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刃上的舞姿

书摘: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文殇》(八)

袁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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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清晨,袁红冰习惯地打开短波收音机,从国外的广播中获取真实的信息。突然,台湾广播电台播发的一条消息,使袁红冰的心绪变得严峻了。那条消息的大致内容是:北京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将于今天召开一次思想讨论会。

袁红冰意识到,这条消息一定是受邀参加会议的人透露出去的,而当局的秘密警察系统也一定捕捉到了这个消息,并必然会立刻采取措施,试图阻止这次会议的召开。唯一还可以感到安慰的是,由于事先没有告诉会议参加者开会的场所,所以,秘密警察不可能从这条消息中获悉会议的地点。

早晨八点钟,袁红冰乘出租车,赶到友谊宾馆的入口处。唐越按照约定,等在那里。她把打印好的一批会议参加者事先撰写的发言稿,交给袁红冰。唐越,这位“六.四”之后曾冒着极大危险掩护过袁红冰的少女,现在经他介绍,在一位美籍华人开办的公司中任职,那个公司就设在友谊宾馆内。一段时间以来,唐越实际已经成为袁红冰从事民主活动的秘书。袁红冰的绝大部分文件都是由唐越打印的。

袁红冰判断,由于他将主持今天的会议,秘密警察很可能对他进行严密的监控跟踪,以发现会议的地点。所以,离开友谊宾馆后,他没有直接赶往奥林匹克饭店,而是让出租车向相反的方向开去。在拐过一个十字路口后,袁红冰突然让司机停车,把一张钞票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他便跳下出租车,冲过街道,乘上对面开来的另一辆出租车,向奥林匹克饭店疾驶而去。

袁红冰走进奥林匹克饭店后,发现这里的气氛没有任何异常,周明和会议事务组的其他成员,在几位身穿丝绸旗袍、年轻美貌的服务小姐的帮助下,已经把租用的那间会议室布置好了。会议室门边,一张桌子上摆着装帧华丽的会议签到册;会议室里面,长方形会议桌覆盖上了洁白的桌布。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张勇进、王东成也早已带着两名录像师赶到了,袁红冰走进会议室时,他们正帮助录像师安置摄像机。

袁红冰冷峻的神情变得柔和了一些。事情似乎正按照他的计划有条不紊地顺利进展,只要派去接会议参加者的三辆汽车不受阻止地赶到,会议就可能成功地召开了。

八点四十分左右,王海光带领第一批会议参加者,约四十人,走进了会议室。这批人主要是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师,其中有几名属于邓力群思想阵营的三流御用文人——袁红冰想骗邓力群来参加会议的企图没有能实现,王海光却成功地骗来这几位三流御用文人,以为会议增添几分黑色的趣味。

从人群中,袁红冰发现,校友张伟同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朱善利走在一起。八○年那次北京大学民主竞选过程中,张伟曾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参加竞选。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张伟是受官方指派,为了阻止民主派候选人当选而参加竞选的。为此,袁红冰一度对张伟极其厌恶。然而,“六.四”事件之后,已经任天津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的张伟,却高傲地辞去了自己这个令无数庸人垂涎三尺的职务,以表示对当局血腥暴行的愤怒和抗议。为了保持人格的纯洁和尊严而拒绝狗官恩赐的荣华富贵,在价值观念的意义上本是高贵的男儿理所当然的选择,可是,在庸人滚滚如漫天沙尘的当代中国,这种选择却成为绝大部分人难以企及的崇高。

此刻,袁红冰以坚硬的注视,向张伟表达他的敬意。袁红冰的目光中有青铜色的暴风雪在喧嚣,而张伟那显得悲凉而又高傲、凝重的神情,像崛起在迷茫飞雪中的冻裂的悬崖。
这时,会议室的门再次开了,高瑜女士神采飞扬地走进来,她身后跟着一位面如满月、腮似桃花、身材丰盈而秀丽的小姐。袁红冰知道,这位小姐是香港《虎报》的记者。为了尽可能减少当局今后对会议参加者进行政治迫害的借口,袁红冰曾决定不允许外国和港台记者进入会场。而这并不会影响会议的宣传效应,因为,许多会议的参加者都有同大陆外的记者联系的秘密途径,会议的情况自然会通过这些途径传达给世界。只是由于高瑜女士说这位小姐是她的密友,袁红冰才同意高瑜把她引进会场,条件是,这位记者必须打扮得像一个大陆的小妞儿。同时,高瑜和张显扬先生也是袁红冰事先告诉了他们会议地址的仅有的两个会议参加者。

