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6日讯】我因1979年出狱后，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81年5月再次被捕，入狱后又拒绝回答问题，并在看守所写了三万字的长文《批判四个坚持》，进行抗争，要求公安当局上送胡耀帮，因此被判刑10年。其后，许良英等一批老先生为我奔走呼吁，胡耀帮先生（及其他有的领导人）多次过问，要求放人，以致监狱当局多次告诉我，也告诉监狱有关部门，说我即将平反出狱。但因为邓小平及江苏许家屯等人的阻挠，拒绝纠错放人，一直被关在狱中，及至刑满。
我在《批判四个坚持》的附件中，曾经预言，不改变四个坚持，十年之内，必然会爆发类似波兰的大规模冲突。及到六四以前，我一直持续批判四个坚持，批判中共反自由化，基本路线等等，指出反自由化就是做人类公敌，并针锋相对提出以人和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和人的自由发展标准等等理论和路线。到1988年，我认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冲突即将来临。因此，那一年多次在文章中指出，大规模冲突即将来临，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了避免冲突，避免流血，必须果断进行政治改革。1988年12月，我写了一份给中共领导的《建议书》，说明“为抓住目前尚存的最后机会，以防止大规模冲突在我们的祖国发生”，提出了恢复胡耀帮职务，赵紫阳辞职，邓小平离休，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报禁，建立民族团结和解委员会等七条建议。文章和上书都在当时设法带出监狱，上送中共领导，并寄许良英，方励之，严家其等先生。后来许良英先生回话，说有关材料和申诉已经送给阎明复先生，阎先生保证送到最高领导手中。但后来看到赵紫阳先生关于反革命分子反对基本路线和中央领导的一个简单讲话，使我对问题的解决不抱希望。
1988年4月，胡耀帮先生突然去世。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受到的冲击真是极其巨大的，我一下子懵住了。我想，这下子完了！中国失去了一个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几乎是唯一的人选！而且他死的太不是时候！大冲突来临了！如果他不死，能恢复职务，大冲突或许还能避免。即使不能避免，待半年一年以后，社会矛盾成熟，再爆发冲突，并且有胡耀帮在，冲突的结果将完全不同。现在提早爆发了，而且没有了胡耀帮，冲突的结果，可能是失败的悲剧。
果然，随后就发生了学生上街，八九民运爆发了。这是一场牵涉全国每一个人的心灵的伟大运动。那时候，监狱的每一个犯人，也都时时关心着这场运动的每一个变化。我本人，也成为监狱犯人关注的一个焦点，犯人碰到我，几乎都要询问或谈论这场运动。但因为预估这场运动可能失败的结果，面对未卜前途，尤其在监狱这种没有什么表达意义的地方，我只能保持最谨慎的态度。对大多数议论，都笑而不答。
自胡耀帮1982年以后多次关注我的案件，以及北京一个小组1985年到监狱了解我的情况，之后，监狱当局特别为我改善伙食，并为我订阅一份报纸，闹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说是省部级待遇。这时，中队犯人来向我借阅报纸，了解运动动态的也特别多。
当时的监狱，每个小组一份江苏《新华日报》，一个中队一台彩电，但电视一般只能周末看。有一次，当电视中政府发言人说中国没有政治犯时，看电视的犯人一下子笑了，有几个犯人当场问管教干部，说：“那徐水良算什么犯？”干部也是笑而不答。
5月10日，我太太赶到监狱，说北京朋友要她转告我，中共打算镇压，要我在监狱中特别小心。我说不要转告我也清楚，从一开始我就特别小心。我也嘱她转告外面朋友，这场运动可能失败，要外面朋友小心。
当时，中队有一个犯人偷偷搞到一台收音机，每天晚上偷听美国之音和台湾电台广播。他每天早上都偷偷来找我，把偷听到的消息告诉我。我要他千万小心，别让干部知道。还有一个原来是我们中队的犯人，被调往监狱电视转播台管电视，每次碰到，也偷偷告诉我他知道的消息。六四前后，有一次他很紧张地告诉我，说他在电视上看到，西安等一些地方破获几个“反革命集团”，抄出一些“反革命材料”，从电视上看到，有的文章是我写的，署名徐水良，叮嘱我千万小心。后来我太太接见时也告诉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嘱我小心。
那些天，镇江船舶学院和农机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在离监狱不远的镇江东门广场长期抗议。监狱中偶尔能听到他们的抗议声。有时我们也偶尔有机会站到监狱房子高处眺望东门广场。监狱中一些刑满留业人员，有机会到中队，也常常告诉我们外面情况。甚至一些干部，也有意无意把镇江和其他地方的抗议情况告诉我们。
