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1日讯】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胡锦涛四中全会上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其实，他的话的本质就是要国民对什么负责的问题。后来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他又一次讲这些话；宣传口的刘云山又多次对这些话做了发挥；《人民日报》发表金锵的《牢牢掌握意织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又发表郁晓的评论；《求实》杂志的《不断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的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发表《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的讲话；中共中央还出台了《关于把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的意见》、《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这都是围绕着捍卫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步骤，是胡锦涛的救党努力。
仅说意织形态我们是不能直解它到底是什么的，共产党就可借着对意识形态的神圣来蒙蔽人民，然后用大棒威胁、打击觉醒者。
若我们对意识形态做出还原呢，一下子就能让人看清：被共产党神圣化的所谓意识形态，不就是让人以什么来做生命存在（活着）的出发点吗？或曰：人活着到底应该对什么负起责任？
让我们来看看胡锦涛在四中全会上是怎么说的吧：“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短短的一段话，胡锦涛就已把他，把共产党要对之负责的对象表露得清清楚楚—-
他要对之负责的对象就是：（1）国家领导人；（2）政治制度；（3）四项基本原则；（4）国体；（5）政权。共产党要对某些对像负起责任，就要以对另一些对象的讨伐为条件，这是他们的二分法和矛盾说所不能摆脱的局限。
那胡锦涛们要讨伐，要牺牲的又是什么呢？他说的也很坦白，那就是：（1）境外敌对势力；（2）（国内外的）媒体；
对这些人的何种行为实施讨伐呢？那是：（1）他们大肆的攻击行为；（2）他们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3）“西方的”人权观；（4）“西方的”新闻自由；（5）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6）对中国国体、政权的否定。
从这段话来看，胡锦涛知道他的所好与所恶，也清楚他指的境外敌对势力是哪些人，他谴责的是国内的哪些媒体。他清楚自己是想牺牲什么成全（负责）什么，他也清楚他是向什么对像提出这种要求的。
可是，他知道他的所好所恶，他要讨伐要负起的责任都仅仅是他个人的主观态度吗？可任何事物之做为事物并不是由什么人的态度决定的，而是由事物本身的存在，性质决定的，因而它们之当受讨伐还是当受负责应由它们是什么本质来做判定，是看行为是否违反其本质。任何人的，任何一群一帮人的态度都是个别的，只有自身有效性，而事物的性质却是普遍的，怎么可以拿只对自身的有效性来做普遍的标准呢？
他知道他那些“要求”所要加之的对象是已经的，其性质是不变的，因而它们应负的责任早在它们来世界之时就已经被先天地规定了吗？—-
责任就是—-“是”，一事物是什么，就对什么负责。
他知道“敌对势力”这个概念的两面内涵吗？他不知道！
做为势力，不管敌对不敌对，都必是一种客体，做为客体它本身只是它本身。
“敌对”仅是评判者的一种态度，或用态度做的评判，并不是它本身的性质，因而是不是敌对不仅可能与它自身有关，也可能是由评判者的立场所决定。
胡锦涛说出这些话来，这些话就转变成政权的路线而对社会发生影响，因而他首先应该澄清若对他的讨伐和责任做还原的话，被他列为“敌对”的那些势力，他要为之承担责任的那些对象，将被还原成什么？这最重要的一点，是胡锦涛的智慧所无能为力的。
他不知道他的“敌对势力”仅是人的主观立场，所以判定什么是“敌对势力”需要一个根据，一个标准。这个根据是什么，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是他所清楚的吗？他采用的标准能够还原进做为客体的“敌对势力”的还原之中吗？二者是同一个世界中的，具有同一个本质吗？只有这样，他的为之负责，他的“敌对势力”这些说法才能成立。这却是胡锦涛未曾想过的—-
