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话说反右斗争轰轰烈烈，举国上下就象除四害一样的抓右派，各单位都下了指标定额，必须完成任务。说消灭麻雀，上级规定每人要上交若干只，结果凡是天上飞的，和麻雀模样差不多的，包括猫头鹰在内的鸟儿全都遭了秧。这D市，抓右派正在热火朝天，抓的越多越光荣，简直变成了抓右派大生产运动。D市是个重工业城市，工矿企业多。工厂里抓右派痛快，不象科研院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么麻烦，你咬我我咬你的没完没了。企业工厂抓右派，只须开几次鸣放会，把那些“放毒”的工程师技术员们排一排队，看看谁人缘差，瞧不起干部和工人的，或者出身地富资本家的，凑够了数目，报上去就算交差。那么不够数咋办？不够数也好办，读过高小有点文化的，思想落后，“鸣放”过反动言论的工人也算。另外还有“右派边缘”和“坏分子”这个等级，这是供凑数完成指标备用的，一旦上头加了指标，就从“右派边缘”和“坏分子”中挑选。总之，抓右派是项政治任务，千方百计一定要完成，而且要超额完成。
D市有一家国营大型金属冶炼公司，是个“托拉斯”企业（五十年代学苏联搞联合式企业）。在托拉斯里，不仅与主要产品相关的生产线应有尽有，而且一个托拉斯就是一个小社会，党政工青武装保卫全套系统，员工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私设公堂什么都管。一个国营大企业，可以和地方政府分庭搞礼，因为企业中的干部级别高，比如师地级企业，那党委书记或厂长就是师长市长一级，县团级企业的党委书记或厂长就是团长县长一级。这家冶炼公司，就是有六千多职工的县团级企业。反右运动后期，党委班子为右派数目还差一个不能达标而犯了愁，因为指标定的太高了，上头要求一定要完成抓十八个右派的任务，可就是没那么多知识分子，剩下这几个拨拉来拨拉去，谁都不合适。再说偌大企业，一个工程师技术员不要也不成，没有了工程师和技术员，那工厂非趴架不可，好歹还得留几个听话的使用，叫做改造利用，因为科学技术上的问题，譬如制造原子弹或人造卫星，还是必须靠知识分子才能成功，中共再愚蠢，还不至于将中国倒退回义和团时代去。
党委班子正一筹莫展的当儿，可巧从上头分配下来一个大学生，赶上了这十八罗汉。这个大学生名叫胡西儒，南方人，大家一看他的档案就拍起了大腿，原来这小子家庭出身资本家，且还有个哥哥在海外，正是个现成的右派料子，于是派了机关总支书记找他谈，意思是要他委屈一下，暂时当一下右派，为了顾全大局，做几天右派也是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看官有所不知，那胡西儒，临毕业前学校就搞起了运动，他人老实口齿也笨，在毛共时代，越是出身不好的学生，从小家长们就千叮万嘱，越要表现的积极进步，而且嘴巴上还要严实，这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胡西儒就安然无事的毕了业。
胡西儒当然知道右派是怎么回事，现在这顶帽子竟然从天而降，象劳动模范的大红花一样硬要赏给他戴，真是吃惊不小，就百般拒绝。总支书记找他谈了三天三夜也不成，反而被胡西儒问得理屈词穷，最后书记不耐烦发起火来，拍着桌子说你个不识抬举的臭知识分子儿，现在如此对抗党的领导，太反动了！你这态度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大右派了！这位书记，和胡西儒学校的那位媚媚善诱，用马列理论抓右派出了名的书记还不同，活像个刚从威虎山上下来的土匪，破庙山门里的金刚，对着乳臭未干的胡西儒暴跳如雷，怒目圆瞪唾星四溅，那凶煞模样，顿时就吓破了胡西儒的胆，只好低头不语。
见年轻人软了下来，那书记又换了慈眉善目的面孔，用极令人感动的语气好言劝慰，说能认识错误就是好同志，党是看你是块好材料才考验你，但不接受锻炼咋接受考验呢。就这么着，连哄带骗的逼着胡西儒写了份检查，下了结论定了性。一个刚出学校门的理工科大学生，还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添块砖片瓦，就“梁柁子当成了驴咒咒儿”，下放到农村种地去了。
