳动一年零四个月,庞朴劳动了两年零两个月。1958年大跃进,我正在李村镇劳动。一次报产量,生产队队长报每亩产10万斤小麦。我对他说, 10万斤小麦铺在地上有多厚,你想过吗?接着扫盲,在劳动之余让每个农民三天认3600字。三天后便打着锣鼓到公社报捷。我写了一张《虚传捷报》的大字报,结果当然挨了一顿批。

朱健国:劳动之后又回到哪呢?

蓝英年:变化很大。先到山东青岛海洋学院,这是由山东大学的水产系、海洋系、气象系三个系成立的,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我就留在青岛海洋学院了。

后来又把我调到河北大学俄语系,那大概是1962年吧,1963年我就发表第一篇文章《屠格涅夫“前夜”人物谈》,以后又没有资格写文章了。

朱健国:文革时候您受到什么冲击呢?

蓝英年:我是牛鬼蛇神。

朱健国:那时你父亲的光环都不能保护您?

蓝英年:保护不了,因为我的问题严重。我在1958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就正姚文元同志》,驳姚文元批巴金的文章,我说不应该打棍子,应该实事求是。虽然文章没有发表,但文革期间稿子退回来,说我反对中央文革,上纲很高。

此后我便被关在牛棚里,后来,大约我的罪行比别的走资派轻,我挂的牌子比较小(有的人挂得真大啊,只见牌子看不见人脸),还让我领导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早上起来领着他们唱“嚎歌”,然后一起劳动。

朱健国:当时唱的是什么“嚎歌”,还记得吗?

蓝英年:太记得了,我给你唱几句:“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要是我不老实,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每天都这样唱。

偶然到了北师大

朱健国:您从河北大学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蓝英年:我回北京是1975年。

朱健国:那是个什么机遇呢?

蓝英年:我当时在河北大学教俄语,因为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我们总支书记就对我说,你教学生搞翻译,又能学语法,又能学词汇,多好啊。我就从新华社弄了一些小文章,叫他们翻,翻好之后,我拿来一看,根本不行啊。我又重新翻译,翻好了,书记说给新华社送去吧。新华社一看,说你们这些工农兵学员的水平都不错啊,让我们学生跟他们合作。书记老任说,学生恐怕不行。结果让我去,我来北京之后,知道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外国问题研究所,他们正要招考俄罗斯文学研究人员,我就去考,一考,他们就录用我了。就这样又到了北师大。

《日瓦戈医生》牵线去苏联

朱健国:您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写文章的吗?我注意到您的文章,好像是在九十年代后才出现的。

蓝英年:在这之前,我翻译过一些书,比如说全国第一本《日瓦戈医生》,就是我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朱健国:那是哪一年翻译的?

蓝英年:大约1984年。后来又翻了一本《亚玛街》,当时印了六版,花城出版社出版,得了1986年花城翻译一等奖,和董乐山的《1984年》并列一等奖。在此之前还译了《回忆果戈理》、《果戈理怎样写作的》和《库普林中短篇小鸣》,不少人都向我要《果戈理怎样写作的》,因为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推荐过这本书。

朱健国:但是您的影响,引起人们特别注意,主要是您后来写的一系列的反思俄罗斯文学的文章,写那种文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蓝英年:1993年以后。1989年我到俄罗斯去教学了两年多,1991年回国。

朱健国:那是受俄罗斯方面的邀请还是国内这边派遣?

蓝英年:我们这边能派遣我吗?是苏联国家教委邀请我去,中国教委同意,也算是中国教委派的吧。

朱健国:为什么邀请您呢?是因为您翻译了他们的书吗?

蓝英年:我翻译的《日瓦戈医生》,在他们认为是不好翻的,苏联大使馆教委代表推荐了我,然后他们国家教委就发出邀请。国内看不中我,因为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朱健国:这是说改革开放以后,您在学校也并不很得志?

