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悲愁

书摘: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文殇》(一)

袁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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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这颗从毛泽东的权力私欲和共产党专制政治理论中垂落下来的巨大血滴,很快就在中国政治的台布上扩展开来,染红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人在红卫兵惨绝人寰的酷刑下死去,更多的人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走上了绝望的断崖。人性在肮脏的血污中受到践踏,而兽性则披上了共产主义的金色长袍,在太阳上作魔鬼之舞。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间,呼和浩特市,这座高原上美丽、宁静的城市,在“红色恐怖”的阴云下战栗着、呻吟着。高原碧蓝、低垂的天空似乎被焚烧书籍的火焰烧焦了——按照“阶级斗争”理论,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吹捧共产党的文字之外的书籍,一律被视为反动阶级的精神载体;佛教庙宇、天主教堂和清真寺这些人类古老文明的结晶,也都被红卫兵当作罪恶的“旧文化”捣毁了;街道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红卫兵押着“牛鬼蛇神”游街示众,那些“牛鬼蛇神”中有少部分属于刘少奇派系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右派”以及其他被共产党列为反动阶级的人士。内蒙古日报社,这个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单位,也弥漫起浓烈的血腥气。

袁红冰的家庭所在的那排宿舍由十多个房间组成,分住着六户人家。袁红冰的家位于最西边的三个房间内。那排宿舍的居住者,除了袁红冰的父亲和另外一个编辑之外,都是“右派”和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的知识分子。住在那排宿舍最东面,紧靠报社围墙的一个房间里的,是一对上海籍的夫妇。男的姓徐,以前是记者,一九五七年由于写了一篇抨击共产党农村官僚欺压农民的报导,而被当局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名定为“右派”。他神态苍老,双颊塌陷,面容枯瘦,肤色惨白——袁红冰从未见过那样惨白的皮肤,好像他的血都干枯了。他走路时,瘦骨嶙峋的高大身材,永远不变地处于极度弯曲的状态,仿佛耸起的肩头上压着难以承受的重负。尽管每天上下班时,那个“右派”都要从袁红冰家的窗外经过,可是袁红冰却没有一次看到过他的眼睛,因为,他那双被厚厚近视镜片遮住的眼睛,总是俯视向地面。

这个“右派”的妻子容颜艳美,体态风流,显得十分年轻,她同丈夫在一起时,就像一缕绚烂的晨光飘落在弯曲的枯树旁。她曲蜷的头发宛似盛放的墨菊一样簇拥在莹白的脖颈上,而面颊却像春天的野桃花一样嫣红。

袁红冰童年时就喜欢从远处向这位“右派”的妻子注视,因为,在远处,她的眼睛像美丽的兰花一样动人。可是,只要走近了,她眼睛里茫然、痛苦的神情,就像美丽花朵上的伤痕,令袁红冰感到难言的哀伤。显然由于丈夫被定为“右派”所产生的自卑感,她从来不同邻居交谈,而遇到人时,她总是慌乱地逃避什么似的,匆匆走开。袁红冰经常默默地看着她轮廓俏丽的红唇,希望能听到她的声音。他觉得,那花蕾似的红唇间发出的声音一定很迷人。然而,袁红冰只有一次听到过她说话的声音。

那还是袁红冰刚上初中的时候,一天下午,他坐在住宅前面的花丛中读书。那些花都是他父亲栽种的,有粉红色的八瓣梅,有深黄的金盏花,有殷红的罂粟花,还有淡紫色的海娜花。越过茂密的花枝,袁红冰看到那个“右派”的妻子像往常一样脚步匆忙地从远处走过来了。当她走上宿舍和花丛间的过道时,忽然停了下来。她如同一只受惊的雌鹿,慌乱地向周围扫视了一遍。在确认周围没有人后,她飞快地走到花丛边,将手臂伸向一根怒放着殷红罂粟花的花茎。可是,她洁白、纤细的手指触到花茎的瞬间,又犹豫了一下,停住了。而她妩媚的面容上现出了既倾慕又惋惜的神情,向那朵正在盛开的花朵注视了片刻,然后,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终于不忍采下那朵花,而使手臂垂落下来。不过,在她准备离去的时候,又仿佛被某种难以抑制的冲动驱使着,再次把手臂伸向花丛,选择了一朵已经开始凋残的金盏花,折断了它的花茎。她把金盏花插在乌云般的秀发间,并下意识地以袁红冰住宅门上的玻璃窗为镜,向上面映出的自己的面容斜睨着。那一刻,袁红冰发现,她眼睛深处涌起了绚丽梦幻般的神采,而那伤痕似的哀伤消逝在绚丽的梦幻中。