看官不解，“梁柁子”是什么玩意儿？柁子是指有拱形构造的梁，盖房子少了大梁不成，而柁子又是诸多大梁中的主梁，是栋梁之材的意思，那什么是“驴咒咒儿”呢？刚才说过“卑贱者最聪明”，别看中国农民在共产党户口制度下是最低贱的阶层，但种地确实有很多学问，让一个老农来考核一位哲学教授裁土豆种大白菜的哲学，准能考住。这学问，特别体现在使用牲畜方面，譬如使用驴子拉磨就有很多哲学。驴子这畜牲刁钻，让它原地兜圈子它是不干的，把眼睛蒙起来它就不肯走路了，于是农民就在它头上挂起一穗玉米，吊在它眼前，想吃玉米就得向前走，永远吃不到就永远向前走，可望而不可及。
咱们还接着说毛驴子，这“驴咒咒儿”，是中国北方农村的农家词汇，懂民俗的看官听过这典故，会说这咒字应该是轴，或者是揍，都没错。原来农民在使唤毛驴子时，还懒得总得吆喝驱赶，就在驴屁股后边挂个小木棍，这小木棍不高不低，正好横在驴子的后腿膝关节上，这样驴子跑起来就欢了，因为那小木棍会象武林高手的九节鞭一样摆起来，总是不停的击打膝关节，跑得越快打的越痛，越跑越打，越痛越跑，自己驱赶自己，乐此不疲，这根小木棍就叫“驴咒咒儿”，那么“驴咒咒儿”除了这点用处，还有别的作为吗？没有了，除了当柴烧火就再没别的用途了。列位细细想想，难道中共五十多年来欺骗中国人民的许多政策，用的不都是农民唬弄毛驴子的这些办法吗。
胡西儒在农村老老实实的一干就是二十年，这期间有不少右派改造得好，都落实了政策，可他怎么表现也摘不掉帽子。上边也从来不过问他的改造情况，这个人就象在人间蒸发了，除了老农们有时要求代写或读个书信时找他，再没有人来关心这个人，亲属朋友和乡亲们都纳闷，是不是这个人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于是在文革时，他又大吃了一顿苦头，县中学的红卫兵捉了他去，三十多个牛鬼蛇神，一晚上就活活打死了五六个，差点没把他也打死。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又被群众专政，又是九死一生捡了条小命，天天挂了大牌子在县革委会的毛主席像前请罪。可他的档案里只有一份检查，其它什么材料也没有，只好自己揭发自己，诸如不爱吃高粱米之类的思想算成是坠落腐化，寄钱给老父亲算做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写信给海外兄长算成里通外国，前前后后的给自己定了几十条十恶不赦的“三反”大罪，写了足足有几十万字的认罪书，折腾了半年多才放他回来，不过要和所有的四类分子一样，在衣服上打一块写着大右派胡西儒的大白补丁，以便群众监督。
日子一长，那几个字被雨水臭汗浸淫成一团墨迹，就象一块蜡染大手帕挂在胸前。其实这玩意位置放正一点还大有讲究，清朝的官服上就有这块补丁，名曰“补”，官的等级不同图案也不同。没有这块“补”，但已经挂了名等待补缺的，叫候补生员，就如共产党官埸里的候补委员一样的，虽没在任上，但也照样享受这个等级的待遇。胡西儒这块一塌糊涂的“补”，看上去象是七品知县。生产队穷，几条大牲口骨瘦如柴，胡西儒就住在牲口圈里喂牲口，当上了那几只畜牲的父母官。农村呆了二十年，他学的专业派不上用埸，全荒废了，乡下是用不着什么物理化学的地方，他倒是学会了怎样套牲口赶大车。
看官若问，你这话说的也太绝对了，你把二十世纪中国农村说的也太落后了，胡西儒好歹是个大学生，难道就一点也派不上用埸？农村就不搞机械化？最起码还有个铁匠炉打造农具和马蹄铁吧？学冶炼的大学生再不济，总比铁匠有文化吧？这符合事实吗？此话问的好！这也是在下写此话本的要点，欲知中国农村如何贫困落后，决不能看中共宣传的那几个富裕样板。胡西儒下放的地方，还不算中国最穷的农村，不过那里至今还在点煤油灯，房子还是用泥巴和石头垒起来的，地头上的枯草都要用耙子搂起来当柴烧，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七十美元，这么穷的地方，与现在中共大吹大擂的脱贫县脱贫村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倘若宏观看中国的经济面貌，除多了几颗原子弹人造卫星，多了几座城市里的摩天大楼，其它的东西是水涨船也高，和欧美发达国家比起来，一百年前什么差距，现在就还是什么差距。
有位先贤说得好：灭史犹如亡国。有支流行歌曲唱的也好：不能正视过去，怎能面对将来？中共出于一党私利，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任意篡改历史，特别对五十年来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更是闭口不提。它害怕将来受到人民的清算，就极力淡化过去的血腥，掩饰现实的黑暗，要中国人民别看现在也别看过去，要向前看，就象那毛驴子看玉米棒一样。如果有哪个文学家艺术家放胆抖出一些中国的阴暗面来，它立刻就会发动一群走狗们来围攻，搞臭封杀，为什么中国有些文化艺术作品在外国获了奖，但中国人民自己却看不到呢，因为这类作品揭了共产党的短处，用现在时髦爱国愤青们的话说，就是“丑化了中华民族”。