蓝英年:也不是不得志,而是我无法同太得志的小人合作。我为了不当博导而提前离休。

朱健国:您不愿意当博导?

蓝英年:我跟小人没法合作。

从苏联回来之后,我还想翻译书,带回来了不少我觉得很好的书。但是,当时出版社觉得我说的这些书可能不好卖,叫我重译名著,我谢绝了。起码有四个出版社找我重译名著,我说名着人家译得好,我不重译,重译没什么意思,包括广东的花城出版社,也跟我谈了好几次,劝我重译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不写对不起朋友

朱健国:“花城”给过您翻译奖,难道还怀疑你吗?

蓝英年:它不是怀疑我,而是担心书卖不出去。我一时没事干,就常找两个人聊天,一个是董乐山,一个是舒展,都是很熟的朋友,他们问我一些问题,我就谈我对苏联文学的看法,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说,你应该写!舒展甚至说,你不写就是懒,对不起朋友。这样子我才写起来的。

朱健国:第一篇是什么文章?

蓝英年:第一篇是《试拨尘雾现清辉》,这篇是写俄国女作家苔菲的,我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介绍苔菲的,苔菲是果戈理和左琴科之间承前启后的幽默作家,是俄国第一流的女作家。但是在苏联没有多少人知道她,因为他反对布尔什维克,后来跑到巴黎去了,她是非常了不起的幽默作家。

第二篇是《冷月葬诗魂》,写的是诗人曼达尔施塔姆,他死在海参崴,就是我教学的地方。在一个月夜,我去找他的坟,但是他的坟已经找不着了,其坟址现在是一所学校。当时苏联所有“反动分子”都被从莫斯科押送到海参崴,差不多有一万多公里吧,火车要走15天左右,死了就把人抬出去。海参崴是中转站,如果你身体不好,就留在这里,身体好的就去科雷马掏金去,全是犯人。我访问过几个过去的劳改营。

朱健国:您写这组文章与您去俄罗斯教学有没有关系?

蓝英年:有关系,我在俄罗斯看了很多材料。

朱健国:这组文章您最满意的是哪几篇?

蓝英年:一篇是讲法捷耶夫的,一篇是写肖洛霍夫的。《读书》上发了十几篇,后来发在《文汇读书周报》、《随笔》、《大公报》上。《大公报》对我特别好,我有一篇一万三千字,它分三期发表了。

“负面影响”

朱健国:您是1992年几月份离休?

蓝英年:真正办手续是1993年9月。

朱健国:等于说您人生的高峰期是在您离休之后了?您的翻译高峰期是在离休之前,但是真正引起社会关注的时候是在您离休之后了。

蓝英年:对,你不是写过一篇《退离才有真青春》的文章吗。

朱健国:王元化先生是这样,您也是这样。

您这些年写的文章,大都不是“主流”所喜欢的文章,给您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没有?

蓝英年:当然有。有个单位本想2000年11月16日举行一个丛书首发座谈会,要把朱正、何满子等作者从外地请来,大家在一块聚一聚,谈一谈,但是那单位有人提出,会可以开,但是蓝英年不能请──这就是“负面影响”吧。结果会没开成。

朱健国:您下一步想做一些什么呢?

蓝英年:我不久前刚翻译了一本《邪恶势力》,这本书很有意思(朱正先生看了说好,并写了一篇评介文章),六十二万字的小说讲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怎么垮台的,王朝腐败得一塌糊涂,非垮台不可啊。这本书写于1974年,写好之后,勃列日列夫就说,你这书不能出,你这个主要人物很像我女婿丘尔巴诺夫。你看世上竟有这样腐败的体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权,非垮台不可。

今后,如找到我喜欢的书,我还译书。
 
草婴给蓝英年的信

放下电话,心中几多欣慰──张志新虽然不在了,但她的同学蓝英年还在──在勇敢地说真话这一伟大追求中,蓝英年无愧是张志新的同学。许多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在默默熬过“伪现代化”严冬后,“老夫聊发少年狂”,在离退之年放胆说真话,勇敢抒真情,“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去皮见骨,刮骨疗毒,重放青春之光,好似深藏多年的金矿、石油,一日问世,光泽万方。

