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8日讯】一、伪造历史是最大的欺诈
造假和欺诈，大概从有人类起就存在了。就像苍蝇和蚊子一样，它们不是近世才有的可恶之物。但是如果某个地方突然大量滋生营营的蛆虫，可以判断，那地方一定积聚了大量腐败发臭的污秽。
现在的中国，不仅屡屡出现制造假酒、假奶粉、假药品一类不法商业公司，更有甚者，还有伪造历史的鄙劣政治行为。伪劣商品贴着产品合格证，附着质量认证书，公然出现在售货架上，背景是奸商与污吏的勾结。大规模有组织有系统的伪造历史，并且利用电视、报纸强力宣传，借助教育机构硬性灌输，则赖于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和寡头执政。伪劣商品追求的是商业利益，害人直截了当；伪造历史是为了追求政治利益，不仅危害当代还遗患后世。
中国共产党历来有捏造历史的习惯。在对党外政敌作斗争时候，把造谣诽谤的武器信手拈来成为自然习惯。
在党内斗争时，这种不入流的下三烂暗器对同志也照用不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将刘少奇打到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成立了中共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挂帅，江青、康生具体操作，先结论后求证，采用逼供、诱供，断章取义，诬陷栽赃的手法，硬是把个国家主席审查成叛徒、工贼。主席夫人也成了板上钉钉的美国战略特务。在毛泽东略微表示了一下天真的惊讶、周恩来认真地表示了一下正义的愤怒之后，随即在九大庄严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通告天下，形成历史性的文件。
在处理八九民运的过程中，共产党故伎重演，采用剪贴、删改、时间倒置、消音等作假手段，将和平理性请愿的学生市民，描绘成暴徒，为镇压提供依据。六四屠杀之后，随即调动军警人员，草草掩埋尸体，冲刷血迹，修复被坦克损毁的石阶栏杆，严密消灭现场证据。然后拍摄一批照片，发表官方文章，声明天门广场没死一个人。相反，手持兵器、躲在坦克和装甲车里面的解放军却被暴徒杀死不少。舆论造过，随即发出逮捕民运人士的通缉令，在中国土地上，演出一场杀人犯追捕被害人的丑剧。这种明目张胆的歪曲事实、压制言论、篡改
历史的行径，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仰仗编织得密密麻麻的军警特务网才能得逞。
令人叹息的是，共产党愚弄百姓、篡改历史的行径，在大陆一再得逞。
人心诈，则伪造商品，党心诈，则伪造历史。伪造历史是诸欺诈罪中最严重的罪行。
二、历史的价值在于真实
人所以为万物之灵，在于人类不只是从人的短暂一生中直接获得经验，人还能够学到先辈积累的间接知识。
现代人比古人有更高程度的文明，比古人更具深远的目光，是因为现代人站在古人的肩膀上观察世界，登高而望远。我们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智慧和能力，实质上是历代人类智慧和能力的总合。人类所以具备有这种不断积累知识和文明的能力，在于人能够学习历史，并且把自己的经验写成历史再流传下一代。一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历史，是人类最丰富最宝贵的遗产。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事件一旦发生，既不可涂改又不可否认。经历了事件的人们，以文字或图表的形式尽可能详尽纪录下这一过程，留存资料，作为人类共同财富。其图像信息以光速向外空间传播，若干年后，在距离地球若干光年的星球上，其它的智能生物借助高灵敏度的观察仪器，也可以看到此一事件演进过程。
研究这些历史资料的人可以有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宗教信仰，也可能来自不同人种。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观察这一历史事件，可以归纳出不同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需要确定资料的真实性。就像谷米可以制糖、酿酒、造醋，但要酿造出合格产品首先得有不发霉不变质的谷米。当然，这种比喻有它的不确切的地方，谷米是一次性使用资源，历史资料却是永久性使用资源。
不论从历史中去汲取成功经验，或者接受失败教训，首先这段历史要纪录得真实，真实才有价值，真实就是
价值。
妄想永远执政的独裁者们，囿于他们历史眼光的局限性和自私的本能，他们缺少为民谋福利的德行，却又幻想留芳百世，在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只好以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掩盖治国失误。靠宣传机器营造国泰民安的虚景。在他们施政愈失败，感到政治地位受威胁的时候，其篡改历史的冲动愈高涨。