其实，不要说过去五十年，就是现在，处于原始部落状态，刀耕火种的农村在中国内地也比比皆是。那一点进步也没有吗？有哇，再落后的地区，县委书记们的豪华轿车也一准是进口的，所以共产党的上级干部到基层视察，反而产生了一种时空倒错的景象，不象是扶贫，倒象联合国官员到非洲野生动物园游览。不过野生动物能受到联合国保护，中国贫苦老百姓可没这种福分，物以稀为贵，十亿多野生动物，还用得着保护吗？
对中国目前的贫穷黑暗，揭露者或粉饰者都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来论证，在下承认数字确实科学，不过小说不是论文，相信列位若非学者，也不会对论文数字感兴趣，因为数字是人算出来的。在下这里只举两件事实，是任何数字也不用的，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有兴旺的人口市场在拐卖妇女儿童；所有富裕发达的地区，都有一支队伍庞大的黄色娘子军。人穷志短，一个大姑娘，能到了象猪肉一样论斤论两买卖的地步，那不就是穷到家了吗？有这两样丢人现眼的事，还用看什么数字？且看看每天报纸上讲的如何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愈演愈烈的扫黄运动这类新闻就一目了然了。所以谁若对中国的落后贫穷视而不见听而未闻，那可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到了七九年，那炼人炉似的二十多年总算过去了，不过胡西儒也是个近五十岁的大老头子了，当最顽固的右派都摘了帽平了反时，小平同志的阳光还没照到他头上。中国真是地大物博，天天都在创造奇迹，瓜籽里也能嗑出臭虫来，那位专门负责拨乱反正的胡耀邦总书记可能也没想到，居然有胡西儒这类枉戴了二十年帽子的假右派！其实共产党造假并非新鲜事，类似大跃进亩产万斤这类热昏了的胡扯，说过三遍就成了真理事实的谣言鬼话，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党报党刊上通篇都是。共产党制造冤假错案也是司空见惯，然而能造出象胡西儒这样不挂名的右派，就不可思议了，不挂名怎能上报领赏呢。反倒令人觉得是胡西儒当年是政治投机，主动自愿抢右派帽子戴。不过投机钻营这勾当，总得有利可图吧？比如假党员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教授假学者，以中国人的精明，有真就能有假。然而谁听说过有假冒死囚犯，假冒大麻疯艾滋病的？
原来当年的右派都是在市委干部处注了册的，就象地狱判官批生死薄，人人在案，可胡西儒却例外的没在册上，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他自己更不知道。八成是当初萝卜快了不洗泥，把他给漏了。这麻烦就大了，因为拨乱反正，知识分子又香了起来，特别是摘帽右派更香。一是复薪，补发二十年工资，一个臭老九一夜间就成了万元户，难怪那电影里的牧马人要哭起来，这甜枣儿也太甜啦。看着右派们都发达起来，很多人都红了眼睛直后悔，当年咋就那么胆小，为啥不也骂它几句共产党呢。二是解决住房，那中央的政策一落实下来，全国各地的大小机关企事业立刻行动，纷纷盖起了右派楼。不，应该叫它们科技楼专家楼工程师楼，当然，少不了书记们也要住进最好的单元，最好的套房。虽说每户不过区区几十平方米，但和那老少三代挤在一间小破房里住了十几年的老工人比起来，已是天壤之别。三是复职，别看很多右派分子的智力已经退化到了初中生水平，但高级职称还是照拿的，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上，中国没人了，往下号称老三届小三届的两代人更糟，只学了几天文化就革了文化的命，一埸文化命革下来之后又上山下乡，脑袋里除了毛皇帝语录就是样板戏词儿，少数人念了几天工农兵大学，剩下的还不如这些老废物呢，所以右派们是名利双收皆大欢喜。
