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余杰﹕最后的腐败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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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2日讯】
2000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除了显赫的官位以外,还冠有许许多多让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和身份,如书法家、教授等等。然而,纵观其履历,人们不禁感到纳闷:一个军队出身、连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的官员,是如何取得“教授”职称的?

据新华社报道,胡长清“通过自己在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证书,把这些假材料装入档案,籍此,胡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满足了要‘名’的欲望。”这则报道道出了天机,却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胡长清的材料并不是“假材料”,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学门口,常常聚集着一群贩卖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贩,每当行人走过,他们便会像苍蝇一样围过来询问:“要毕业证、学位证吗?北京大学的和其他所有大学的,我们都能够提供。”跟这些低层次的造假者比起来,胡长清的材料是正儿八经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颁发的,从封套到印章,都来自于正规部门,堪称“若假包换”。

胡长清已经走上了黄泉不归路,但是却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他在北京大学的“关系”究竟是谁?行政管理学院的哪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或者经办人员为他获得学位出了力气、得了好处?他们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冰山露出了一个尖角:北京大学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学存在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大历来具有象征意义,它的腐败也一样,正象征着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北大人应该为之而感到惯有的骄傲呢,还是应该为之而感到深刻的耻辱?

一个社会的腐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向两个部门渗透:一是医疗,二是教育。一旦这两个领域也烂掉了,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华陀再世,也回天乏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逐渐由潜流变成滔滔洪水。权力换取学位、金钱换取学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职称勾心斗角、弄虚作假,教授们的道貌岸然早被学子们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权力、金钱与校园》一文中揭露说:“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院招生创收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北京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对此,学者袁济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许多领域被金钱与权力冲击得本已衰弱不堪,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钱与权力的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荡然无存,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论及社会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这种从内脏烂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是一种更可怕的腐烂,它使人们内心道德天平彻底失衡。”如果说医疗的腐败会带来病人生命的危险,那么教育和学术的腐败将带来整个社会成员心灵的恶化。古人讲究学术“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学术却沦落为敲门砖、沦落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线而论,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导,并不比契诃夫笔下的市侩和小公务员高。知识和学问并不足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耍起腐败的花招来,他们比官员们毫不逊色。

学界的丧钟一旦响起,疗救的整个社会肌体的时机就已经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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