虚假的历史又像镀了一层黄色冒充金锭的铅块，虽然拥有这假金锭可以满足冒充百万富翁的虚荣心，但是当作遗产传之于后世，却给后代留下混乱和灾难。如果我们的后代能辨出真假，他们会从内心蔑视先人对后代的卑鄙欺诈；如果这种中国造的假金锭流落到国际市场上，全世界人民会认为中国人是欺世盗名的骗子，足以令中华民族的声誉扫地，从此在世界民族之林蒙受羞辱而无地自容。造假者带来的危害，伤及精髓，动摇了民族根本。
历史的造假者，实在是劫持中华民族的大盗。理应全民共诛之、全族共讨之。
三、历史是由忠于现实的人写的
历史的造假者常常是强悍的专制统治者，他们都坚持这样一个信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他们认为：只要占据胜利者的地位，就可以钳制政敌的发言，独揽了撰写的大笔，历史的黑白全由自己随心所欲地涂抹了。
社会在变化，力量在消长，今天的胜利者可能是明天的失败者。反之，今天的失败者也可能转化为明天的胜利者。按照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观点，只要城头变换大王旗，历史就不得不屡屡涂改。所以难怪中国共产党发行的党史和近代历史的不同版本，经常有黑狗变白猫的矛盾现象，令人无所适从。文化革命初期，先是销毁刘少奇的“论修养”；文化革命后期，又通知收回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的合照；如此等等，都是胜利者们试图自圆其说、涂改历史的行为。所以，胜利者的一面之词既称不上历史，也难以经久不退色，它像厕所墙壁上的
肮脏涂鸦，很快被新的涂鸦掩盖了。
历史既然是客观存在的事物，那就不管什么人，只要他经历过看见过，并能实事求是地记述下来，他就是在写历史，他就有权写历史。记述历史不是权势者的专利，而是人人都有的基本权利。一个常见到的现象是：台上的胜利者未必忠于事实；失败者、地位卑微者反而经常是历史忠实的见证者。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往往锻造出为卓著的史记大家。
位极权重如毛泽东者，只要他对着文化大革命中灾难重重的中国吟诵“到处莺歌燕舞”，我们就有理由说，毛泽东描绘的不是文革的真实现象，他是在自己手淫、自我陶醉；
尊贵如周恩来者，只要他继续坚持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 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是天灾和苏联逼债造成的。我就说他在歪曲历史，为了替毛泽东遮丑，已经到了愚忠吞噬了良知的地步；
卑贱如右派分子者，只要他们忠实写下劳改营里人权被践踏、犯人遭受非人道迫害的经历，他们就为中国现代史补上了重要的残缺，为推动人权进步做出了贡献；
平凡如天安门母亲这样一批普通妇女，只要她们坚持收集天安门死者名单，不懈地为死者呼吁平反，总有一天会拨开浓雾，披露历史的真实。虽然现在人们不敢公开表示支持她们，将来，全国人民会公开赞颂天安门母亲精神的伟大；
敢于维护历史真实的人们，他们的勇敢和诚实最终会得到人民的嘉许。捏造歪曲历史的人们，他们的虚伪和自私会最终会遭到人民的唾骂。
一部真实的历史，需要心地真诚的人们去书写。一部真实的历史，需要摈除权势者的无耻掺假。
四、向正直勇敢的人们致敬
能公正客观地观察事物，能直率坦荡地表达观点谓之正直，能在艰难情况下坚持这种正直谓之勇敢。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对王权无限制的扩张，对民权尽可能的压缩，使得老百姓被困在钦定的狭窄低矮的空间生息繁衍，习惯了低首弓腰的度日子。老百姓能吃大苦，忍大冤，受大气。在暴政面前畏首畏脚、唯唯诺诺，甚至曲意奉承。中华民族的性格，变得怯懦而苍白。也许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不乏阳刚气十足的男儿，只是他们在皇帝老子眼里尽是一些犯上作乱的刁民顽勇，不好管教，遂格杀勿论。远从商纣王、秦始皇到慈禧太后，近自蒋介石至毛泽东，一直是杀杀杀。中华民族的正直和勇敢的遗传因子，被负淘汰机制伤害，不幸
丧失活性。现今的中国，很少有见义勇为的例子，多见的反而是仗势欺人的情况。各地都有鱼肉百姓的官霸地痞，地痞们所以能表现得置生死于度外，那是遇到了在生死线上挣扎、委曲求全的老百姓。倘若小地痞遇上大恶霸，那小地痞会顿时降了辈分，一下子变成龟孙子了。见了狼他是羊，见了羊他是狼，是这部分人嘴脸的写照。仗势欺人，谓之残暴，与勇敢无关；受了贿赂的官霸也许保护人们免受其他势力的骚扰，但是这种恶人的伪善和正直的人品也毫无相似之处。
面对强权保持正直的人格，就需要勇气。即使当时没有群众响应，陷入孤身奋斗的境地，依然要坚持不懈，抗争不止。这源源不断的勇气不来自看客的喝彩，而是来自于对真理的追求、对历史负责的信念；来自看透了未来的目光：深信自己占据在真实的历史一边，个人的努力将与历史永存，个人的名字将为未来人珍重。
