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8日讯】正好近来对明治初期的政治史感兴趣﹐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在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之为“征韩论”的对朝鲜强硬论的起因﹐好像是因为朝鲜方面的无礼。至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现实必要性和理由﹐当时的“征韩论”提倡者并没有指出来。
所谓征韩论﹐简单地说﹐是在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的同年12月﹐明治新政府向朝鲜王朝发出通告文书﹐通知日本已经发生了政权更迭﹐明治新政府希望与朝鲜王朝继续保持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由于明治政府在通告文书中使用了与以前不同的词句﹐朝鲜方面以该文书与以前国书的形式不同为由﹐拒绝接受日本政府的国书﹐接着还发生了对日本使节以及当时在朝鲜的日本人进行各种各样的嘲弄和迫害的事件。因此﹐在日本向朝鲜出兵﹑惩罚朝鲜无礼行为的意见澎湃而生﹐终于在1873年（明治6年）10月﹐日本政府的内阁会议中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
进一步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事件。以往日本的当权者与朝鲜方面交换国书时使用的是“日本国大君”的名称﹐而这次明治政府的国书中﹐没有使用“日本国大君”﹐而把它改写为“天皇”。“天皇”是什么人呢﹖而且文书中还用了“„敕（诏）”。原本“皇”和““敕”的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使用﹐这就是中国皇帝。对于朝鲜方面来说﹐中国皇帝以外的人使用“皇”和“诏”的字﹐实在是无礼太甚﹐所以拒绝接受日本政府的国书﹐好像他们还把日本人看成是野蛮人。这有确实的证据﹐在后边还要讲到。
江户时代﹐朝鲜和日本之间没有正式的邦交﹐两国间仅是德川将军与朝鲜国王之间交际形式的外交关系。因此每当新一代德川将军即位时﹐朝鲜方面便派出身份为“朝鲜通信使”的人前来日本祝贺。但在江户时代﹐日本并没有向朝鲜派出同样身份使节的例子。（这样看来﹐日本方面（说幕府政权更恰当）并不轻视朝鲜。对于朝鲜的通信使﹐幕府将军在形式上作为主君的使者来迎接﹐比日本天皇派来的使者受到更加隆重的礼仪对待。这可以理解为日本当时的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
总而言之﹐德川幕府把跟朝鲜的交往以及日常的关系处理﹐委任给对马藩国来处理。对马藩国是位于日本本州和朝鲜间的对马岛上的藩国。除了对马在地理上与朝鲜接近这个理由外﹐还因为它在历史上与朝鲜的关系比较深。对马藩主宗氏的世世代代﹐在隶属于日本幕藩体制中的一个藩国的同时﹐还接受朝鲜国王以主人身份对他的册封。这是因为对马岛屿生产的稻米量不够养活当地居民﹐必须仰仗朝鲜的供给这一现实理由。对马藩国在朝鲜釜山设有常驻联络事务所（在当地被称为“倭馆”）﹐在那里住有非常少量的藩士和商人。明治维新刚实行不久﹐明治新政府为国内政治问题而竭尽全力﹐所以像幕府时代一样﹐委任对马藩国来处理对朝鲜关系的事务。所以﹐这个意在传达日本发生了政权更迭的日本国书﹐应该是经由对马藩国传达到朝鲜的。
上面说到朝鲜方面拒绝接受国书的事情。确切地说﹐在朝鲜方面﹐处理对日本的关系也不是在京城（汉城）的中央政府﹐而是由管辖设置“倭馆”的釜山地区的东莱府处理。这个东莱府的担任对日交涉的官员（训导）拒绝接受日本的国书。国书的内容上面已经讲过﹐大意是通知朝鲜日本发生了政权更迭﹐新政府希望与朝鲜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原文是这样的基调﹕“我皇上登极﹐更迭纲纪﹐亲裁万机﹐极欲修邻邦之好。”