袁红冰从茂密的花枝间站起来,折下了那朵少妇刚才不忍采摘的盛开的罂粟花。“右派”的妻子被惊动了,她转过身体,窘迫地望着出乎意外地出现在面前的这个美少年。在莫名其妙的激动中,袁红冰把那朵艳红的花伸向她,声音像野火灼痛的天空一样颤抖着说:“这朵花插在你的头发里,比开在枝条上更美……。”

少妇的眼睛里迸溅出雪水河一样清澈的泪影,她接过那朵花,低声说:“谢谢……将来一定会有许多美貌的姑娘爱上你!”袁红冰觉得,她红唇间发出的声音,如同白天鹅的羽毛一样轻柔、美丽。从那之后,袁红冰一直默默地期待着能有机会再次听到她的声音。这种期待持续到一九六六年的夏季。

那年,“红色恐怖”运动开始不久,内蒙古日报社印刷厂的一些年轻工人,就在中学的红卫兵支持下,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将报社内许多被认为“思想反动”的编辑、记者,当作“牛鬼蛇神”关押起来,对他们实行以酷刑拷打为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个“右派”是最早被囚禁起来的人士之一。

七月初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袁红冰在穿过报社的办公大院走向宿舍区的过程中,发现临时被改成关押“牛鬼蛇神”监舍的一排平房前,聚集着涌动的人群。袁红冰挤进人群后看到,一间监舍的门敞开了,那个“右派”的身体像一段干枯、扭曲的榆树干躺在监舍的墙角;他本来就惊人惨白的枯槁面容,现在变得犹如一片黑暗阴影中的残雪;他好像心痛似的将右手抚在胸口,以极度痛苦的情态痉挛地收缩在一起的手指间,捏着一块打碎的眼镜玻璃片;他的左臂折断了般向一旁摊开,手腕上裂开一道显然是被眼镜碎片锋利的棱角划破的、可怕的伤口;从伤口中涌出的血,宛似融化的深红晚霞,在水泥地面上缓缓流淌,而溅落在灰白墙壁上的片片血迹,却像山丹花的花瓣一样嫣红。

袁红冰震惊地站在人群中。他不是由于恐惧而震惊,是一个冰冷的疑惑令他冻结在紧张的茫然中——他不知道,那个“右派”枯瘦的身体里怎么竟会有这么多血;他不知道,“右派”惨白的身体中迸溅出的血,为什么竟会如此艳红;他不知道“右派”显得极其苍老的生命中涌出的血,为什么竟会飘散出那么浓烈的血腥气,浓烈得让人永远难以忘却。

“这个‘右派’反动透顶!他是畏罪自杀,死了也是一堆臭狗屎……。”几个穿工装的“革命群众”恶狠狠地咒骂着,推开人群,走进监舍。他们肮脏的翻毛皮鞋践踏在血泊中,发出清晰的声响,那声响就像从牛屁股里拉出的稀屎落在地面上的声音。

袁红冰的目光沉重地垂落下来,逼视着那几双翻毛皮鞋,他恨这些将深红的血弄脏了的冷酷步履。

从那天以后,袁红冰再也不从远处向那位“右派”妻子注视,再也不期待听到她的声音了。因为,她的眼睛枯萎了,即使从远处注视也不再像美丽的兰花;她的嘴唇上出现了犹如老妇人的嘴唇一样干缩的皱纹,令人感到从这样的嘴唇间,不会飘出动人的音韵。

当天回到家中后,袁红冰像一个衰朽的老人失神地坐在床边,总在他面前无声飘动的深红血泊,使他不得不用手遮住眼睛。这时,他还不太懂事的小妹妹冲进房间,用惶惑而又兴奋的声音,说:“哥哥,陈宁宁带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来斗争他妈妈了!”袁红冰把手从脸上拿开,妹妹尖细的声音却使那在他眼前飘荡飘荡的血泊的颜色变得更加凝重。