请看蓝英年在《爱伦堡的故事》一文中的一段叙述(《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9月4日)──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断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钟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女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在班上打字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正是这样的一些文字,使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感想:这是说的苏联,更是热讽中国。“如果读者能联系一部国际共运史串读《寻墓者说》,会发现这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是一部令人读后回味不完、沉思不尽的书。”“已经不复存在的苏联这个巨大的邻邦和我们的关系实在源远流长,不论是作为老大哥还是修正主义。”

近年来,海内外传媒不断报导文化界关于蓝英年的好评,其代表篇可推著名翻译家草婴《给蓝英年的信》(《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3月4日)──

英年同志:

近年在报刊上陆续读到您的文章,接着又看到您的三本文集《寻墓者说》、《青山遮不住》和《冷月葬诗魂》,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您在短短几年里写了那么多有调查、有分析、有研究的文章,真是难能可贵。……

我主要想告诉您,我这辈子从事翻译,主要目的就是想在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为苦难深重的人民做一些微小而切实的工作。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二十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照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说法是一个血腥的世纪。真的,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世纪里发生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出现过多少种形形色色的“主义”(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权主义),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空前的进步,但科学除了造福人类之外,又用最残酷的方式大规模屠杀人类自己。因此,总结二十世纪的教训,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主要的工作就是必须千方百计防止人类集体屠杀的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首先必须制止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不能让少数人掌握多数人的命运。而要制止这种现象,当务之急是要消灭愚民政策,要让多数人能够掌握真理,能够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能够不受形形色色的谎言和伪善行为所欺骗,能够用各种方式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一定要让每个人有权探索真理,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

……读了您写的《高尔基出国》、《高尔基回国》、《真实的高尔基向我们走近》、《霍达维奇回忆高尔基》、《老年高尔基之烦恼》、《高尔基研究中的空白》等几篇有关高尔基的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我们常说要在各个领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要探索真理。可见对被歪曲的历史来个“拨乱反正”是探索真理的必要前提,而对一个人尤其是重要人物作正确评价,首先必须洗尽形形色色的化妆,不论这种化妆是在生前做的还是在死后做的。您那几篇有关高尔基的文章,也像其他几篇文章一样,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把一个未经包装的高尔基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读了那几篇文章,心情沉重,看到了高尔基所处时代的复杂和他内心的痛苦,但我并未因此减少对他的敬意,只为高尔基的遭遇感到无比悲凉。这样一位具有稀世天才和博大胸怀的作家,要不是遭到种种匪夷所思的愚弄和作践,他本来还可以活得更长久,还可以写出更多像《草原故事》那样沁人心脾的杰作,还可以发表更多真正振聋发聩的精辟见解,可是历史无情,高尔基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度过自己苦难重重的一生。不过,我们说历史无情,往往是指在一段是非不分、功过颠倒的时期人们以莫须有的罪名饱受摧残并蒙受不白之冤,而并不怀疑历史最后会作出“终审判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还人以公道。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有容许“拨乱反正”的大形势,还要在各个领域做大量切切实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我们从事的俄苏文学这方面,几十年间有过不少混乱,使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受到一定影响。我觉得我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有责任澄清许多被歪曲的事情,使大家能重新认识俄苏文学的许多真相,这样才会不盲目迷信,也不全盘否定。事实上,像高尔基这样的伟大人物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都是影响十分深远的。记得我在青年时期不仅读了些他的作品,还读过邹韬奋写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高尔基的形象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是很高大的,而他的名字也总是同苏联文学分不开。最近读了以上提到的那几本书,又读了您那几篇文章,觉得以前的想法未免太天真,高尔基所处的环境真是太复杂了,他的精神压力真是太沉重了。如果高尔基没有他那种超人的良知和勇气,换了别人,他很可能变得消沉,屈服于强大的压力,甚至也为了保护自己而参加歌功颂德的合唱队,昧着良心充任总管文艺界的御用文人的角色。但高尔基不是这样的人,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总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真理,千方百计保护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他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俄国的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惟一驮马。”他还说:“摧毁俄国知识分子,就是摧毁俄国人民的核心。”……

