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5日讯】我应该是属于政治神经很不开化的那种人。出生在70年代中期的大陆，对文革的印象只限于家里保留的我和姐姐很小时的老照片里居民墙上不太明显的几个标语字—非常模糊而且不记得内容了。以至于在将近30岁的时候听人讲起“伟光正”，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很有文革色彩的词汇。
父母的思想也很简单—他们是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毕业后就长期在部队里过惯了的相对简单的生活，转业后又是走了一条“与工人阶级队伍锻练熔合”的路，应该说是被“熔合”得很好的那种知识份子吧。从小听的最多的话不外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我的人生轨迹都是定好的，就是成为知识份子类型的人，而且不要问政治—-当然小时候是说“我长大后要做个科学家”。准确的说这里的定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知识份子”，而好像是某种被剥夺了自由思想权力和能力的技术工具。由此想到难怪50年代时要搞什么院系调整，目的大概就是把知识份子都变成没有思想的器具吧。当然这是另话，暂且不表。
六四是在我即将初中毕业时发生的，家不在北京，整天忙于复习中考的我也搞不太懂外面到底大家在闹些什么。唯一让我有了些印象的—-到今天我也能记得的—是电视上放的被烧焦的解放军士兵的尸体。从那以后这个画面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正面看待那些学生或是暴徒，尽管我仍然不十分清楚北京发生了些什么。
记得中学时有个问卷调查，问“国家”或是“政府”是否可信云云，我很郑重而且很真诚的写下了一个长长的答案（尽管那并不是问答题，而只是个很随便的调查问卷），告诉出问卷的人我真的觉得“国家”二字是可以信赖的。
我顺理成章的成为红领巾，团员，而且是校先进，区十佳 等等。等到入党时我却有点犹豫，因为那时终于有点自我意识了，而这个意识却明明白白的看到自己入党明显的动机不纯。那时发觉党票只是成了实际利益的门票而已。
我还记得唯一的一次组织上找我谈话，我仍然很郑重而且很真诚的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当然不是全部），我能看得出那个我从来都不认识的党支书很感动。可是等到她在我被批准称为预备党员的会议上谈到她的这次感动时，我却从心底的深处看到了自己的虚伪和矫情—-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用表现这份真诚来换取别人的认可，而仅仅是为了捞党票？为什么我不敢点出我最想说的话，而是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的在讲在听呢？那时仍然真诚的搞不懂到底是我的堕落还是党票的堕落。
我的党员预备期未到就出国了，当时心里还是很高兴这种安排，因为我真的很反感所谓的党组织生活，我只是列席过一次，已经足以让我觉得好假啊，而且浪费时间。
没想到，真正关于共产党的教育是在我走出国门后才开始的。
有个数学教授，有一天忽然穿戴得整整齐齐的来上课，而他以往都穿的很随便。讲课时很不经意的说，今天有总校的校长来视察，所以老师们要穿上西装，以“假装”对他的尊敬。教室里暴笑。笑之余，我不禁觉得讲真话是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很好玩。对比我所接受的“我党”的教育和熏陶，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还是在这个教授的数学课上，有一次他讲到他来自台湾的中国助手总是墨守成规做某种运算，不喜欢用便捷方式，我忽然气上头顶，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拍桌子大叫，“OBJECTION！”（“反对！”） 当时脑袋里明显的掠过的一个画面是某共产国家代表在联合国里发言时脱下皮鞋敲桌子的情景。吓的老教授急忙说，啊，中国是个大地方，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吧。这事我每每回想起来都很难过，我其实一直都很欣赏和喜欢这位老教授的，为什么当时自己的神经脆弱到容不得别人说中国人一句坏话的地步，而且表现的形式和心态怎么看怎么像红卫兵呢—-尽管我都没当过红卫兵，也没看过什么文革的东西。我真的很纳闷。
这种红卫兵情节让我困扰不已，因为我渐渐发现它所连带出的是人性中很恶的一面。而这种渗透甚至是达及生活中很细小的部分，像一种从微观中来的力量。我时常听台湾同学讲说听大陆人讲话，总觉得你们在吵架，尽管我们认为自己只是在闲聊而已。
来美国后一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知道在国内很多人都在修炼，包括我的家人朋友。一年多后北京开始镇压和迫害。当时看到中国官方的报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一个政党可以这样的信口雌黄、恶意中伤、而且动手杀人，简直不是卑鄙二字可以形容的。那时终于能够明白六四学生的苦处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后，我就老在想，当时自己六四时电视上看到的烧焦的尸体是不是也是这样造出来的呢？这下自己可是被骗得不轻呀，我很想对那些被我冤枉的人说对不起，可又不知该跟谁去说。
但是我忽然发现至少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就是讲出来这些事实真象，并且好好反省自己在其中言行，以鉴后人。
受到启发还是来自于我在海外的一些经历。
某西方记者要采访我们几个炼法轮功的人。采访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问起来我和先生为什么要在99年底明知有打压的情况下决定回国探亲。我告诉他当时我的系主任也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当时想了想说，“如果整个国家都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一句真话的话，这个国家也就没有希望了。”
这个一直很“酷”的记者明显的很受触动，他合上他一直在记的采访笔记，略微有点激动的告诉我说，他真的觉得搞不懂了，他的一个中国朋友，是六四学生之一，89后吃了不少苦头，他母亲炼法轮功，还因此治好了癌症。可是他对镇压法轮功的看法中，却有“可能中共也有他们的理由吧”—-这个西方人很是不明白，为什么六四过去才没有多少年，这个当时的学生却生出了一些对共党的“理解”来？！
类似的事情我还碰到过好几次，在这些普通西方人的概念里，“共产党”一词是绝对跟“邪恶”联在一起的，有谁说别人是共产党，简直可以构成诽谤罪。他们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中国朋友受了那么多的苦头，却总也认不清楚“共产党”的本质。
看了“九评共产党”，我忽然释然了，我觉得找到了困扰了我很久的一个问题的症节，就是我老觉得我人性中有种很恶的东西，时不常的就会表现一下—-最惯常的表现就是会时常觉得受到威胁或是不公正对待，英文词叫被“VICTIMIZE”，然后就要像红卫兵小将似的跳将起来，用一种很恶的方式来革一把命。其实这不就是共党的附体阴影吗—–因为它是反宇宙的，所以老会觉得受到威胁，也就老是要用很恶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存在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恶的，如果有什么时候表现很和善了，那通常就是在假装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海外的中国人再去看官方的电视，怎么看都觉得假的原因）。
哈哈，搞了半天我终于明白这个很恶的东西并不是人本性的一部分，否则我认识的台湾朋友和西方朋友为什么没有这些表现呢？相比较大陆来的中国人来讲，他们大多能很自然表现出文温尔雅，而这种修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古人所说的“君子”风范。
心里想清楚了，甚至身体上都觉得很轻松了。我觉得可能现在也就是清理这些败物的时候了吧。想到不久的将来，每个我认得不认得的中国人终于可以做真正的中国人了，中国可以是真正的中国了，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真正的改变来自于人心。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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