这些思想对于胡锦涛还是天书。
这个问题是一门学问，而胡锦涛说的话却只是一个个别立场。
学问所面对的是客观世界中的对象，而立场却只是主观的意志。
学问和态度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是人的两个不同能力，各遵循不同的规律：学问仰仗认识能力，追踪的是客观对象的因果联系，服从的是认识论规律；
而立场只是意志的表达，服从的是选择律，属于意志自由问题。
学问要解决的是结论的真伪，学问能保证立场、态度的正当或不当，学问的获取要依靠求证，而证明所遵循的是人类共同理性的规则（即逻辑原理）。而胡锦涛的责任仅是主观的，因而就是个别的立场，至多有个顽固或是脆弱，它是任意选择的，既可以右也可以左，既可能对也可能错，它没有普遍效性。
人对自己的意志是个感觉关系，因而意志被体验为自由。
而学问是对必然关系的求索，所以学问是保证意志正当与否的力量，意志却不能取代了学问，不能干涉学问。而胡锦涛的话恰恰就犯了个别有效的意志干涉了普遍有效性的学问，用意志取代了学问。
意志是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生命都有的，因而立场也是人人都有的，一个人的意志成为全体人共同的选择，客观世界里没有这个规则。从胡锦涛的话里我们看不出他对此所领悟，看不出他在意志的顽固之外有使用认识的痕迹。
胡锦涛的智慧还没上升到要立场（意志）经受可靠性保证的觉察，胡锦涛还不是一个习惯于运用认识论立场的人，他的话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在证明自己态度的可靠性的人，而是一个下命令的人，他的这种坚定性当然只能借助外来强制力。因而这是一种顽固的霸道或霸道的顽固。
所以说胡锦涛的话所表现出来的就不只是强硬和让人感到恐怖，更糟的是他让人失望，他的智力还处在对环境对时代的没数阶段，他还不识这个时代的潮水，他的身份却让他处在对时代的驾驭地位，他就滥竽充数，随意扬帆。
他的话既有浮在表面可加直观的思想，这是他能觉察因而他要表达并且已表达出来的，可在这些可直观的思想背后还蕴含着一些更深邃，更具本质意义，更影响实践的联系，却是他所觉察不到的，而且是穷尽他的全部智力也还是望尘莫及的—-他是一个在思维上还没能有达到成熟，没上升到思辩水平的人，他的身份却使他处在集思想、行为、组织于一身的地位。他的似是而非的见解在变成实践的指导思想后，所能引发的当然就是矛盾。矛盾导致灾难。
悲乎邓小平！悲乎胡锦涛！
我们马上来完成两个还原：第一是对“敌对势力”的客观还原—-那就不能问敌对不敌对，只要是势力，就都直接被还原为自然意义的人。
第二是对判定“敌对势力”的那个标准的还原：“敌对”这个词至少要在两个主观意志之间才能成立，人是属于大自然的，因而人的动机是否正当就是看它与大自然的命意是否一致。可大自然又不是一种能感觉的力量，你怎么同它敌对去？即使你要敌对它也不同你对呀！人人都想对抗大自然的死亡律，可你敌对得起来吗？即使你逼到它家门上挑战，它也不应。从这里我们推出的结论是：任何人面对着创造人类的那个力量，是不存在敌对不敌对的。
可见，“敌对势力”的设定仅仅是个别人之间的态度，主观意志的要求。
可这样以来，“敌对势力”这个设定的本身合法与否就成问题了—-谁都有意志，凡意志就能设定，谁都能够把别人设定为敌对，那世界不就乱套了吗？社会、秩序又从哪里谈起？全世界都是本拉登，那不是时时都在爆炸吗？人的存在靠什么来保证？人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人类不同于生物界的所有种类，就在于人有一个能够识别的机能—-理性，而其他物种只有本能—-只服从自然必然性。做为力量，自然力对于它们就是他律，人的理性却让人能够自律—-理性让人知识到自身和对象，正是这种知识让人感知自己在世界在时间中的位置，使生命具有了意义，生命只有在自律下才具有价值。但自律仍然不能越出必然性他律之外。社会的形成、秩序的必要所冲着的是自律，因为是自律在自由选择，但自律所遵循的却还是做为他律的自然必然性，自律是让人不要自律到必然性之外去。那么：人的言论行为是不是敌对的就是看其是否超出了自然必然性，并不问他人的态度。
胡锦涛是不是知道人类理性是共同的？形成理性的物质组织也是同一种，理性形成所遵循的机理又是同一个呢？胡锦涛是不是清楚真理对谁都真，不问姓共还是姓资，因而凡事关公众，事关其类，其标准也必须是共同的，既无国内与境外，也不分张三一言还是李四两语，更不问是胡锦涛还是孙丰，是共产党还是民主党，只要你可以的，其他人也当然也可以—-难道胡锦涛、共产党连人人都是客观世界的，不变的客体这个事实也不予承认吗？