胡西儒却惨了，白在农村蹲了二十年，竟然是个假右派。他上访了不知多少次都说无案可查，说来也怪，当年那些整人的书记干部，一下子都上了天入了地，人影都不见了，工作调哪去了？问谁都摇头装糊涂，是呀，张书记李书记都是大家多年的老同志了，谁认识你什么胡西儒西葫芦呢？谁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得罪老领导呢？那共产党的衙门，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时特别讲原则，就象保险公司赔险，能赖就赖，能不赔就不赔。胡西儒求天不应，告地不灵，最后是他那美国的华侨哥哥找到了市委侨办，以侨属的名义才落实了政策。这个政策落实的不伦也不类，一是没有补发工资，仅仅是将农业户口改为城市户口而已；二是没有宣布平反和恢复名誉，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右派。至于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有关部门也以无据可查为理由，一推六二五，再说上头也没有这个精神，若认真追查起来，当年主抓反右斗争的邓总书记，现在的邓总设计师，那才是最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者。
话说五十多万右派知识分子，把青春整个浪费在种庄稼修理地球上，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来重操旧业，十个有八个成了二百五，什么叫二百五？农民称那些不想女人的傻子白痴叫二百五，傻子虽说也是人，但不通人性徒有其表，只能算半个人的半个，四分之一。对文化人来说，二百五就是半瓶子醋，也是徒有其表，对自己的学科专业通一点，但是不精，或者干脆就不通不精担个虚名。譬如那弹钢琴的艺术家，天生那十个手指头就不是种地的，能不能去种地？能！回答是肯定的。但种了二十年地之后，还能不能弹琴？能！回答也是肯定的，不过肯定是个三脚猫，不入流的二百五钢琴家，退化为业余爱好者的水平。这么一整，别说是天才，就是与生俱来无师自通的生理本能，荒废久了也要退化，有位大作家就写过这样的故事，说蹲监狱蹲的久了，把自己的另一半忘了，连和女人怎样上床睡觉都不会了。
看官若问：知识文化这玩意儿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自己不勤学苦练忧天怨人做甚？此问差矣，毛皇帝焚书坑儒的最大用心就是愚民，你若是天生的愚民弱智，共产党反而大大放心，中共最不放心的就是不甘心当愚民的人，把这类人全部打成右派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改造成愚民。在改造期间，你再看书写东西，就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妄想变天翻案，罪加一等。特别是文革时期，全中国只有毛选这么一本书可读，那中小学生的教科书中也有一半内容都是毛皇帝语录，你读什么呢？念经去罢。
中共为了政权稳定，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么一来，凡学业上出萃拔类者都在被坑之列，而低能弱智者反被培养重用了，中共的教育方针，造就的是“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奴才，这红和德是放在首位的，红就不用说了，所谓德，不是说品德，也是指那与X+Y毫不相干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表现而言，对中共来说，“智”字并不重要，你的学问再高，不和它一个心眼是不成的，再说，你就是和它一个心眼，它也是一百个不相信你，不相信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你的学问太高，比如诺奖得主杨振宁，可谓巨人才子了，毛周和邓都亲自召见过，杨博士受宠若惊之下，对中共也不可谓不亲密不忠诚，然而且问中共可曾真正给过彼等“爱国知识分子”们半点政治上的权力呢？统统当作花瓶摆设罢了。正是：
你不红再专也白专，我不专只红也当官。我根红所以我是苗，你叶绿终归还是草。
