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政治

书摘: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文殇》(三)

袁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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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八月中旬,在离开九个月之后,袁红冰又重返呼和浩特市。他的新的工作单位是内蒙古汽车修配厂。这是一个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大厂。由于厂长同袁红冰的父亲有很深的私人情谊,袁红冰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维修工——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种。袁红冰所在的工段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关注的只是提级升职,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偷懒一类的琐事。工段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尽管处于炎热的夏季,他头上总戴着一顶黑色的皮革帽子。不久,别的工人就偷偷地告诉袁红冰,这是因为工段长不仅秃顶,而且头皮上布满了脓疮病后留下的疤痕。这个工段长并没有表现出马克思理论所断言的、工人阶级天然拥有的高尚情操,相反,他最浓厚的情趣,就是在伤感的沉思的微笑中,自言自语地说出诸如“大姑娘撅屁股——漂亮的肉蛋蛋”之类淫秽的话,然后,便色眯眯地窃笑一下。似乎他的胡子虽然灰白了,可是,性欲却仍旧像年轻的公驴一样旺盛,这使袁红冰有些作呕的感觉。

九月九日午后,车间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来到工段,通知工人们下午四点都到车间外面试车场中间的草坪上去,收听高音喇叭的广播。没有其他原因,仅仅从支部书记脸上两道明显的污浊的泪痕中,袁红冰就直觉地确信,毛泽东一定死了。

下午四时,厂区的高音喇叭准时传出了北京中央电台播音员沉痛的男低音。播音员宣读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的讣告。坐在草坪间的工人一片沉默,脸上覆盖着阴云般的铅灰色的悲哀,而且都垂下头颅,避免互相对视,仿佛怕目光会泄露出某种需要极力隐藏起来的东西。在一千多个低垂的面容中,只有袁红冰的头颅怵目地高高扬起。他觉得天空中渗出了阴郁、浓重的血红色,并且缓慢地垂落向大地,而血色的天空沉落之后,宇宙间无声地涌现出一片蔚蓝的空虚。

收听完广播后,工厂提前下班了。想要疯狂奔跑的冲动,使袁红冰骑着自行车飞驰在街道中间,甚至一辆辆汽车都被他超越过去。一时之间,他还无法思索清楚毛泽东之死的政治含义,他只觉得自己的灵魂犹如一缕在黑暗洞穴中禁锢了千年的疾风,突然冲出洞穴,放纵无羁地在阳光和蓝天上飞翔。

被某种下意识引导着,袁红冰向王慎失的住所驰去。来到王慎失那窗户被厚厚的布帘遮住的房间前,袁红冰跃下自行车。他在门前停了片刻,等急促的呼吸平静了一些之后,才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王慎失伸长枯瘦的脖颈,坐在窗下的书桌前,仿佛正在焦灼地等什么人。茫然的激动和破碎的悲凉交织在一起,使这位年老哲人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加深刻了。他面前的书桌上摆着一瓶酒和两只斟满烈酒的高脚瓷杯。

“我想你今天会来。你看,我已经斟好了酒,在等你。”王慎失声音枯涩地对袁红冰说。袁红冰在书桌旁坐下后,王慎失举起酒杯,语调如同一声苍凉的悲叹般地说:“干杯——不是为了庆贺毛泽东的死,为一个人的死喝欢乐之酒是庸人的事,但是,今天我们应当为祭奠在毛泽东暴政下死去的无数冤魂而沉醉一次!”

王慎失把杯中的烈酒倒进嘴里后,向空中扬起头颅,他那因思想和痛苦而变成憔悴的灰白色头发,随着身体的急剧颤抖而飘动起来。突然,王慎失发出了疯狂的笑声,片刻之后,那笑声又破碎为苦闷的长号,最后,悲怆的话语从那哭嚎血红的裂缝中涌出:“我是为一个企图‘万寿无疆’的独裁者的死而笑,为一个血腥的权力意志的崩溃而笑;我哭,因为独裁的权力意志并非死于真理的胜利,而是死于自然规律——十亿中国人堕落到只能靠自然规律来摆脱独裁者意志的程度,这难道不值得放声痛哭吗!”

袁红冰沉默地陪伴这位年老的哲人狂饮起来。最初听到毛泽东死讯后的那种蔚蓝色的空虚感和无名的激动,似乎被烈酒烧成了灰烬,而冷静的理性开始在袁红冰的意识中刻出了一个个棱角分明的思绪。

“一个嗜血的独裁意志被虚无埋葬了,他给现实留下一片空白——不是权力的空白,而且是精神的空白。因为他曾既攫住了绝对的权力,又用这种权力使他个人的意志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意志。

“毛泽东,这个从闷热、潮湿的南方农村中走出的小知识分子,他具有超群的实用主义灵感,却又缺乏精神创造的能力。古代农民起义领袖对王位的向往、记载在中国史书中的权术阴谋意识、马克思的物性宿命论哲学和阶级仇恨理论,以及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重叠在一起,构成了他的意识形态。

