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九一年秋季，在一次自由记者高瑜女士举办的聚餐会上，袁红冰认识了人民大学教师蒋培昆、丁子霖夫妇。他们十九岁的儿子就死于“六．四”之夜。蒋培昆是美学教授，他长发飘垂，面容消瘦，颇具高傲的艺术气质，由于丧子之痛而覆盖在蒋培昆面容上的青铜色风尘般苍凉的情调，感动了袁红冰。但是，使袁红冰心灵震撼的，却是丁子霖女士眼睛里的悲愁。丁子霖身体消瘦，面色像一片干裂的黄叶，即使在同人面对面地谈话时，她的眼睛也好像在注视着极其遥远的地方——越过重重荒凉的时间，在注视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个被烈火烧焦的夜空；那个被迸溅的血染成暗紫色的夜空；那个被横飞的枪弹划出道道伤痕的夜空；那个被惨痛、凄厉的呼嗥撕碎的夜空；那个在坦克车的履带下战栗的夜空，好像，她的心已经永远失落在八九“六．四”之夜，她的灵魂也早已埋葬在那个残破的夜空中了。
有时，丁子霖女士眼睛里那如同铁板上的血锈一样的悲愁，会骤然急速地颤抖着裂开，而裂缝中有炫目的泪影在闪烁。袁红冰知道，那一刻她定然是又看到了一位美少年的背影渐渐消失于“六．四”狰狞的夜色中，而那背影就是她的儿子的。有时，丁子霖女士的眼睛会猝然变得迷濛，袁红冰意识到，那一刻她定然是在祈盼着那位美少年透过暗红的血雾向她回眸一笑，祈盼着再次看到儿子明星般的眼睛，而那将是一种终生的祈盼──终生无法实现的艰难的祈盼。
“六．四”之后，当局控制的传播媒介用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把“六．四”称之为“反革命暴乱”，但是，难以抗拒的罪恶感却使他们不敢公布受害者的名单。共产党官僚集团再一次想要用伪造的历史抹去罪恶，就像他们已经卑鄙地做过很多次的一样。同时，在刺刀、黑牢、刑场的威胁下，怯懦的生存本能又使无数中国人埋葬了他们曾在“六．四”过程中复活的人性——低贱者用向屠夫露出的恭顺媚笑来埋葬；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者用沉默来埋葬。
就在这种情况下，丁子霖，这位普通的母亲，却以她瘦弱的肩头承担起了为“六．四”死难者建筑墓碑的沉重道德使命。因为，她从对儿子那纯洁的少年之心的理解中确信，所有同儿子一起死于“六．四”之夜的人们的灵魂，都有着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炽烈追求，至少在那个夜晚中是如此。她要以枯瘦的手指，撕裂百万御用文人伪造的黑暗历史，让死难者能在岩石上烧灼出殷红伤痕的血迹，裸露于阳光下，而把那位美少年的名字雕刻在悬崖般峻峭的金色阳光之上，是她能献给儿子的唯一祭品。
于是，在无数个深灰的暮色中，丁子霖孤独的脚步，踏着秘密警察的监视、跟踪、骚扰所造成的恐怖，拖着比千年中的夜色重叠起来都更加沉重的悲愁，蹒跚于北京的街头，在茫茫人海中苦苦地寻找那些因为怕受到当局迫害而隐姓埋名的死难者家属，记录下了一个个死难者的名字和受难的经过——她是在寻找真实的历史，她是在记录用殷红的血雨为社会正义沐浴净身的勇敢者的足印；她不仅是向凶残、伪善的专制政治挑战，而且是在向堕落的人性挑战；她消瘦得几乎只剩下干枯骨骼的生命中，有坚硬、冷峻得可以令堂堂男儿羞愧地垂下头颅的意志，那意志是她曾经像白桦林中的晨雾一样洁白、温柔，而现在已经死于悲愁的母爱的遗迹。
面对丁子霖，袁红冰觉得，自己必须更加纯洁、更加坚硬——只为了有资格直视她眼睛里的悲愁。同时，他确认，不仅要给屠夫们以法律的审判，而且，要给那些曾因他们对“六．四”运动的污蔑，使伟大的母爱更为艰难的无耻文人们以人性的审判——让他们肮脏的灵魂裸露在丁子霖眼睛里那圣洁的、无尽的悲愁下，接受太阳的审判。
真理不会仅仅因为是真理，就自然成为凯旋的英雄；谬误也不会仅仅因为是谬误，而自然失去堂皇的王冠。真理的胜利和谬误的失败，都是要由刚烈、坚毅的意志在险峻峰脊上的艰难攀登，才能达到的高山之巅。所以，袁红冰准备以民主风格更锐利的行动之剑，在普遍堕落的思想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
九二年深秋黄叶落尽时，袁红冰就曾经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局势做过一次思考。他认为，邓小平死后，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可能是，邓小平以市场经济维护国家权力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体制的设想，由于腐败的权力和奸商的黑色资本结成了牢固的同盟，而成为坚硬的现实，如果真是如此，由经济发展得到强化的专制政治，势必以跨世纪的存在，使中国人的精神进一步萎缩，使中国人的灵魂在腐败权力的教唆下进一步堕落，使底层民众的人权在社会不公正进一步深化的状态下，遭受更加无情地践踏——如果真是这样，通向民主之路就还遥远着呢。