话说D市有位国营大型玻璃厂的鲍总工程师，领导全厂大跃进搞了一项科研成果玻璃丝布，放了一通卫星之后便将其投放到了市场，厂党委费书记大喜过望，身体力行的买了一大块花被面料回家，说这玩意又防火又结实，价钱还便宜，又经铺又经盖又经洗又经晒，经拉经扯又经拽，脏了扔火里烧烧就一干二净。老婆兴高采烈地请妯娌帮忙做了三床大棉被，老太爷一床，夫妇俩一床，孩子们一床。这三床大花被子垛在壁橱里光彩夺目，全家人就这么看宝似的幸福了大半天。当天晚上就要孩子们都洗了澡，盖上了新被子，没曾想第二天大人孩子浑身都奇痒无比，起了疹子生了疮，一迭被就干咳不止，老婆还突然患上了月子病，说瘟大灾的他男人，这两天那东西也不明不白的红肿起来，一干那事儿就疼痛难忍，她怕是自己的月子病传给了男人，就把那东西象摘蘑菇洗木耳似的仔细翻弄着，看了又看洗了又洗还是不好使，又难为情不肯去看医生。后来明白点的人就告诉她：那全是玻璃丝大花被面给弄的，快溜的别用那坑人的玩意儿了，于是大花被面都拆了用做窗帘，月子病好了，男人那话儿也将就着能用了，然而费老太爷却患了肺癌，没熬过半年就带着一身皮肤病进了棺材。
看官听了，那大跃进年代的所谓双革(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成果，十有八九都是这类假大空名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是靠这么一群二百五当家，岂能不劳民伤财？
话说邓矮子上了台，知识分子又香了起来，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九，尽管胡西儒当了二十年假右派，然而毕竟人家原来本是个大学生，这整个世道一变，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文革时是造反派吃得开，工人阶级吃香，婚男嫁女要看对方是否此等出身，害得臭老九们十有八九讨不上老婆，现在却不同了，只要是右派出身，老驴也都变成了白马王子，所以胡西儒一回城，立即有大把的红娘上门保媒，应接不暇，他老夫少妻的走起了桃花运，竟然娶到了一位三十六岁的大姑娘。因为胡西儒不只是个右派，还有海外亲属，这种在一年多前本是敌特嫌疑，避之都不及的社会关系，现在一下子变成了通往天堂的通行证。你看共产党的政策，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把中国人的道德基准都搞成了狗皮袜子，没反没正了。正是：
昨夜星辰昨夜风，邓总书记还姓邓，稀里糊涂胡西儒，恶梦醒时仍是梦。
这还不止，和军队一样，工程技术界里也素来是讲究等级资历的，大学生也不能初出茅庐就当工程师，要从初级开始做起，三年后才能提升为中级，再十年后才有资格晋高级当总工程师，因为拨乱反正了，自然也要恢复职称制，所以老九们又都拿起了那只金字招牌—职称证书。别小看这只挂了“师”字的小本子，它可是有实惠的，凭这个“师”字，就有职称津贴，退休津贴，书报费，差旅费交通费等等额外工资。那些在企事业机关里混政工饭吃的党团干部们，一看人家有这么个名利本儿，头都大了眼也红了，自然心有不甘，便鼓燥起来闹到了中央：大家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凭啥老九们当什么师？他们也当上了国家干部，咱往哪摆？政工干部也要有职称，也要拿这个小本子才算公平。
这好办，其实在中共眼里，党政人员才是嫡系。真正在干部编制内的，是中共组织部在案的党政人员，给科技人员冠以科技干部美称，就如那弼马温的官名，表示亲密信任而已。不过既然职称有实惠，岂能偏爱那些老九？于是大大小小的政工干部们很快都拿到了和工程师们一样的，印有金光闪闪共和国国徽的小本子，获得了助理政工师，中级政工师，高级政工师的职称，享受了与知识分子们相同的福利待遇。列位看官，你道中共什么笑话不出？中国人讲三百六十行上九流下九流，从卖假药的到修脚的无所不有，谁听说过有什么政工师？洋鬼子有神父牧师，人家那是宗教。中国人也讲师道圣贤，旧中国的穷乡僻壤都要从外边请个孔乙己先生来教私塾，极受尊敬的。可这些寄生虫们一无才二无德，算什么呢？也许这政工师能与三姑六婆对上号。这“政工师”真可谓中共一大发明。正是：
自从小平拜儒师，奸人恶干皆喜湿，党国宦海几多师？他师你师我也师。
