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1日讯】相对而言，在满清灭亡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获得了一个平稳执政的时期。作为一个优雅民主理想的信奉者，中山先生所倡导并主持的民国，由于有名无实，在中国现实社会留下的痕迹寥寥。蒋介石先生终其一生都被各地军阀、叛乱、土匪和流民所困扰，从满清灭亡直到现在，能够坐下来踏实行使真正国家权力的，唯有共产党政府。
共产党深通组织民众之道，而对民众的组织，没有比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更具有合法性和高效率了。因此中共在上世纪30年代就筹建独立割据政府，若以此计算，则共产党已有70多年的丰富治国经验。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在陕西建立边区政府，从一无所知的基础，研究经贸、文化、民政等事项，摸索治国理论，其能量和经验不可小觊。因此中共的治国思想，也值得深入研究。这种研究，将更有利于探求中国民主化未来的景象，更有利于民主中国运动之有效策略。
毛泽东有着天生的教师风格与家长心境，更准确而言，他有着更浓郁的君主体验。回顾历史，我们才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背景如此暗淡，而中国传统的君主意识和浓烈的民族情结。毛泽东带领一支衣衫褴褛的农民，在山沟里逃窜以避免被政府处决的悲惨命运，后来虽然不停有其他部队投奔，但毫无疑问，对于已届中年的毛泽东，他的前途是暗淡而绝望的。但我们注意到，在这种绝望状态的毛泽东，一刻都没有停止给他的追随者上课，他也从未停止过撰写文章，并且要求他的追随者仔细阅读领会，这些迹象表明，毛的确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流窜武装首领。他把自己的追随者同时看成是自己的弟子，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启蒙教师。这就是毛泽东的君主体验，他不仅要自己成为军事首长，还要成为导师和缔造者。因为他的这些努力，使这些流窜的土匪在十年后成为了每个战士都能把革命理论说的头头是道的强大武装。
毛泽东所树立的治国理念，成为中共的治国传统，这种传统，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大的改变。毛从来都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万世师表的人物，现在看来，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做到了。
可以这样总结毛的治国思想，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为名，民族主义为实，阶级论为纲，政治挂帅和军事优先。而在这些思想当中，贯穿其中的原则就是政治实用主义。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候，完全和一支饥寒的农民土匪或者实力单薄的地方小军阀无异。如果毛愿意，他可以成为这种小军阀，在适当的机会，接受国民政府的招安，获得军饷和合法权力。然而正如我们刚才说的，毛有强烈的君主欲和远大抱负，他恰恰要避免这样的结局。而在当时的情境下，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才能使他继续得到一个全国性政党和来自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推行，仅仅是作为一种口号存在于法律文件和决议案中。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汇如何解释，一般都需要根据当时的场合和背景而有所不同。只有在需要的时候，马克思的原著才会被翻出来，寻找相关的语句拿来引用。每一次党内部的争斗，其中的胜利者都会宣布失败的一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至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什么理论，并没有兴趣深入探究。毛泽东在解释他为什么要在井冈山进行武装割据的时候，引证了马克思主义，而邓小平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引证了马克思主义。幸好马克思的著述如此丰富，总是有相关的语句供他们引证。这就是中共的政治实用主义。
马克思的理论繁复浩大，其中阶级斗争的思想被毛泽东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成为中共治国理论之本，也成为中共内部左倾政策的合法依据和传统来源。事实上，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与其说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苏联对美国的胜利，或者说是中共军阀对国民党军阀的胜利更为恰当。中共在国际上依靠的是苏联的支持，在国内则依靠农民军的支持，这里根本没有所谓无产阶级的事。
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发挥，也突出地表现了中共的政治实用主义。刘少奇算是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背景的少数人之一，却被冠以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帽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总之，反对中共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成为资产阶级，在中共内部权力争斗的失败者，也被冠以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标签，只要贴上这个标签，就有了进行打击和镇压的合法性。我们注意到，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中，也是如此，首先给六四戴上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和平演变的帽子，这个帽子几乎每次都成了进行严厉打击的先兆。
因为有了资产阶级这个假想敌的存在，政治挂帅和军事优先就有了合法性。我们说，政治挂帅和军事优先是共产党阶级斗争理论的两大推论。中共的逻辑既简要又实用：因为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军队，也就是中共要控制国家军队。因为资产阶级一直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所以政权问题是不容质疑和不容讨论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一直笼罩的两块乌云：国家泛政治化和军队党化。
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时候风格各异，但理论根据无一不是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的哲学基础，更是中共的“集体无意识”。直到今天，很多党员依然能够流畅地指出：美国是资产阶级国家，中国是无产阶级国家。美国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而中国政府则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否能够做好是另一回事。在中国，依然流行这样的逻辑，这不仅是一种政治讨论，还代表了一种道德评价，因为无产阶级的东西，应该是美好的，而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一定是败坏和堕落的。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会这样诅咒他们的政府：这么腐败，不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吗？同样，中共在谴责那些贪污犯罪的官员的文件中，也无一例外地把他们归为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
阶级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陆徘徊。
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封建主义和民族主义杂混的政党。中共的这套理论，对付井冈山下那些没有土地的饥寒农民是有效的，但应付现代民权运动，中共就显得幼稚和被动了。由于这种充满暴力意味的治国理论的长期熏陶，中共在维持政府信任、组织并吸纳民间能量和长期性全局性的战略研究方面显得仓促无力。
显然，正如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当前中共还是企图在保护一党执政利益的前提下，压制不同声音，推广其民族主义信念，向民族复兴的目标缓慢推进。也正如历史已经验证过的，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如果不放弃其以阶级斗争理论为依据的治国思想，就无以团结社会，无以汲取民众能量，无以消除恐怖，达成民族和解。因为中共必须意识到，中国已经变化了，井冈山时代已经沉睡在历史教科书上，当前中国民众群体阶层化、利益要求多面化、社会生活多样化，应对这样的社会局面，要求中共当局发展新的治国思想。
很多人对胡温政府寄与了很高的政治期待，我一直强调，这是善良的民主人士的一厢情愿。胡温政府依然是中共统治链条中的一扣，是江泽民统治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温将在民主化进程中起到作用——事实上，我很怀疑胡温是更坚定的左倾领导人。我一点也不相信胡是受到了江泽民残余势力的压制，或者胡是个“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政治家。在北京的深重夜色中，我甚至嗅到了某种令人胆寒的气息，那就是我不祥的预感到：胡锦涛是一个坚定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同时也是将中国民主进程继续后推若干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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