一会儿之后,张显扬先生赶到了。当他魁梧的身体刚在会议桌边坐下,袁红冰就敏感地发现,那几名三流御用文人的脸上立刻露出惊疑而又尴尬的神情,接着,那种神情变成了意识到被愚弄之后的愤怒。其中一个人站起来,像刚被乞丐强奸过的黄脸婆一样,恼怒地扭动着身体,走到袁红冰旁边,痛苦而仇恨地咬住牙齿,说:“我声明退出这次会议——我不愿意和张显扬这种自由化分子坐在同一张桌上!”

袁红冰露出充满柔情蜜意的微笑,像同老朋友密语似的,把薄薄的嘴唇凑近那个家伙的耳朵,但却用冰冷的低声说:“请便。不过,我猜想你一定愿意同李鹏睡在同一张床上——做他的男妓。”

说完,袁红冰又努力使自己的笑容变得更甜蜜。而那个家伙犹如一只气疯的老驴,在原地打了一个转,然后,便脚步踉跄地向门边走去。随后,其他的几个御用文人也采用更加不光彩的、不辞而别的方式,偷偷溜出了会场。

这几位御用文人的退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会议室里呈现出沉重的寂静。一些思想倾向中性的中老年学者原来坐在会议桌边,此时却默默地退到会议室的一个角落,而他们紧张的窃窃低语,像老鼠的牙齿,啃啮着越来越沉重的寂静——袁红冰直觉到,他们在商量是否也应该退出会议。

袁红冰慢步走到会议桌的一端,在主持人的位置上坐下。他向那群聚集在角落里的人斜视了片刻,便把目光转向会议室的门边。此时,离会议预定开始的时间只差十分钟了,可是,另外两辆接会议参加者的车却还没有赶到,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知名自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的民主人士应该由那两辆车接来,其中一辆车是由陈坡负责的。在与陈坡共同从事民主活动的过程中,袁红冰早已发现,陈坡的工作效率极高,而且,具有很强的时间概念。今天,直到此刻他还没有赶来,这不能不使袁红冰怀疑,陈坡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
“也许,陈坡事先被秘密警察扣留了。”这个想法使袁红冰的神情变得冷峻了。他默默地从衣袋里掏出一盘“英雄交响曲”的录音带,装进便携式录音机中。然后,他以更加险峻的身姿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并刚毅地逼视着会议室的门。他已经作好准备,如果突然有一群军警冲进会议室,他便立刻在“英雄交响曲”的旋律中,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室紧闭的门像被一阵狂风吹开了,陈坡胸前的衣襟敞开着,如同一位刚从漫天沙暴走出的年轻的流浪汉,闯了进来。他迈动同低矮的身材不相称的、生气勃勃的大步,走向袁红冰。袁红冰觉得,陈坡那随着急速的步履起伏的身体,就像动荡的波涛,迎面涌来,而陈坡脸上兴奋的笑意,犹如波涛之巅闪烁的灿烂阳光。

“交通堵塞,所以来迟了一些……在车上听说,台湾电台清晨广播了我们开会的消息,我真担心,一进门会看到一群警察!”陈坡高声对袁红冰说:“不过,人我都接来了——李锐、秦川、郑仲兵、林京耀、张扬、张抗抗等等,都到了。”

袁红冰迎着陈坡站起来,他用震荡起炽烈激情的目光,短促地、紧紧地搂抱了一下自己这位生命活力充沛的战友。

过了一会儿,去接吴祖光、王若水的车也赶到了。在民主的意义上,在知识分子的范畴内,会议室里可谓人才济济,群英荟萃。袁红冰端坐在具有历史感的肃穆气氛中,宣布会议开始。