那些政工干部，本是中共的封建统治基础，以太子党和亲族为主体的互连网，在政府衙门里是官老爷，在企业里则是吸食工人血汗的寄生虫，毛皇帝在世时，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党政体系贯穿全国，政工干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特务，那时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第一，搞政治的吃得开，现在邓矮子搞的是经济挂帅生产第一，政工干部就不得烟儿抽了。本来嘛，工厂是做工生产的地方，学校是学知识文化的地方，医院是治病的地方，科研院所是搞科技的地方，这些地方干嘛要养活一群不务正业的党棍吃闲饭呢？你说这些废物是懂冶炼采矿？还是懂原子弹核糖核酸？是会开药方割阑尾，还是会给女人临盆接产？所以共产党一搞起市场经济，这些“建立在连队上的支部”就都成了累赘，皇粮也吃得名不正言不顺了。不过看家护院的，离了狗还不行，只好弄出这个尴尬职称来自欺欺人。
这个政工师职称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改革，又变成了“经济师”。总而言之，是政工师这个狗名不好听了，已经成了草包饭桶的代名词，也要彻底改革。为啥呢？因为九十年代，所谓的技术官僚一代–第三代中共领导上台了，海内外趋炎附势者们又是一片吹捧：什么总书记会十四国外语，总理是留苏高材生水电专家，中国已经迈进精英时代云云，其肉麻程度比那个秀才有过之不及。这类马屁，拍给爱国的局外人和后来人听，的确令人鼓舞。不过从中共教育制度下五十多年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谁个心里没数？那些社会主义的草，哪个不是只红不专的笨蛋白痴？哪个不是保送上的大学？当今宦途上发达的，又有几多人是真才实学？那美国总统戏子里根还拍过几部片子呢，请问江泽民李鹏之辈可有真正的学术专著问过世？除了捉刀代笔的秘书选集孟德新书，可有过何种科技成果和专利？哪怕是一只苍蝇拍子也算个发明呀。技术官僚一代有没有真正人才？当然有，比如朱大总理，确实是有本事有学问的，不然他能戴二十年右派帽子？
没错，江泽民李鹏之辈是邓老佛爷钦点的接班人，但那一纸文凭也挺重要，因为邓老佛爷要求接班人要知识化技术化，不然一天枪杆子也没抓过，一没打过天下二没保过江山，就凭烈士后代或者先总理干儿子搞世袭，怎能服人呢？结果江李之辈一上台，把中国人的价值观又转变了一个新角度，变成了学而劣则仕，学有文凭仕。有江李二位在上头做了榜样，大家的脑壳茅塞顿开，原来学业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技术证书和专业文凭，有了它就一能上天，进政府衙门当公仆捞权，二能下海，到沿海地区乡镇企业骗钱。
这么一来，一无技术二非专业的“政工师”本子又不好使了，再者中国人的信仰也被共产党搞得一塌糊涂，除了中共自己给自己讲政治，再没人听它那一套骗人的鬼话，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如今那共产主义四个字是谁见谁厌谁听谁烦。千千万万的政工干部们没了说教的营生，只好进党校里养尊处优几个月，念几天函授夜大，学几天哲学历史，轻而易举的也混上了“大专”学历，“本科”文凭，将那政工师的本子又换成了“经济师”和“高级经济师”，摇身一变，都变成了企业家，兼上了经理，董事长，明目张胆地开始贪污侵吞国有资产。所以中国的国营企业无法生存发展，甭说是体制不行，单凭这些二百五，骗子和蛀虫，也只能是有一家破产一家。正是：
党国四化路蹒跚，伪劣精英齐登攀，职称本是包装纸，文凭且做敲门砖。
前头说了一位大跃进时研制玻璃丝被面的高级工程师，那只科技卫星放的真是坑人非浅，不过话说回来，他的科研成果至少还不算是伪科学，况且那时的科学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中国人就更好骗了，因为越高深的科技知识，越难以普及，也越为时髦，譬如当前的生物工程理论神秘深奥，就被商人拉来大旗做了营养食品的虎皮，所以现在中国市场上充满了营养蜜，脑白金之类的玩意儿，中国的消费者竟也乐得被骗，其实这类“生物工程”产品，多半是王道士的“疗妒汤”，无非是白梨冰糖维他命之类，治不好什么病，可也吃不死人，这类破玩意儿居然也成了中国的尖端科学。在发达国家，国民教育普遍高素质的社会，科学和伪科学容易被人们识别，伪科学和迷信虽然也有它的市场，但那是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骗子也好，傻子也罢，构不成社会主流。但现在党国就糊涂了，时下的党国是连人带科学技术全掺假。长城南北，不尽骗局滚滚来，大河上下，亿万人民尽被骗，几乎是除了亲娘没有假，什么都有假。
