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日讯】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在“白塔寺”附近。白塔寺有一巨大的白色圆形佛塔，很远就可看到。这个学校在文革中改名为北京１５９中学。
有人说，在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学老师和学校负责人中，沙坪可能是被打得最惨的。她在厕所里被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头发都被薅了下来，嘴里塞满了污秽物。后来她的尸体被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其他在该校“劳改队”中的老师轮流进屋去“摸死人”。当时该校红卫兵以轻蔑和嘲笑的口气告诉外校的人说，有一个老师“吓得浑身哆嗦硬不敢进去。”
其实，别的学校被打死的老师，也是一样悲惨的。只是死者再也无法陈述事实，打手拒绝说出经过，以致人们很难知道其中的细节。发生在各校的红卫兵杀戮可能情节不同，但是那些殴打和折磨的共同结果，都是永远不能挽回的死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一共有十个教职工和４个学校负责人在“劳改队”中。除了１４个在“劳改队”中的人之外，教职工被抄家、被毒打、被禁闭、被围攻的还有三、四十人。这种校园“劳改队”，或者又被称作“牛鬼蛇神队”，是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最先在北京大学校园中建立起来的，后来，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和所谓“牛棚”一样，校园“劳改队”是最普遍最邪恶的文革风景线之一。
在女三中，“劳改队”中的人被拘留在学校，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开始“劳改”，走路不许擡头，搬重东西必须跑步。体罚九十度大弯腰站立，可以长达六七个小时。有人跌倒了，就用铜头皮带抽。罚跪，还要把头低得接近地面，又不许头顶着地，有时还在大腿小腿之间压上大砖。有时让人跪着把木牌子衔在嘴里，有时要人跪在洗衣服用的有槽子的搓板上，跪得膝盖红肿出血。谁要是打盹，不是冷水浇头就是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猛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数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也就是８月１９日，傍晚，在女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室”（当时该校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刑讯室。这是第一室）里，红卫兵审问“劳改队”里的人：
“你恨不恨毛主席？”
“我不恨毛主席。”
“你他妈的是黑帮，你还能不恨毛主席？你不老实，非打死你不可。”
在这种审问中，被审问者回答“不恨毛主席”，被作为“不老实”而挨毒打，但如果回答“恨毛主席”，一定当时就被打死。红卫兵先用窄皮带抽人，又换成铜头宽皮带打。然后，又罚女“牛鬼蛇神”在院子里“跳台阶”。然后，又命令他们互相打，谁要是不肯打，就要被他们用铜头皮带加倍抽。他们用一只塑胶鞋底，专门用来打脸，把人打得满脸青肿，口鼻流血，五官变形。抽打声，吼叫声，透过窗户传到外边的大街上，窗下停下了不少行人。
这样打到凌晨三点，他们又强迫“牛鬼蛇神”们跪在地上写“揭发材料”，谁要是不写，谁要是写不出，谁要是写得慢了一点，就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
早晨五点，这些“牛鬼蛇神”们又被押去作繁重的劳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上午，红卫兵在学校大礼堂前面召开全校“斗争大会”。“牛鬼蛇神”们已经被折磨了一夜，并且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没有吃饭。这时，他们被用绳子捆着，用嘴叼着“黑帮头子”“黑帮份子”“大右派分子”被赶赴“斗争大会”会场。还有一些“陪斗”者，被迫分别列队在会场两旁弯腰到地。在“斗争大会”主席台上，殴打了被斗者。被斗者自始至终被强迫取“喷气式飞机”姿势，低头弯腰，胳膊往后擡起，如果放下一点，就遭到木枪猛戳。
当两个“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站不起来时，大会主持人大喊“不许他们捣乱会场，拉下去打。”于是几个打手把他们拉出会场，在他们的第二刑讯室里，用木枪、皮带猛抽猛打，然后又把他们拖进会场，跪在石子上，继续“斗争”。
“斗争大会”后，一些红卫兵又大声吼叫着，一路毒打，驱赶“牛鬼蛇神”在院子里爬行。然后，“牛鬼蛇神”们又被赶进“无产阶级专政室”，跪满了一地。红卫兵强迫他们头顶着地，用脚踏在他们背上，踩在他们头上。另外，又强迫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牛鬼蛇神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然后，又赶着他们爬出去，爬过校园，到学校西北角厕所里禁闭。
８月２０日下午，又是几个小时的“斗争”和“劳改”。
晚上，“牛鬼蛇神”们被关在第三刑讯室里。他们被罚跪。监督“劳改队”的大队长叫他们跪着，两手扶地，两眼望天花板，不许合眼。谁要瞌睡，就用皮带套住脖子，用冷水浇或者用皮带打。
女三中只有女学生，有附近学校的男学生被叫来帮助打“牛鬼蛇神”。
沙坪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被打得最重。经过三天三夜的殴打和折磨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沙坪被打死了。
同一时期，这个学校的数学老师张岩梅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了。
在女三中校园里，红卫兵还抓来校外一个司机的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说她是“女流氓”。红卫兵把她打死以后，还强迫“劳改队”里的人轮流打尸体的脸。然后，又把“劳改队”中的人也拖上运尸体去火葬场的卡车。卡车开到“西四”（北京的闹市之一）时，命令他们下车，用木枪押着他们在那里“游街”。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２８块钱的事儿吗。”这句话最早就是从女三中流传出来的。这句话包含着杀人者的轻狂自大和对被害者生命的极度轻蔑。２８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但是不准保留骨灰。