“……今天,我们这个学术研讨会只有一个目的和宗旨,那就是讨论邓小平九二年初南巡谈话的精神实质。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和宗旨。现在,请诸位发言。”袁红冰以开幕辞中的这句话,为他和陈坡、王海光等战友用高度政治策略建筑的舞台,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而他确信,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发言,将会在这个策略的舞台上,展现出风姿绰约的民主原则的舞姿。

袁红冰致辞之后,一百多人的会议室里呈现出坚硬的寂静,坚硬得仿佛袁红冰冷峻的目光都能在那寂静上,撞击出青铜色的火花。然而,这种寂静,这种没有人立刻发言的状态,并不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谦让精神,更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产生于一种庄严感——会议的参加者似乎都意识到,“六.四”之后当局用血腥的恐怖和严密的警察统治铸成的沉闷局面,就要被击碎了,而他们则是思想标枪的第一批投掷者。这种意识使会议室的参加者一时间不能不伫立在峻峭的沉默之巅,体验作一个勇敢者的庄严。

会议室里的寂静首先被林京耀先生的发言踏碎了。这位任职于“政治协商会议”一个研究机构的学者,在自己的发言中抨击了那种只有御用文人才能对有关国家命运的思想做出解释的专制政治逻辑。林京耀宽阔的前额给人以悬崖上突起的岩石般的峥嵘感;虽然他的腿有些不良于行,但是,他发言的声音却高亢而雄壮,像是在金色的阳光中目空一切地昂视阔步;虽然他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但是,他铿锵的语调中却有长枪大戟的闪光。

随后,郑仲兵先生的发言又表现出另一种风格。针对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企图煽动起对毛泽东的怀恋之情的行为,郑仲兵指出,他们制造“毛泽东热”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制造“邓小平冷”。郑仲兵先生发言时,语调沉静,唇边浮现出一缕狡黠的微笑,颇似一只狐狸,然而,那是一只美丽、动人的狐狸——谁都能听出来,他是想用自己的发言,在邓小平同陈云、李鹏、邓力群之间的那道敏感的裂痕上洒点胡椒面。

“在中国,根本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只是‘无产阶级自由化’。从五七年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开始,所谓资产阶级一直是被残酷打击的对象,他们没有任何自由。而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种种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都是所谓‘无产阶级’搞自由化的结果……。”——这是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在发言,他着重抨击了当局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动的、以压制思想自由为目的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吴祖光先生银丝般的头发梳理得的十分整齐,漫长的艰难岁月的风尘也不能遮盖他面容上那小白桦林般清新的艺术气质,而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双俊秀的少年人才会有的纯净的眼睛,纯净得没有一丝世俗的物欲;纯净得会令稍有良知的庸人,羞愧地把自己肮脏的眼睛藏进裤裆里;纯净得会使美女在清澈的高山激流中洗濯双手,然后,情不自禁地伸出秀美、纤细的手指,去轻柔地抚摸沐浴在那双眼睛里的真实动人的灵魂。事实上,在吴祖光发言过程中,会议室几位漂亮的女性——秀发如云的高瑜、神韵风流的小说撰写者张抗抗,还有那位情态妖娆的《虎报》小姐,都沉迷地含笑注视着这位老剧作家。不过,袁红冰一点儿也不嫉妒。

前《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先生对极左思潮,这个中国现代专制的政治灵魂的批判,极具深沉的哲理性。然而,袁红冰却无法集中注意力听王若水的发言,因为,他完全被王若水的形象魅力吸引了。王若水先生骨骼秀丽,面容清臞,神情中有一种灿烂的黄叶漫天飘舞的韵味。面对王若水,袁红冰觉得,自己仿佛是伫立在纷乱起伏的野草丛中,凝视辽远天际上一缕缕被疾风撕碎的、情态狂放的雪白流云——在那宁静、深远的意境中,却能体验到动荡不安的激情。

接着,一位著名知识分子的遗孀那如泣如诉的发言,使明亮、宽敞的玻璃窗外飘进会议室的万里晴空那碧蓝的神韵,都闪烁起殷红的泪影。倾听这位妇人对丈夫死于思想迫害过程的惨痛叙述,太阳都会掩面悲泣。而《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的发言,又使会议的气氛为之一变。张扬颇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所谓“狂生”的余韵,他显得玩世不恭、狂放无羁,肆无忌惮地嘲弄了中国科学委员会里那些根本不懂科学的官僚的愚蠢。