第二种可能性是，共产党内的开明派主导了权力意志，并通过既存的权力体系逐步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公正评价“六．四”运动的性质为起点，对专制政治四十多年来犯下的罪恶、造成的社会灾难与不公正，做彻底的思想清算，这种清算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摧毁专制政治的道德基础。民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中国就会获得以较小的社会代价、较为平稳地趋向民主政治的机会。当然，共产党内开明派主导权力意志的前提在于，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民主运动必须能够强有力地限制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的政治空间，而社会上的民主运动要与权力体制内的开明派形成相互辉映的政治默契──这也正是袁红冰特别注重现在就在权力体制内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网的根本原因。第三种可能性是，随着邓小平的死亡，专制政治也失去了权力重心，共产党官僚集团各派系之间对权力的贪欲引发的矛盾，又使专制政治无法铸造出新的独裁权力重心，共产主义的伪善的理想和道德谎言，在赤裸裸的满足权力私欲的斗争中像鸡蛋壳一样破碎，而灵魂的破碎导致了专制政治中央权力的迅速弱化和瓦解，既存的地方性权力体系以互不统属的分裂状态，把中国带入动荡之中，同时，由于民主势力没有能力在重铸中华民族之魂的意义上，创造出符合中国人情感特征的自由民主理论，所以，历史只能从被长期思想专制摧残得像盐碱滩般苍白的灵魂中，寻找到最原始的物性冲动——私欲，做为处理各地方势力之间关系的原则。于是，一个长期的、残酷的、兽性争夺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如果出现这种局面，袁红冰就只能长叹一声，返回内蒙古，在河套地区组建民主性地方自治，等到各地方势力在血流成河、尸骨山积的兽性搏斗中精疲力竭之后；当人们终于意识到绝对私欲的原则不能满足社会对幸福的期盼，并把目光转向共和精神时；在现代化经济对于统一大市场的要求跨越了各地方之间的政治界限之日，再以联邦中国的形式，开始民主建政过程。
毫无疑义，袁红冰把第二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做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并专注于击碎第一种和第三种可能性。而无论如何，在以邓小平的死亡为标志的民主命运与专制政治决战的时机到来之前，从思想理论、政治活动能量、经济实力、准组织形式和权力体制内的关系等各个角度，为民主运动的崛起作好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准备，都是当务之急。同时，阻止腐败权力与奸商资本结成牢固的政治同盟；阻止邓小平这个屠夫死后仍然能以他的遗嘱继续强化专制政治，则成为袁红冰政治活动的基点。
从九二年秋天起，袁红冰便正式开始了“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秘密筹建活动。在〈在保障劳动者权益宣言〉中，袁红冰把劳动者定义为：除贪官污吏和奸商之外的一切以智力和体力创造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人们。这个定义不仅把政治锋芒直指腐败的独裁权力和罪恶的黑色资本，而且蕴涵着使民主运动走出知识分子的客厅，大步跨入更为广阔的社会阶层的意义，蕴涵着使民主运动根植于中国底层民众艰难命运的意义。在撰写上述〈宣言〉的同时，袁红冰还起草了五项立法建议，即关于允许农民组建保障自己权益的农民工会的立法建议；关于在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组建自由工会的立法建议；关于共产党和政府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状况的立法建议等。当然，袁红冰根本没有指望，像大酒店门前风骚的侍女一样为专制政治招徕好感的所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接受他的立法建议，而只是试图通过这些立法建议的传播，剥夺正在形成的贪官和奸商的政治联盟的道德基础。
（节自《文殇》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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