陈宁宁和袁红冰的年龄相仿,他们住在同一排宿舍。他父母的祖籍在南京,现在都是内蒙古日报社的编辑。陈宁宁身体矮胖,动作像可爱的熊猫一样笨拙。不过,他很聪明,在袁红冰的同伴中,只有他有能力同袁红冰在中国象棋上对阵。他们曾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每到夏天,他们总要到郊外的原野上去捉蟋蟀,由于动作笨拙,陈宁宁很少能够抓住在草丛间灵活窜跃的蟋蟀,所以,他经常只提着一个鞋盒,远远跟在后面,等袁红冰把捉住的蟋蟀和用来喂蟋蟀的花翅蝴蝶放进鞋盒中。不过,每次准备返回城里时,袁红冰都发现他捉到的蝴蝶不见了。陈宁宁则红着脸告诉他,蝴蝶一定是被蟋蟀吃光了。可是袁红冰并不相信陈宁宁的话。有一次,捉蟋蟀时,袁红冰蹲在草丛里偶尔回首向远处的陈宁宁注视,发现陈宁宁正把他刚才捉到的蝴蝶,偷偷从鞋盒里放出来。望着像破碎的云霞一样在身旁翻飞的花翅蝴蝶,陈宁宁的脸上露出如醉如痴的神情。当时,袁红冰没有惊动陈宁宁,只是从此他不再捉蝴蝶,而是捉难看的毛虫喂蟋蟀。只是小学毕业后,由于考入了不同的中学,他们才很少有机会一起玩耍了。不过,童年的友谊仍然保留在他们的心中。

此刻,听到妹妹不断重复的话后,袁红冰艰难地站起来,僵硬地向门外走去。尽管他的腿变得如同铅柱一样沉重,但他仍然倔强地移动着步履。他恐惧地预感到将要看见某种悲惨的景象,不过,他不愿意在恐惧前退缩,他想要坚硬地直视悲惨,他觉得,在悲惨之上会磨砺出锐利、冷峻的目光。

一群红卫兵像神气活现的金毛猎犬站在陈宁宁家的门前,陈宁宁则如同被猎犬围住而吓得发呆的熊猫。陈宁宁的母亲叫凡立,是一个共产党夺取政权前的资本家的女儿,这位容颜中带有江南俏丽风韵的中年妇女,此时卑贱地弯着腰,僵立在儿子的面前。红卫兵后面,围绕着看热闹的人群,其中没有一个成年人,全都是儿童,他们晶亮的眼睛里闪烁起被神秘的畏惧感撕碎的好奇的光亮。

袁红冰在人群外面停住了脚步,向前边望去。陈宁宁家的门敞开着,红卫兵搜查过的房间里,就像刚刚有一群驴闯进去践踏过一样凌乱不堪。线装的古书、化妆盒、高跟鞋、女式长筒袜和裙子,都被当作“旧文化”的象征,扔在门外。陈宁宁左胸前戴着黑布缝制的“黑崽子”牌,胖胖的脸犹如没有成熟的西红柿,泛起青灰色的亮光,而灼热的茫然在他的眼睛里悸动。突然,他仿佛要托住什么从天空中压下来的沉重东西一样,举起了拳头,呼喊道:“打倒资产阶级臭小姐凡立!凡立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砸烂反动臭小姐凡立的狗头!”他的声音空洞得好像是从生锈的铁皮桶里发出来的。

陈宁宁母亲俏丽的面容在惨痛欲绝的神情中歪曲了,她好像羞于看到儿子的脸,而把头颅更低地垂向地面,在这种弯腰垂首的卑贱身姿中,她的臀部却以傲慢的情态高高地撅起来,仿佛在用肛门向天空发出亵渎神灵的诅咒。

“陈宁宁你听着——你要想摘下‘黑崽子’牌,就必须用实际行动彻底背叛你的反动家庭。仅仅喊几句口号是不够的!”一个红卫兵宣布神喻似地呼喊道,他白皙的、瓷壶般的腮上现出道道狂热的裂纹。在把一只鞋底污黑的旧鞋交给陈宁宁之后,那个红卫兵又补充了一句:“该怎样作,你自己清楚!”

陈宁宁机械地接过那只旧鞋后,他的手立刻像握住一块烧红的铁板一样急速地颤抖起来。这时,那个红卫兵又急不可待地喊了一声:“陈宁宁,站在你面前的是一条吸无产阶级的血长大的美女蛇!”

陈宁宁神经质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嘶吼,那嘶吼声最初震颤着恐惧,中间飘荡飘荡起破碎的悲痛,最后变成了疯狂的兽性的抽搐。紧接着,陈宁宁抡起肮脏的鞋底向母亲的脸无情地抽打起来。那个红卫兵以毛泽东式的庄严姿态向前跨了一步,将“黑崽子”牌从陈宁宁胸前撕下来,并且以恩赐的声调说:“你不再是‘黑崽子’了——照她的嘴抽,抽烂这张爱抹口红的资产阶级的嘴!”