我现在就将近代人中间称得起正直勇敢者列名如下。
储安平，一语“党天下”，就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共产党的专制本质，而他也为这一醒世惊言而受迫害一生，直至文革死去；
林昭，还在红太阳焦灼逼人的时候，就发出“自由万岁！”的呼声，当初她的声音是如何细微，今天她的回声是何等宏大；
彭德怀 一篇万言书，透出元帅的耿直倔强。为民请愿，敢于揭龙鳞。自彭以后，官场党圈，少有骨头如此硬朗之人；
张志新 是共产党员，却被共产党割断了喉咙，死的惨烈，只是为坚持自己的信念；
遇罗克 在思想禁锢的文化大革命时代，遇罗克为探求新思想获罪，进而被处死。他代表了成千上万个青年思想犯，虽然生长在红旗下，却也开始对这面红旗持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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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可以回忆起来的事件，虽然我对参与者的名字搞不确切，但是他们也不愧是时代的勇者：
1962年左右，湖南省鲤鱼江水电站一位女工，只身上访中共中央办公厅，反映农村大饥荒的困苦，并在天安门的红墙上贴出“解散人民公社”的标语，此女工被逮捕下落不明—
中国科学院调查小组赴北京郊区昌平县调查农村情况，顶着当时政治压力，做出了应当解散公共食堂的结论。此调查报告引起毛泽东勃然大怒，调查组遭到整肃。直到文化大革命这笔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账还被揪住不放—
近年来，随着民主意识的高涨，我们看到更多的人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站出来，这或许是物极必反，民族精神复兴的一个先兆。
在见证人的指证下，河南省由输血引起大量感染爱滋病的恶性事故曝光；严重矿井爆炸伤亡事故曝光，等等，不断显示民众维权潮流的涌动，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对专制体制的不断冲击。特别值得书写一笔的是: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广泛深入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揭露了一些地方干部利用职权鱼肉乡民的黑暗事实，虽然此书引起当局的恐慌而被禁止发行，却不能消除农民调查对社会的震撼力。这本书展现了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蒋彦永医生，在03年的春天，揭穿了北京行政当局企图掩盖SAS 病情的假疫情报告，令当局在世界舆论面前当众出丑，让若干行政、卫生部门的官员丢掉了花翎顶戴。今年初，蒋医生有更勇敢的义举，他以外科医师救护伤亡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六四事件血腥屠杀的事实，让共产党多年小心翼翼编造的谎言一下子穿帮露馅。令共产党愤怒尴尬而不知所措。蒋彦永夫妇直到接近六四敏感时期秘密消失，全球华人都在关注这位老人的安危—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等女士，是另一群令人敬佩的人们，她们的儿子、丈夫等亲人被天安门血腥镇压的子弹打死，从此带给她们撕心裂肺的疼痛。而政府却无耻地诬蔑死者是暴徒、罪犯，威胁家属不许张扬、不许痛哭、不许悼念。天安门母亲的坚韧之处：十五年来她们不断和平抗争，争取大声痛哭的权利；争取恢复无辜死者的清白声誉，争取法律和道德上的正义。天安门母亲的伟大之处：她们不只是申诉一己之冤，她们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为百万人参与的八九民运平反的重任；她们持家的双手举起了还原历史真相的大旗。毫不夸张地说，她们是这个民族良心、道德、正义的体现，她们是博大深厚母爱的化身。
中国要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升腾，首先要以真实面目示人，我们既需要以说谎为耻的政党、政府，也需要见谎就痛揭痛批的人民。只有把“真实”作为治国的基本精神贯彻上下，地球上才有一片坚实的土地能承得起这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民族的重量。
6-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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