这回再讲一位假高级工程师在海外现大眼的事：话说党国进入了技术官僚时代，高层的中共官僚，那是没说的，人家那是清华北大的名牌毕业，更亮的是留苏这层镀金，回国就当厅局级领导，一路高升到国务院部级，就算是再笨的脑袋，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也算是行内之人。再说作这类技术干部其实不难，在业务上只需决策决断，无须做具体工作的，只要别太离谱了，选择最佳方案即可，所以越高层的技术官僚其实越好混。基层的政工师们就惨了，那些念过专科的都因改行搞政治荒废了学业，更多的“师”们一天专科也没念过，怎么当“技术官僚”呢？于是纷纷考了五大（电大，夜大，函大，成人大，自费大）读它一门专科，就变成了专业人才，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什么教授讲师，却苦了那班真正科班出身的，五百五，六百五的专业人才，因为他们没党票，政治上还是不可靠。即使入了党，论资排辈也轮不上他们。虽然也是“师”，但坐不上领导的交椅，正应了邓小平的话：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同样是脑力劳动，付出的代价可大不相同，你噘着屁股计算设计，却由二百五来审核圈阅批准，仍然还属于劳力者制于人，说来说去，和工人阶级一样，都被共产党泡了，还是被领导者。
话说S市石化总局基建处，就有这么一位吴“高工”，其实只是中专毕业，团干部出身，因在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一路从基层升迁上来，官位坐到了局党委副书记兼党办主任。按理说在其位谋其政，党政干部爬到局级官位也算不低了，那干嘛还要弄个“高工”当呢？前头说了，当今中共的天下是“技术官僚”当政，不管你干革命的是什么营生，沾上“技术”二字就光彩。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吃党政工青这碗政治饭无需什么技术，只要脸皮厚心术黑，谁都能当上书记主任之类的官。这不：出国劳务人员就点著名要中国的技术工人了，外国资本能点名要中国的书记主任吗？别说外国人不要，就是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不养吃闲饭的，前几年时兴“下海”，书记主任们全都傻了眼，没技术没专业下海就得淹死。所以，中国的经济一改革，邓小平一句“知识化”就把技术官僚抬到天上去了，凡官必有技术职称，必有一门专业垫底，中共官僚结构的特点本来就是副职干部抓业务，如今更需要名符其实，那么没学历，怎么提职称呢？玩过中共升官图的人都知道，党官的资历是可以由政策来调整的，比如中专毕业的资质，虽然不够评高级职称，但政策规定业绩也等于资质。吴主任多年来一直在抓企业管理，这能不算专业工作吗？就这么着，吴副书记吴主任就变成了吴高工。
这二年国家开放了援外劳务，头一两批劳工都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为啥呢？因为当时的政策是援外人员挣两份工资，除了国外那份，国内的那份也照发，国外那份美元是国家拿大头，个人拿小头（其实是个零头），即使是零头，一年下来，也有一万多人民币，这对八十年代初的普通中国百姓来说，已经是发了大财。不过这笔钱，国家并不给你，而是折算成外汇券，在指定的国内外汇商店购买进口家电商品，虽然听起来是“免税”，其实里外里的，国家又剥削了你一笔关税钱。尽管如此，那些援外工人与小户人家相比，还是在一年之间变成了大富翁，因为不止是赚了四大件（彩电、冰箱、收录机、音响），还有住房，子女就业都有照顾。结果这外劳差事，从一开始没人愿去（都说中东那儿能热死人而且百分之百的患肝炎）很快就变成争先恐后，以至于走后门托人情，向领导许诺回国后奉送四大件之一二等等。总之，能出国就是好样的。