既然在做为事实上人人都是客体，考量这类事实的标准怎么可以是任意的呢？
分析至此，胡锦涛言论的荒唐性也就不证自明—-
只要采用了人类标准，即客观世界的标准，哪有什么敌人？哪来的敌对势力？
做为共产党的领袖，做为国家元首的胡锦涛，竟然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都弄不清，对共产党的自新你还抱什么指望呢？这共产党又怎么会不是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和酵床呢？
胡锦涛又怎样，他不过也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共产党又怎样，他们不过是人类成员中的一撮，人类成员中哪个分子没有意志？人类中又有多少个像共产党这样的小撮？
人类的性质是共同的，客观的，为什么不拿共同又客观的性质来充做评判的标准，而非要拿个人的意志来充数呢？
人类理性里不存在这个道理！
人又不是某个党某个派某个帮造出来的，标准当然也不应由某个人某个帮某个派来提供。胡锦涛对此—-即连真理的普遍性都不懂，他凭什么该让人信任他呢？他又怎么能找到社会安定的钥匙呢？
难道还有人对我们的证明持怀疑吗？那除非他是白痴！
若从生命的本身出发，从人的生命本己性出发，人的行为不过是生命实现的环节。
我要请教胡锦涛：生命的实现环节能不从生命出发？从生命出发的“敌对”只能是反生命，试问胡锦涛的“敌对势力”是反生命的行为吗？
我们说：实现个人生命的行为，其动机的评价标准当然只能是生命的独立性，看行为是遵守了还是越出了生命的独立性，在价值上则表现为对他人是损害还是增益；移转到生活现实就是看对人是取尊重还是攻击，同情还是侵害—-因为人是有了理性之后才能发动行为，那就是说：行为是根据着一个原理才发生的，这个原理是从哪里获得的呢？其根又是什么呢？
答曰：这个原理是通过“伦”而获得的；它的根就是生命的本身。因为是生命在“伦”，生命从自身出发，又归向自身，怎么“伦”也伦不到生命以外去。如果从伦理出发，你只能看到人的个性有正有邪，有真有虚，有善有恶；可就是没有敌人，没有敌对的势力。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万无一失地回答我们开卷所提出的问题：即人究竟应该对什么负责？
我们的回答是：人是什么，就对什么负责。
人是存在在自然界里的生命，所以：人只能也只应该对生命负责。
也就是：人只应该，也只能对人负责。
可是，人对人负责，负些什么呢？怎么负呢？
造物主在生命里赋予了些什么，人就去负些什么。
这话也可以说成：生命里有些什么，我们就负些什么。
在完成这一颠朴不破的回答之后，我们马可以说：胡锦涛命令人民去对“国家领导人、政治制度、四条棍子、国体、政权……”负责是100%的胡搅蛮缠，只肖问一问他命令国人负责的这些东西是造物主赋予在生命里的吗？是我们生命里的组成部分吗？问题也就如白昼与黑夜决不能相混那样结了论。
在本节结束之时，我们来一个小结：我们的批判澄清了：
（1）所谓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官方强加给国民的责任；
（2）如果讨论责任，它实际上不是由人的理性选择而有，是因理性的感知性使人感觉到它罢了；责任实际是后天能力对先天性质的自觉，所以责任来源于先天，即先天具有的性质；
（3）我们证明了“敌人、敌对势力”只是个别人的主观意志，在人类天性中根本不足以成立；
（4）我们推出了人只应对人负责这个真理；并且扩充到生命里有些什么，人就负责些什么；借着这一推定，可以完成如下发挥—-
我们是从哲学的高度来完成这一清理的，但日常理性把握不到这么深邃，那怎么办呢？其实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来世，知道造物主在自己生命里塑了些什么与否，并不妨碍生命的实际组成，反正它已是生命，你知道它不知道它，它是不会因不知而丢掉什么的，日常行为只要牢牢遵守“已所不欲勿施予人”也就行了，而胡锦涛的胡言乱语恰恰就是把他之所不欲硬加给我们。他们可以随便地胡思乱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言论的自由呢？责任说的就是：生命里有这个能力，当然就有权运用它。
（5）在这一节的批判中，我们并没去澄清国体、政治制度、国家领导人……等等，胡锦涛所加给我们的责任与人之当该有的责任的关系，这是下一批判的课目：《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对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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