仿佛是因为终于摆脱了耻辱的标记,陈宁宁的眼睛骤然掠过一道战栗的狂喜,不过,那狂喜的神情很像瞎子苍白的眼球上闪烁的阳光,而且,那呆板的阳光瞬间之内就被血红的兽性阴影抹去了。同时,他痛苦扭动的腰弯下了一些,以使手中的破鞋能够准确地撞击在母亲垂向地面的嘴唇上。

凡立的嘴在连续的抽打下肿胀起来,如同黏满紫色血污的猪嘴。她的眼睛始终紧闭着,不肯向儿子看一眼。悸动的眼皮由于紧张地收缩,而现出了核桃硬壳般的皱纹。

袁红冰像是要凶狠地咬碎某种坚硬的痛苦一样,用结实的牙齿紧咬住薄薄的嘴唇。他觉得,陈宁宁手中的鞋底似乎是抽击在天空之上,而从抽搐的晴空中渗出的紫黑淤血那阴郁的色调,将眼前的景象完全遮住了。就在他怀着紫黑色的悲愤,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袁红冰突然发现,陈宁宁的父亲那南方人的矮小身体,收缩成一堆,蹲在门边,而他那比灰烬更加冷漠、空虚的目光,僵硬地望着无情抽打母亲的儿子。陈宁宁父亲的眼睛使袁红冰触摸到一个寒意澈骨的预感——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那双望着儿子的父亲的眼睛已经死了,像是骷髅眼眶的黑洞般可怖。

第二天是星期日,袁红冰起床后,刚刚洗过脸,就听到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接着,一个在奔跑中发出的气喘嘘嘘的声音,从窗外闯进来:“陈宁宁的爸爸钻火车了!”

内蒙古日报社大院的北面,是一列坍塌的古城墙,古城墙的外面有一条铁路。当袁红冰越过城墙,来到铁路边后,一具残破的尸体立刻攫住了他的目光。尸体的头颅完全破碎了,带着黑灰色头发的头骨碎片和灰白的脑浆,散落在铁路下纷乱摇曳的苦艾草丛中;尸体的嘴以狰狞可怖的情态张开着,好像要咬碎伸出在惨白牙齿间的深红舌头;瞪视向天空的眼睛里只剩下一片空洞、猩红的绝望;从尸体破裂的肚子里拖出的肠子,还在痛苦地蠕动,酷似垂死的蛇,在阳光下发出青紫色的光泽。而刺鼻的血腥气使袁红冰几乎呕吐起来。

陈宁宁的母亲瞪大苍白的眼睛,像一缕枯黄的雾,无声地飘动在野草间,拣拾丈夫尸体的碎片。惨厉的神情使她布满可怕伤痕的面容看起来如同一个鬼魂的面具。袁红冰感到一阵从生命深处涌起的冲动,他想要帮助这个女人整理尸体,可是,他又一直没有移动僵硬的脚步。因为,他觉得,为丈夫整理残破的尸体,是人世留给这个女人的最后安慰了。

那天,袁红冰茫然失神地在郊外游荡了一整天,傍晚时才回到内蒙古日报社的宿舍大院。走进家门后,他发现,父亲佝偻地坐在墙角的椅子上,仿佛极力想要看清什么似的,用一种交织着恐惧、惶惑、陌生的目光向他注视。袁红冰向前走了几步,停下来,默默地同父亲对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眼睛里复杂的、陌生的神情渐渐消失了。他站起来,努力抑制住某种激动,走到袁红冰身旁,用手在儿子的头发上轻轻抚摸了一下,然后,便向门外走去。尽管父亲一直沉默着,但是,袁红冰确信,父亲已经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没有说出的一句话:“即使必须承受终生的耻辱,我也绝不会作陈宁宁对他母亲所作的事!”

从那天之后,袁红冰和陈宁宁之间的友谊便结束了。不过,也就是从那天开始陈宁宁精神失常了,在死寂的深夜,经常可以听到陈宁宁狂乱的歌声摇曳在漆黑的夜空,歌词的内容都是赞扬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伟大、神圣,可是,那歌声却像一个在绝望的疯狂中寻找慰藉的、衣衫破碎的醉汉。

每当那歌声在深夜响起时,陈宁宁的面容都会如同在重重云雾后面一样,朦胧地浮现在袁红冰的记忆中——那是童年时代,陈宁宁偷偷放掉被袁红冰捉住的蝴蝶时的面容,那如醉如痴地望着花翅的蝴蝶在身旁翻飞的陈宁宁的面容。袁红冰感到,那面容离他极其遥远,中间隔着一片干枯的血海。

(节自《文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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