高尔基不仅理直气壮地为人民为知识分子大声呐喊,呼吁公道,而且以自己的勇敢行为为大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您文章中指出的,他拒绝为斯大林立传一事。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千方百计推行个人迷信,在舆论上竭力对他歌功颂德,巩固他的专政。他看到列宁去世后高尔基写了一本《列宁》的书,对列宁表达了他的真挚感情,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他满心希望高尔基也能写一本类似的书,替他斯大林树碑立传。他通过手下人鼓动高尔基做这件事,他看到以高尔基的崇高威望如能写这样一本书,一定能在苏联和国外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也就能替他斯大林树碑立传,流芳百世。然而,不管斯大林怎样软硬兼施,手下人怎样威胁利诱,高尔基始终不为所动,顶住这股千钧压力。但高尔基却因此得罪斯大林,使他的晚年过得十分凄凉,甚至有传说他的生命也因此提早结束。

……从您的文章里我还知道了以前一直被认为高尔基名言的一句话“如果敌人不投降,便消灭他”。现在才知道那是高尔基受欺骗而发表的一篇文章。1928年苏联发生《沙赫特事件》, 1930年又审讯“工业党”。原来这是斯大林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镇压,把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们头上。高尔基读了有关这两件事的材料,完全受愚弄,就写了那篇影响极坏的文章。长时期里,高尔基的这句话常被利用来血腥镇压凡是对斯大林专政不满的人,而在中国也常被用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有力武器。当然,这件事我们绝不能归罪于高尔基,只能说明高尔基受骗上当而被利用的一个悲剧。

读了您的文章,我还有不少感想,但今天暂时写到这里,以后如有机会我还会再给您写信的。祝笔健!
草婴2000年1月

草婴的信代表了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心声。2000年1月20日 《光明日报》报导──

倍受媒体关注的“1999年十大好书”评选,在经过60位专家的最终投票后,于日前揭晓。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著名翻译家蓝英年教授的著作《寻墓者说》拔得文学类十大好书头筹。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有了“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的人生沧桑与历史体验,蓝英年等一代“老大学生”的“大器晚成新求索”,看似平和冲淡,实则将一些新青年的现代追求引向更执著,更轫性,更深沉,更广阔,更理性的大道。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至今死不瞑目的张志新烈士,你可曾欣闻此情此景?

(注:蓝英年先生审订此稿事实后,2000年12月20日给我来信强调三点:“1、别把我同张志新说得太近。……我原意只想纠正你两个错误,并非想说我同张的关系。”“2、‘第三个不能请’不能用。”“3、我非名家,写我要有分寸。我不能同董乐山、舒展、朱正、燕祥和牧惠比。他们是老作家,我是新手。我把自己定位在译者上。”

2000年12月27日,蓝英年先生审定二稿后又来信说:“是现实教会了我独立思想,而不是什么人。我绝非是说真话的好汉,因为说真话还要考虑后果,即社会影响。我只想尽量少说假话、空话,不说假话、空话。”对于蓝英年先生的谦虚谨慎,我感佩不已,深受教育。但是在全部接受其关于事实的订正后,我也觉得有必要保留一些我的个人观点与叙述角度,毕竟本文是从我的眼光看“蓝英年现象”。因此,本文虽经蓝英年先生最后认可,但作者叙述仍只能由作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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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11097 2000年 12 月 17 日一稿,12月23日二稿,2001年1月2日三稿。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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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1 7: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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