会议过程中,有两位先生始终没有发言,然而,他们的沉默却比语言更生动地雕刻出了他们的存在。其中,一位是前《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另一位是五七年曾同彭德怀元帅一起为民请命,反对毛泽东“大跃进”政策的李锐。秦川坐在袁红冰左边,他总是动情地把白发如雪的头颅,倾向每一个发言者,就像一位垂暮之年却仍然保持着对生命热恋的诗人,慈祥而欣喜地向早春荒野上泛起的迷濛新绿凝视;李锐坐在袁红冰右边,这位因为反对毛泽东给中国农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跃进”政策,而长期遭受迫害的老人,脸上覆盖着疲倦的神情,然而,他那锐利的鼻端依然如顽强、高傲的意志,崛起在疲倦的神情中,显示出勇敢、险峻的个性,他那仿佛由于落满时间的风尘而呈现出深灰色的眼睛里,则有繁星般的激情在闪烁。

能引人注目的,不仅有美,也有丑。从会议开始时起,那位同意作会议共同发起人的、国家科委主办的杂志负责人的身影,就像一只时时闯入视野的绿苍蝇,使袁红冰不得不厌恶地斜视。那位负责人完全失去了前些日子在袁红冰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气概,他的面容被惶惑不安的神情扭曲了。显然,他是由于没有预料到有张显扬、郑仲兵这类“危险人物”应邀参加会议而惊慌失措。这位负责人坐在紧贴墙壁的一张椅子上。最初,他犹如裤腿里钻进了一条蛇的女人,双腿紧紧靠在一起,一只手下意识地、粗俗地捂在裤裆正中间;随着会议的发言表现出越来越强烈、鲜明的“异端思想”,他的身体开始不停地扭动起来,似乎有一群红褐色的蚂蚁在他的肚脐眼里做了窝,同时,他像一个做了错事、面临父母严厉惩罚的小女孩,脸涨得通红,双唇傻乎乎地分开,眼睛里闪烁着破碎的惊慌。

终于,那位负责人忍受不住内心恐惧的折磨而站起来。他迟疑了片刻,向袁红冰走来,而他的步履战战兢兢,仿佛每一步都是踩在刺猬身上似的。

那位负责人把头颅俯向袁红冰耳边,结结巴巴地低声说:“我……我想退出这次会议……我要走了。”

尽管还隔着一段距离,袁红冰仍然感觉到了那位负责人的嘴唇在急剧地颤抖着。一阵突然涌起的内疚,使袁红冰用歉意的语调说:“不要怕,我会承担一切责任的。不过,请柬的落款已经写明了你的杂志社是共同发起人之一。我无法更改这个事实。”

那个负责人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痛苦呜咽,失魂落魄地说:“是呵,没办法;覆水难收……希望你要承担责任……我走了。”

