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8日讯】A
1989年，我在山东某小镇读初三年级。5月份极炎热，我躲在树阴下迷恋台湾诗人席慕容的诗歌。隐约感觉到，外界好像是出了什么事情——但这和15岁我的我有甚关系？
现在回忆那个夏天，恍若隔世。那个夏天发生的很多事情，十年之后我才逐渐了解。而当年的那些领袖人物，现在估计也已经生出胡须，身穿西装，常常感慨岁月流逝，而前途难料吧。有些海外媒体还是把这些人作为中国民主运动之精华人物，实际上已经有昨日黄花之嫌。我不了解他们在国外的影响力，就在国内来说，已经是最淡漠的民众记忆了。而六四，也渐渐被庞大的历史身影，掩盖了所有机密。即便这些机密被不停地披露出来，又能如何？历史啊，它毕竟是当代利益诉求的折射。而正义，则仅存于假定的上帝身上。
作为一种历史的六四，对于王丹、北京之春这种杂志以及其他民运人士，价值在于，他们是这种历史的逻辑结果。这是他们之所以存在的根基。而这种惨淡而单薄的历史记忆，只能如一阵轻微的秋风，连地上的落叶都无法掠起。所以这些人之合法地存在，也已经甚为勉强了。海外民运，犹如世外桃源，已经对中国民众的心境，反应至为迟钝。它越来越成为一种执拗的坚守，对若干年前的恋人的徒劳追忆，在离正义越来越近的同时，也离力量越来越远了。
未来的中国，需不需要新鲜的血液和崭新的思考？
B
理性的思考已经是一种稀缺物质了。
作为一种历史的六四，之所以值得关注、研究，是因为它能够给中国未来力量提供借鉴。而不是它本身的价值。政治从来不以道德价值来衡量对国民的贡献。有些文章很好，很凛然，但是毫无用处。有些文章，能够传达给无数耳朵，切入了现实的土壤，就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放弃沉默，发出独立声音的认识。在审美的文学不能继续给我带来愉悦之后，我选择了作为一种武器的文学。
我常常在暗夜之中，与那些死去多年的沟通，揣测他们的心境，体会他们的感受。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方言，暧昧而嘶哑。邓小平在军委会议上的录音，缓慢而低沉。希特勒穿着笔挺的军装检阅部队，神态张扬快乐。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常常停顿一下，凝神沉思。我也在暗夜之中，揣测江泽民在人大主席台上端坐的时候，不停地琢磨各种古怪事情。还有王丹，他在黄昏街头漫步的时候，是否会想念起那个没有政治的祖国——未名湖畔的漂亮女生，以及食堂里热腾腾的米饭。
他们从来都不是神，他们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呼之欲出的人！他们奔走，挣钱，做爱，闲谈，他们有时候还会亲自下厨，在某些时候，他们未必不在麻将桌旁打发一个无聊的下午。体会到他们这样一种身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会有不同的感受。
C
我最常想起的人，是孙中山和邓小平。我常常琢磨他们，这种琢磨，常常走进了熟悉而且想念的魔境。似乎他们作为远行的老朋友，终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
有时候，我会梦见日本国。我梦见我拜访了孙中山，我看见他穿着西装，生活颇精致。我跟他交谈，我说，中山先生，海外革命之要义，首推办学！同盟会哪怕脱裤子、卖房子、吃糠菜，也要办一所干部学校。因为任何革命、运动、改良、政党——一切之宗旨，皆赖于信奉这个共同宗旨的坚强干部队伍。只要有了这个干部学校，大批力量就可以源源不断，他们的忠诚和凝聚无可比拟。即便革命失败，这个干部学校依然可以为未来中国留下火种血脉。
我看见，孙中山似乎并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他依然在那个朦胧暗淡的房子里，与他的战友们争论时局、预见未来，不时发出开怀的笑声，我还看见，作为秘书的漂亮的宋庆龄，走进来，轻轻放下一个盘子，里边是瓜子和水果。我甚至还看见她那崇敬的眼神，投向了一个注定要成为悲剧主角的中山先生。
惊醒在这样的时刻，我披衣起床，北京的清晨已经来临。我凝望着窗外的中国，正如每天所能做的——我没有放弃这种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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