既然出国有这许多好处，这局里的中层干部们就眼热起来，这劳务输出是国家石油部控制的，石化局只是负责从地方上征集劳工，一带不上队，二分不到红，因为局里不是基层领导，就连吃工人的贿赂都没份儿。援外工程大多是二包工，不需要工程师，更不需要党领导。怎么办，只能屈尊顶替名额冒充工人。于是吴高工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吴瓦工，就是盖房子码砖头砌墙的那种泥水匠。吴高工想的美：这砌墙码砖头不过是个熟练活儿，无须什么技术的，干几天也就熟练了。在乡下，哪个老农不会砌墙？俺一个工程师还不如一个老农吗？这吴高工可就想错了，因为社会分工不同，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殊不知这泥瓦匠本是人类最早的工程师，这行业其实是大有学问的，就说手里那块板砖，说砍几分头就是几分头，见楞见角分毫不差。笔者就曾亲见一位大腕瓦匠表演绝活，在工地上只穿一黑色府绸小褂，往天花板上抹白灰，质量好速度快，浑身上下竟然一点灰泥也没沾上。人说狗屎上不了墙，照这位大腕师傅的技术水平，别说狗屎，就是驴粪蛋也能贴到墙上去。
吴高工混在劳工队伍中开到了科威特，可没过一个礼拜，就被外国工头给淘汰出局了。那老外工头是个法国佬，也是工人出身，不管什么出身，反正人家不是党员干部出身。法国佬一眼就看出吴高工是个冒牌货，但又搞不清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其它的中国工人都对他点头哈腰的，一开始，倒把这老外给镇住了：这位“恰那”，八成是中国人的什么工会头头吧？得，别惹他！但又估摸这种水平的工人会误了他承揽的生意，就打发吴高工去干上了力工。那土建行业的力工，可不是一般的力工，有套歇后语“四大累”说得好：和大泥，托大坯，吹大喇叭，操大X。这“四大累”，土建上的力工活儿就占了两个，所以没有力气绝对不行。吴高工当领导惯的了，哪是干苦力的身子骨儿？干不上一个礼拜，又被淘汰出局了，这回是给砖头浇水。没浇上一个礼拜，又坏了！也是该着吴高工倒霉，那天他鬼使神差的硬是把高压水喉冲着法国佬射了过去，浇了他一个落汤鸡。这次法国佬忍无可忍，大叫：“恰那”工会的不要！贵族的不要！饭桶的不要！抡园了那只熊掌般的白毛大爪子就煽将过去，差点没把吴高工的下巴打歪。
得！不用说，这事儿引起了外交纠纷，打了一个礼拜外交官司，害得那个法国佬丢了饭碗不说，吴高工也被打发回了国。这档子儿事，还幸亏人家老外不知底细，不知道吴瓦工本来是个吴高工，知道了又是一埸合同纠纷，因为这是欺骗行为，你中国输出的是劳动力，不是干部老爷。不过输出干部老爷这勾当，中国政府还真就没少干，比如有不少国有企业引进的外国项目，照例要安排相关的技术人员出国考察，然而在大部分项目中，出国的却不是真正的技术人员，甚至最主要的技术负责人也没资格，一来是他们政治不可靠，二来是他们不能功高盖祖。那么谁有资格呢？党的领导！还有那些听党话的二百五“专家工程师”。结果这些功臣们考察了一溜十三招，花了大笔的国帑，甚至是工人筹集起来搞企业自救的血汗钱，他们在国外逛红灯区玩赌埸，和外商勾结起来吃回扣，个个杯肥钵满，弄回来的却是一堆堆的破烂废铁。列位想，国有企业叫这帮子蛀虫经年累月的吞噬贪占，还有个好吗？
那吴高工，虽说是冒牌顶了工人名额出国，可他是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去混四大件，好歹他一没坑害工人，二没糟蹋国家财产，大不了是国家名誉受点损失。说起来也怪可怜见的，因为没干足日子，又是个局领导，组织上照顾一次吧，只弄了一台彩电。一个大耳刮子换一台彩电，成了一埸国际笑话。不过，俺倒希望列位看官听罢这个故事，细细回味一番，能从这笑话中悟出一条真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很可能都是老外的“大耳刮子”扇出来的。比如在国内时享受特权作威作福惯了的，到了国外就变成了平民一个，适应不了法制社会的环境，或是日子混的不好，或是受了老外的欺负，都能产生仇外心理。不过这私怨戴上个爱国主义桂冠就堂皇一些，理直气壮一些。就说这位吴高工，想他不仇外不民族主义都难，那个大耳刮子，不仅他令这辈子恨死了洋鬼子，而且还要万代千秋牢记这“国恨家仇”。当然，共产党利用历史搞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很讲方法技巧的，诸如吴书记吴主任吴高工这类历史事件，一向都是只讲挨大耳刮子这个果，却不讲弄虚作假骗彩电那个因。正是：
党国高知名震天，南郭先生竽吹滥，假做真来真亦假，专家学者大行骗。
公仆冒名出国游，书记顶替捞大件，国格人格都不要，老脸皮厚任鬼扇。
若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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