望着那位负责人向门边走去的佝偻背影,袁红冰很后悔诱骗他当共同发起人了。袁红冰觉得,对于这位怯懦但不失善良的庸人而言,参与发起这次会议简直是一种酷刑的折磨。

(节自《文殇》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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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月三日晚八时,袁红冰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男播音员正在以庄严、神圣得近乎虚伪的声音,宣读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事先没有任何预兆,骤起的狂风便卷裹着枯黄的沙尘,从内蒙古高原越过燕山山脉群峰,迅速漫过北京城,天地之间立刻变成一片喧嚣的昏暗。尖利的风声仿佛是青铜色的悲啸,而形态狰狞的、黑紫色的雷暴云如同惨痛的命运,在呼嗥的风声中疯狂地翻滚奔腾。苍白的雷电撕裂了低垂的云层,横扫的急雨宛似被雷声震碎的苍穹在痛哭。
  • 一九八七年夏至八八年春期间,袁红冰和陈坡同一批部长、省长级官员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站在这种关系之上,他们已经可以接近地注视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的冰峰之巅了。但是,接近的注视并不等于踏上了峰巅,也不足以实现他们试图在政治危机发生时,直接摇撼集权政治核心的设想。不过,八八年桃花盛放时节,情况有了转机。
  • 寒假结束之前,袁红冰准备离开呼和浩特市的最后一天,他是同柴治国在无言地狂饮烈酒中度过的。深夜,柴治国把袁红冰送出自己的家门。空中低垂着铅灰色的浓郁阴云,硕大的雪片静静地漫天飘飞,那灰白的雪片落入路灯朦胧的淡紫色光线中后,便呈现出暗红色,仿佛是无数凋残的血迹纷纷飘落。
  • 一九七六年八月中旬,在离开九个月之后,袁红冰又重返呼和浩特市。他的新的工作单位是内蒙古汽车修配厂。这是一个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大厂。由于厂长同袁红冰的父亲有很深的私人情谊,袁红冰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维修工——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种。袁红冰所在的工段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关注的只是提级升职,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偷懒一类的琐事。工段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尽管处于炎热的夏季,他头上总戴着一顶黑色的皮革帽子。不久,别的工人就偷偷地告诉袁红冰,这是因为工段长不仅秃顶,而且头皮上布满了脓疮病后留下的疤痕。这个工段长并没有表现出马克思理论所断言的、工人阶级天然拥有的高尚情操,相反,他最浓厚的情趣,就是在伤感的沉思的微笑中,自言自语地说出诸如“大姑娘撅屁股——漂亮的肉蛋蛋”之类淫秽的话,然后,便色眯眯地窃笑一下。似乎他的胡子虽然灰白了,可是,性欲却仍旧像年轻的公驴一样旺盛,这使袁红冰有些作呕的感觉。
  • 严冬还没有过去,天空中却已经飘拂起浅绿色的令人想起春风的云缕。一天下午,袁红冰为构思小说,在村外的林边漫步。远处,从灰黑色的冻结的原野上,走来几个裹着灰白色的破旧羊皮衣的农民。尽管袁红冰已经习惯了看到农民们佝偻的身姿,可是,他却感到,这几个农民的身体显得格外弯曲、僵硬,好像就要被风吹断的衰朽榆树的枯枝。等那几个步履迟钝而沉重的农民走近之后,袁红冰认出他们都是这个村庄里的蒙古人。那位曾要他讲故事的生产小队的队长走在最前面。袁红冰同这些农民早已十分熟悉了,可是今天,那位小队长只冷漠、阴沉地向他瞥视了一眼,就又垂下面容,像完全陌生的人一样,默默地走过去。袁红冰困惑地望着这几个农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位远远落在后面的、叫海棠的少女走到袁红冰面前,停住了。她茫然地睁大空洞的眼睛,用苍白的声音对袁红冰说:“我们上午就让叫到公社去了。军代表说我们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限我们两天之内坦白交代。要不,就专政我们……我该怎么办?什么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 我的心灵是内蒙古高原上一缕永不停息的风。掠过寂静的大漠,掠过无边的戈壁,掠过风蚀的群峰,掠过辽阔的草原,动荡的心灵呵,只带着风的神韵四处漂泊,唯有落日是心灵永远的追求,因为:我总相信,落日之后会有超越罪恶人世的意境。
  • “红色恐怖”这颗从毛泽东的权力私欲和共产党专制政治理论中垂落下来的巨大血滴,很快就在中国政治的台布上扩展开来,染红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人在红卫兵惨绝人寰的酷刑下死去,更多的人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走上了绝望的断崖。人性在肮脏的血污中受到践踏,而兽性则披上了共产主义的金色长袍,在太阳上作魔鬼之舞。
  • 据发言录音整理)我今天的发言的题目叫做“中国发展经济漫谈”。所谓漫谈是想到哪说到哪。我天性喜欢自由,漫谈正好是一种符合我天性的讨论问题的方式。选择中国经济发展这个话题,是因为现在中国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向世界炫耀的,向人民炫耀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十一届三中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他们就是以经济发展的成绩来要求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来证明他们垄断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这种经济发展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纪元特约记者秦越采访了目前流亡澳洲的中国著名自由派法学家袁红冰先生,请他谈谈对《九评共产党》读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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