1871年（明治4年）日本废藩置县﹐藩国完全被废除﹐成立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此时﹐对朝鲜的外交也移交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由外务省接管。1872年（明治5年）9月﹐“倭馆”被改名为“大日本公馆”﹐由外务省管辖。在这以前驻在朝鲜的旧对马藩国的藩士被令回国﹐由外务省的官员赴任接替。继任的外务省官员继续努力与朝鲜方面交涉国书的事情﹐但这时朝鲜方面的态度不仅没有变化﹐反而态度突然强硬起来。朝鲜官府阻碍对日本公馆的生活物资供给﹐并开始妨碍对马藩国时代就居住在那里的日本商人的活动（这时当然也有从对马以外地域来的商人）。各种各样情况错综复杂的背景中﹐其中一个问题是﹐“倭馆”的土地和建筑物好像原本是属于朝鲜政府的所有物﹐仅仅准许对马藩国使用﹐日本方面连通知也没有就随意地改变了使用者和使用方法。
在那样的背景下﹐朝鲜方面的姿态变得越来越强硬﹐终于发生了下述的行动。
“……朝鲜东莱府在日本公馆门前贴出告示﹐上面写着﹕日本不知廉耻地模仿西洋的制度和风俗﹐违反了朝鲜当局不允许对马以外的商人进行贸易的规定﹐从近来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来看﹐日本应该被称为‘无法之国’……。”
以上的话﹐是驻在日本公馆的名叫弘津弘信的外务省官员﹐1873年（明治6年）5月21日及同月31日向外务省发送的报告书的一部分。这个报告书惹怒了明治中央政府的中高级官员﹐以及创建明治政府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藩国组成的明治政府的官员和近卫军人﹐并在社会上燃起了“征韩论”﹐内阁会议上也正式讨论了对韩国出兵的问题。
弘津的报告书还附加了朝鲜方面张贴的告示的抄本﹐所以该告示的内容传到了今天。该告示说﹕“他们（日本）受制于人还不感到羞耻﹐居然移风易俗。这样的人已经不应该称为日本人了﹐所以不允许他们在我境内来往。”
在这里省略了详细的事实。不过总而言之﹐日本受到了来自朝鲜的无礼对待﹐使国家的自尊心（具体说来就是自己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也就是“丢了面子”﹐所以日本方面 (主要是中下级的官员和军人)愤怒了﹐主张惩罚朝鲜。
林语堂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中说﹐把中国人的“面子”与西洋人“名誉”同样看待﹐那是大错特错了。不过﹐日本的“面子”﹐好像与“名誉”吻合的部分比较多一些。
外务省最初做成的供内阁讨论用原案的内容﹐因为原文是文言文﹐毛利敏彦的《明治六年政变》（中央公论社1979年12月）中列出了摘要﹐我在这里借用一下。
由于朝鲜官府在告示中“把我国视为无法的国家﹐又说我们胡作非为﹐将来势必后悔”﹐对于“这种意想不到的暴行﹐很难预测我国人民会怎样面对这样的凌辱”﹐这样一来﹐“第一是关系到朝廷的威望和国家的荣辱”的严重事态﹐“无法对其置之不理”﹐必须采取“断然出师的行动”﹐也就是必须采用武力解决的方针。不过“兵事之事重大”﹐暂且以为了保护居民的名义﹐派遣“若干陆军﹐几艘军队”﹐在九州的驻军随机应变﹐以军事实力的背景派遣使节﹐“依据公理公道﹐进行严正的谈判”。(同书110页)
内阁会议从6月到8月召开了数次﹐因为没有留下议事记录﹐所以讨论的具体内容不是很清楚。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板垣退助的武力解决派的意见被压制﹐而通过了西乡隆盛的主张﹐即派遣不伴随护卫的纯粹谈判的全权大使﹐西乡隆盛主动亲自承担这个任务。（顺便说一下﹐一般认为西乡隆盛是“征韩论”的倡导者﹐但就记录下来的他的言行来看﹐这样的证据却意想不到的稀少）。但这个内阁决议的实施由于种种国内政治的原因被延期了﹐在10月份再次召开的内阁会议中﹐这个决定被推翻。
就在这个内阁决议的延误期间﹐日本朝野燃起了“征韩论”。在政府首脑的意见中﹐派遣“若干陆军﹐几艘军队”﹐不过是为了“依据公理公道﹐进行严正谈判”﹐最终的目标还是谈判解决。不过政府的中下级官员﹐特别是近卫军军人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主张武力解决。所谓武力解决﹐也就是与朝鲜进行战争。他们极力主张为了“弘扬国威”﹐应该向朝鲜出兵。