北京宣布戒严的那个晚上，中队全体犯人集中看电视，气氛异常沉重。电视结束后，私下里，犯人们的情绪几乎全部是忿忿然。这些犯人，95％以上都是刑事犯，在社会上是危害社会的一群人，被称为社会渣滓，你如果生活在他们中间，得处处小心，防止他们肚子里的坏水。但他们作为人，作为中国人，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他们的心情，与全国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六四是全中国，全中华民族反对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法西斯的斗争。而监狱管教干部，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很少有人表示态度，但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情，与全国老百姓也是一致的。他们中也有少数偶尔表现同情学生的。我的记忆中，没有干部仇视学生的。91年5月我出狱前不久，一个监狱干部特别来找我，要我出狱后小心，外面对我进行监视控制的网络已经组织安排好了。说这个法西斯政权，迟早有一天会垮台。我相信，他的话，也代表了监狱许多干警的真正心声。其实，即使中共高级干部，同情异议人士的，不在少数，尤其在六四以后。我们监狱当局在我刑满前，曾就我的安排跑北京，跑南京，他们回来说，他们见到的领导都同情我，他们带了我厚厚的材料，向司法部一个部长汇报时，问徐水良有什么问题？部长双手一摊，说：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监狱中的干部，好些人也私下表示，我们的案件和后来的六四，迟早要平反。
6月4日一早，偷藏收音机的犯人一脸悲愤，赶来告诉我，说当局法西斯，开始屠杀了，收音机里一片枪声。监狱刑满就业人员不久也带来监狱外抗议大屠夫邓小平李鹏的消息，说街上许多绞死邓小平的标语。可以说，那一天，我们许多人渡过了有生以来最悲愤的一天。
以后，电视上就是袁木的谎言，和屠杀后所谓军车被烧，解放军暴尸街头的景象，还有追捕六四要犯，枪毙六四堵铁路烧火车的人员等等。没有人相信袁木的谎言，没有人同情死了的军人，大家都相信北京成千上万人被屠杀的消息。监狱里也是一片悲伤沉重的气氛。
因为我是很早向中共写上书的人，许良英先生为他发起的要求释放政治犯上书写的说明材料，介绍的主要也是我的情况，还有抄出我的“反革命材料”等等，都使我作了被加刑甚至掉脑袋的准备。我太太也从社会及单位听到我将被加刑的消息。我也曾经风闻类似消息。幸而六四追究后来急刹车，这些消息不了了之。相反，由于阎明复先生被撤销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仍然以统战部名义，批示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江苏高等法院来找我，说收到统战部批文，问我材料是怎么送上去的。我说不知道。以后也同样不了了之。
过了一段时间，我所在的镇江江苏省第二监狱，转进十多个六四犯人，包括北京学自联马少华等，一律关在禁闭室。90年六四，他们在狱中集体绝食一天。当监狱领导在大会上宣布他们身体不适，一天不吃饭时，会场上响起很大笑声，因为大家都知道真实原因，都对六四犯人抱有很大敬意。我很想见见这些朋友，可是，及到我91年5月刑满出狱，只见到三个人，一个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年青知识分子，判刑4年，派来当我的学徒，一个无锡工自联的成员，判刑20年。其他的朋友，依然关在禁闭室。这些朋友在江苏的待遇，与浙江六四犯人的优惠待遇，形成鲜明的对照。浙江六四犯人集中一起居住，不用劳动，半天学习，半天自由活动，吃两个犯人的伙食。这是因为浙江从省长开始，都同情学生。几任公安厅长，也都同情学生，其中一任，还是我一个朋友的至交。我朋友和老乡都拜托他们对我照顾。后来我策划为魏京生呼吁，北京下令抓捕，被迫逃跑，最后没有被抓，就是由于浙江方面为我开脱。而象江苏那样的省份，在全国还是比较少的。
由于我们在狱中，没有能够亲身经历八九民运这一场光辉的伟大运动，这永远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巨大的缺陷和遗憾。当六四十五周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分外怀念那些被迫害甚至至今仍然在监狱中的朋友们。当然更加怀念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主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他们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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