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8日讯】尊敬的编辑：
您好！我是1988年从长春外语学院毕业的，本该早随着国内的出国潮来到国外，可总感到中国入世后会有更多的机会。直到我到处碰壁，无论做什么，都处处伤心之后，我才知道那里是容不下善良和正义的。
偶然的机会我去“唐人街”拿回了《大纪元时报》，仔细阅读后，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我一人含泪离开了中国。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到处上访过，那时感受了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尽管那时我意识到了政府的腐败，我仍然想亲身体会他们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
我是1988年毕业分配到沈阳电业局的，并于同年结婚。98年我到沈阳市铁西区法院提出与丈夫卢继峰离婚，起因是我忍无可忍，因为他从1993年起开始因为能帮助上司以买发票的形式套取现金而深得其重用，使卢有机会利用公款请客送礼之机贪污公款，并公然在外养了两个女人。在诉讼请求中，我只提出按照法律的规定，得到我应该得到的。然而，他买通了法官，威胁我说，如果写上离婚的真正原因和不同意“离婚协议”上的内容，就别想离婚。1998年离婚的头4个月，他们家人不让我见孩子，我打电话说去接孩子，他父亲卢景蕙恶狠狠地说：就不让你见，有能耐让法院把孩子判给你！于是我找法院要求他们判卢家允许我看孩子。法院院长说：看孩子是你的权利，不用法院判。我找到妇联，从区里找到省里，都说管不了；我打电话给报社，他们让我写一个详细说明，结果一个月后见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王女士因离婚要看孩子，对方不让云云，结尾写了句：这种情况很普遍，不知如何处理。
后来我向沈阳和平区检察院提交了“检举信”（揭发他们如何贪污公款、吃喝嫖赌）。可检察院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调查”此案，期间通风报信给他们，让他们堵上财务漏洞；当我接到恐吓电话去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反映情况时，负责此案的董明（女的）说：“难道你出门让车压死了，还赖人家害的？”，我气愤极了，找到他们的张局长反映，他说：要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结果呢？检察院说，他们不够犯罪，顶多是犯错误，交给单位处理；我们追到沈阳电业局，组织部的人说，检察院已经处理了。后来根据知情人说：他花了100多万平息了此事。由于害怕，他离开了沈阳电业局。
从1999年到2003年，我们给多个单位寄去了“检举信”（纪委、人大、省检察院、现任电业局局长和书记王恩志，甚至中央纪委负责人刘立英），并留下我们的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都没任何回音。我一气之下，向原单位“沈阳电业局”提出辞职，因为我知道：局长也是个贪污犯。他叫郭志贵，电业网站登了很多有关他腐败的文章，后来他逃往南非，再听不到下落。我不想在这样肮脏的环境下工作。
结果我“逃”到了美国，我对朋友说：他们把我逼走了。在这里我只是简单写了经过，在沈阳的十年，充满了眼泪和艰辛。不知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姐妹仍在受着煎熬，她们绝没有我这么幸运，可以逃到美国来。
还有谁对政府抱有幻想吗？反正我已经没有了。我好想让那些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希望他（她）们不要在那个位置，制造更多的悲剧了！！
王春玲
2003年12月15日写于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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