沙坪所遭受的，在北京的其他学校同样发生。一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笔者已知的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
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
８月１９日，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被打死。
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血流遍地。
８月２２日，在沙坪被打死的同一天，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也被殴打折磨而死。
８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靳正宇、姜培良老师被打死。
８月２６日，清华大学附中２６岁的物理老师刘树华在红卫兵召开的“斗争会”上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押到“斗争会”上遭到毒打后自杀。
８月２７日，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９月６日，北京第５２中学语文老师郑兆南被关押殴打折磨数十天后于死亡，时年３６岁。在此之前，副校长易光轸被毒打后自杀。
９月８日，北京第２５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被打死。
１０月１日，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邵庆玉被打死。
１０月３日，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在校中被打死。
笔者已知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北京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老师喻瑞芬，景山学校校工李锦坡，北京第２５中学的一位校工，北京第１３８中学姓张的负责人，北京女四中的一位教语文的女老师，都在这一时期被打死。他们的确切死日和全名，还有待继续调查。
笔者已知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跳楼自杀。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汪含英，被剃了“阴阳头”和抄家后，和她的丈夫苏庭伍，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数学教师，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投水自杀未死。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关押，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跳烟囱自杀。北京第６５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自杀。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白京武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跳楼自杀。他们的确切死日尚有待于继续调查。
沙坪的好友沙立，是第５１中学的负责人，虽然未被打死，也被严重打伤。
早在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就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是北京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从卞仲耘的死到沙坪的死，已经有１７天。卞仲耘被打死的消息在８月５日立刻被直接报告到权力高层。但是没有人来制止天天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相反，文革当局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每一天热情报道和支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文革的“首长”们在各种集会上对红卫兵高度赞扬。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后，暴力行为进一步大规模升级。沙坪就被杀害于这一暴力迫害和杀戮的高峰期间。在沙坪被打死之前和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残酷殴打和杀戮，在北京持续了整整两个月。
事实上，不但在中小学，大学的教育工作者们也受到暴力攻击。另外，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了类似北京的迫害。
沙坪死后，“劳改队”中的其他老师仍然被关被打被侮辱被折磨。沙坪是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负责人。这个学校有一位副校长董光苔。她在５月间刚生了孩子，还没有满月就被拉到学校“搞运动”，然后又在“劳改队”中受到残酷的暴力虐待。董光苔的父亲叫董振堂，三十年代从国民党的军队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红五军”的军长，１９３７年１月在甘肃高台战死。董振堂死后被尊为“革命烈士”，他的妻子即董光苔的母亲一直受到优待。董母听说校长沙坪已经被打死，女儿关在学校“劳改队”中不能回家，她想下一个被打死的就会是她的女儿了。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女儿的处境，请求救助。她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这封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毛泽东收到了此信，并对此信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因为得到这个批示，董光苔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在当时算是极大的幸运。她安全活了下来。但是，三十年后，她和笔者谈到毛泽东“如无大罪恶”的话，她还是感到很不舒服。她说，她跟“大罪恶”有什么关系呢？