当时政府首脑的一个人﹐长州藩国出生的木户孝允﹐在明治元年12月朝鲜拒绝接受国书的时刻起﹐就已经主张出兵的“征韩论”﹐是“征韩论”最早的提倡者。（不过木户后来放弃了这个主张﹐在明治6年时﹐他站在内政优先的反征韩论的立场上）。他当时的日记里这样记着﹕“希望派使节去朝鲜质问他们的无礼﹐如果他们不服的话﹐就兴师问罪﹐大扬神州之威。”(明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条)。
另外﹐1870年(明治3年)﹐为预先准备把朝鲜外交移交到中央政府﹐而派遣到“倭馆”的外务省的佐田白茅﹐他在与朝鲜交涉时﹐朝鲜方面不要说谈判﹐就连接触也拒绝了。佐田回国后﹐向政府提出了一份基于感情用事的建议书﹕“朝鲜不受理国书﹐就是侮辱了皇国﹐所以应该对其兴师问罪﹐派遣大使一举进攻﹐不出五十日就能俘虏朝鲜国王。”
征韩论者还有一些其它的意见﹐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明确地指出征韩的目的是“弘扬国威”﹐其内容就是“因为对方的无礼而问罪”﹐总之惩罚对方的无礼行为只是为了“弘扬国威”﹐至于把朝鲜作为殖民地统治的现实的国家利益﹐则完全没有考虑在内﹐以至于连在“弘扬国威”之后该怎么办的进一步设想也没有。
更糟糕的是﹐他们基本上完全没有考虑为了“弘扬国威”所需的有关经费和兵站的筹措。先前举出的外务省的内阁会议原案也同样﹐只写了派遣军队﹐或九州的驻军随机应变﹐事先并没有与陆军省和海军省取得联络的迹象。不过在8月决定了派遣使节之后﹐内阁向海军省送去了照会﹐当时的海军省副官（长官是空额的)胜海舟对此回答说﹕“在现在情况下﹐日本海军在物理上没有与朝鲜进行战争的能力”。
刚才引用的佐田白茅的意见中﹐他提出放弃当时跟俄罗斯进行争执的桦太地区﹐将此开发费充作战费﹐这还算勉勉强强地提出了一个方案。可是当时与朝鲜外交的目的﹐就是作为日本防备俄罗斯的长期对外政策的一环﹐因为日本考虑到将来俄罗斯必定成为日本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佐田白茅的意见不是昏论﹐也是空论。
而且佐田还若无其事地写道﹕朝鲜仰仗清国为其宗主国﹐日本一旦出兵﹐清国大概会出军援助﹐这样的话就把清国也一起征服。当然要做到这点是毫无根据的﹐关于“不出五十日就俘虏朝鲜国王”﹐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依据。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本国的国力以及国内外的情况﹐对于朝鲜和清国也同样缺乏认识﹐他们完全不理解国家的基本战略﹐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冷静的国力比较。桦太放弃论就是明显的例子。至于朝鲜方面为什么会采用那样的态度﹐也完全不予考虑。
本来佐田白芽(1832-1907)是久留米藩士﹐在佩里来航之后﹐是属于勤王派的排外主义者。久留米藩国有很强的辅佐幕府倾向﹐佐田因此曾经被投狱﹐后来因为这个经历﹐他成为在原则上为了排外而成立的明治政府中就职的人物。在与朝鲜交涉以前﹐他没有与外国交涉的经验﹔进一步说﹐他不具备作为外交官的素质﹐他的这个报告书只是为了倾吐自己在朝鲜受到了个人侮辱的愤怒。
最后﹐再引述一节上面说过的外务省的内阁会议原案的原文﹕“在面对今天这样的侮慢轻蔑之时﹐第一是关系到朝廷的威望和国家的荣辱﹐无法对其置之不理﹐已经非采取断然出师行动不可的地步。”(德富猪一郎《近代日本国民史》第86卷﹐时事通信社版﹐1961年)。
从当时日本的朝鲜出兵论来看﹐只是出于对无礼和侮辱的报复﹐根本没有进行现实的考虑（利害关系﹐成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武士的想法。武士对于无礼和侮辱是绝不宽恕的。
在我看来﹐后来满洲事变和日中战争时的日本军人行动﹐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样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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