“他曾以民主的名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并因此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可是,他又亲自铸造起历史上最凶残、最伪善、最严密的专制权力体系;他最初是为了同巨大的社会不公正抗争而走上政治舞台的,可是,他却又通过马克思的阶级等级论,形成了以血统和物性存在样式这种最本能的标准为依据的新的社会不公正;他要求中国人都必须具有苦行僧似的道德纯洁性,可是,他自己却津津有味地品尝权力之手奉献给他的荒淫生活;他曾伪善地提倡在文化艺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是,却又用冷酷无情的方式摧残了无数勇敢的思想者;基于农民式的狭隘视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他曾在中国以‘人民公社’的模式推行共产主义乌托邦,可是这种乌托邦理论却结出了苦涩的现实之果;他有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可是,为了专制政治存在的现实需要,他又专断而慷慨地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这种实质上不是与金钱相关,而是同民族尊严相连的权利;他曾许诺给中国人以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可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和个人的绝对权力,他一次又一次把中国人的命运投入血海之中;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理论上的座右铭,可是,现实中他却用专制的火鞭驱使中国人成为没有思想权利,只有服从义务的奴隶——为专制政治服苦役的奴隶;他曾温情脉脉地说,共产党党内斗争要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可是,他却用铁血手段摧残权力斗争的对手;他是聪慧的,这种聪慧使他在同共产党内外的对手的搏战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胜利,但是,他又极端愚昧,愚昧到了仇恨知识、毁灭文化的程度;他的生命欲望中确实有使国家强盛的冲动,但是,高于一切的对绝对权力的私欲又是他生命的主调,为了满足这种私欲,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毫无顾忌地踩在脚下。

“由于缺乏创造属于中国命运的高贵思想的能力,毛泽东只能选择从西方乞讨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少精神魅力的、低俗的理论,实用主义的灵感又使毛泽东有能力把这种乞讨来的理论同中国文化中最阴郁的部分——对权力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而专制权力又迫使中国的命运无可抗拒地走入了这种专断的理论的深渊。

“由低俗的实用主义所充实的高尚;被残忍支撑起来的善意;附着在虚伪上的真诚——这是毛泽东意志的特性,这种特性既是专制政治之子,又是专制政治之母。唯一能够原谅毛泽东的理由只在于,在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斗争的血腥丛林中,只有最伪善、诡诈、凶残的兽性,才能保持生存,才能成为王者。

“无论如何,这个独裁意志已经消失了,虽然他留下的浓重的血腥气也许还要很久才能散去。那么,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噢,王慎失说的对,独裁权力意志并非死于真理的胜利——不愿意用鲜血为真理沐浴净身的中国人,怎么能得到真理的垂爱……。”

那天,袁红冰无言地同王慎失对饮时产生的这种种思绪,最后凝成了一个如同巨大的黑色泪珠般的疑问:“中国的历史在跨过毛泽东的尸骸之后,是否能走入民主的天地?”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袁红冰离开王慎失后,连夜来到柴治国家中。

柴治国仍然住在平民区的那间土坯房中。那天,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到郊区她的母亲家去了。袁红冰走进那间土坯房时,只有柴治国、黎月和吕克新围坐在炕上的一张矮腿桌旁,桌子上摆着两瓶高度白酒和一个盛满羊肉的大瓷盆。

柴治国黝黑的面容覆盖着凝重而苍凉的、严肃的激情,那暗紫色的激情犹如冬日荒野黑沉沉的平线上泛起的晨光,飘落在巨大的历史废墟间。显然是由于听到毛泽东的死讯,黎月的眼睛里闪烁起难以抑制的兴奋,那种兴奋尽管生机勃勃,但不知为什么却有一种浅薄感。吕克新的神情还是像往常一样平静而真实,袁红冰就因为这种神情而相信了他,可是此时,袁红冰又突然觉得,吕克新的神情深沉得令人难以相信那种平静的真实。下意识中,他希望能有某种锐利的东西刺穿吕克新仿佛永远不变的平静神情。

柴治国没有同袁红冰打招呼,而是继续谈论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亲密到了无须任何客套的程度。袁红冰在矮桌边坐下,为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啜饮着,开始注意地听柴治国的谈话。

“……毛泽东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洞,狗官们又要为争夺权力而互相呲牙了——这是专制政治权力交替的规律。这场即将爆发的权力斗争将在江青、张春桥这些通过‘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权力新贵们,和以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旧权力贵族集团之间展开。斗争可能有两种前途。第一种前途是,宫廷的范围无法容纳斗争的能量,而使斗争扩展到整个社会,甚至激化为公开的武装冲突,从而给专制政治造成致命的裂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应当利用专制政治派系分裂的机会,明确树起民主的战旗,使民主运动走出阴影,走进阳光。为此,需要立即秘密进行人员的和思想的准备。第二种前途是,这次权力斗争又通过政变的方式在宫廷之内解决。这样虽然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但却不会给专制政治权力体系造成致命伤,因而也不能满足民主运动公开化所必须的政治条件——如果出现第二种局面,我们前面的路就还长着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尽人事以听天命。哎——,有时候,你即使有劈裂宇宙的雄心,却找不到利刀和长斧……。”柴治国深长地悲叹了一声,结束了自己的话,那长叹像冷却的深红色的熔岩一样坚硬。

袁红冰一直没有说话,因为,他认为柴治国对面临的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于是,他开始迅速地思索,应当如何为柴治国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出现时发动民主运动作准备。他决定尽快把以前曾定期进行民主思想交流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重新聚集起来,并以这些人作为可能的民主运动的核心。同时,他还准备从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中国古代造反者提出的一些原始民主意识,以及王慎失的政治思想中,抽出某些思想的金线,编织成民主运动的精神旗帜。尽管他意识到,这面精神旗帜的色调还缺乏属于中国命运的凝重而灿烂的血色,但是,由于时间紧迫,他无法从容地进行政治思想的创造。另外,他还想到,在民主运动崛起之初,要以工人的权力保障和权力腐败问题,作为最先击向专制政治的两只思想之拳。

(节自《文殇》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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