董光苔出了“劳改队”，可是女三中别的老师还在其中。其他学校的大批老师也仍然在“劳改队”中。在“劳改队”中的人，随时可能遭到打骂侮辱甚至杀害。他们又有什么“大罪恶”呢？就是有“罪恶”，也应该由司法部门来审理，而不是由学生红卫兵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处置。可是，没有人来给他们任何帮助，没有人为他们说一句话。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日，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又把“劳改队”分成“劳改一队”和“劳改二队”。这标志着这种校园“劳改队”变得更为体系化和权威化。“劳改二队”中的教职员在“劳改队”中长达四个多月，受了无数折磨。“劳改一队”中的人则受到更长时间、更严重的摧残。
董光苔被“保”的故事显示，文革的最高领导人知晓当时发生的种种残酷，而且始终控制着这种残酷的程度和范围。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情”或者“群众运动失控”来为他们辩护。当时有不止一个情报部门每日向上报告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数位。文革领导人热烈支援红卫兵的行动，这说明，种种残酷的暴行，正是他们所要的。
应该说明，１９６６年８月，当红卫兵在北京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以至杀戮的时候，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是“保”了一些人的。从现有资料看，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中，董光苔是唯一被“保”出“劳改队”的一个人。另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８月３０日写了一份他要给予“保护”的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是孙中山夫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这一名单发表于１９８４年出版的《周恩来文集》第４５０页。现全文照录如下：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１）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２）部长、副部长
（３）政副
（４）国副
（５）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６）两高（李宗仁）
很容易看出，这张名单上的人，地位都远远高于象沙坪这样的中学校长。名单上的这些人得到了保护，他们没有被打或者打死。至于北京的普通教育工作者们，除了董光苔一人，都不被保护。北京有巨大的人口，当８月下旬抄家、殴打和杀戮大规模展开，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的时候，由最高层当权者下令保护数位很少的一些人，显然也意味着宣告这数位之外的其他人不被保护。
生命的被保护本来是宪法给予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一方面是对红卫兵的赞扬和鼓励，一方面是对只有数百人宣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沙坪这样一个中学校长无法逃脱被打死的悲惨命运。沙坪等一批人被如此残酷地打死，而且只被当成“２８块钱的事儿”，也就是说，只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小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０月，北京有数千名教育工作者与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积压。尸体从各处运来，衣衫破烂，血肉模糊。火葬场在尸体堆上加上大量冰块，场景和气味极其可怕。
在北京这样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都，发动组织大中小学的红卫兵杀害教师和居民，制造了这场杀戮的文革领导人们，才真正有“大罪恶”。
然而，三十年来，“罪恶”一词还从未被用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的这场杀戮上。
１９６６年的暴力迫害只是文革的一部分。１９６８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新的一轮大规模的迫害。在沙坪的学校中，两位教师，方婷芝和孙历生，被“隔离审查”在学校中时自杀了。当时所谓“隔离审查”，是指把被“审查”的人，关押在工作单位自设的牢房里，不准自由行动，不准会见亲人朋友，不断遭到审问甚至刑讯，“隔离”的时间可以长达数月甚至几年。与１９６６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暴力虐待更多地在关起来的门背后进行，也更加有组织有系统，１９６６年时则常常在群众集会上大张旗鼓地打人和打死人。
就这样，在第三女子中学，文革的前三年，有一位校长被打死，三位教师受到暴力迫害后自杀，一共有四个人丧失了生命。
方婷芝老师教化学。她被关押的时候，一天中午被准许出学校上街买药，她撞死在疾驰的汽车上。孙历生老师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所谓“右派分子”，后来“摘”了“帽子”，在文革中又受到攻击和折磨。她上吊自杀。
一个在五十年代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和丈夫离了婚，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岩梅、孙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师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像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着对生命的轻蔑还是对权力的迷狂？
文革后，１９７９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经调查沙坪之死。由于胡耀邦关于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的指示，这个调查进行了一半就不能进行了。参与打死沙坪的人住在北京的军队“大院”里。去调查的老师在“大院”的大门外被挡住了。不准他们进门。
写于２０００年８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