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离开世界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我从未写过一点什么悼念的文字，只是让伤感和悲痛默默地埋在心底深处，偶而在梦中依稀相见，醒来惆怅不已。和其他幸福的儿童相比，我五岁时便失去了母爱，因此便与父亲有着更深的相处和记忆。
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员，因为母亲恰巧生病住院而不忍离开大陆去台湾，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所以接下来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为医治母亲的病，他辞去了铁路局的职务，用离职费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结果人财两空，家境从此一落千丈。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的时候，父亲参加过地下斗争，一条腿在那时受过伤，起先可用枴杖行走，后来伤情逐渐恶化，离职时已连上下楼梯都很困难，只能整日待在屋中不能外出，也可能因为这一原因，共产党没有把他送进监狱。然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他是厄运难逃。记得小时候三天两头有警察上门，有时二人，有时一人。见警察一来，父亲就叫姐姐带我放下功课去楼下玩一会儿，待警察走后才让回家。比我大九岁的姐姐很懂事，回屋前总会对我说：“乖点，不要惹爸爸生气！”那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警察叔叔老是要来找爸爸，更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虽然可以玩一会，可是功课仍然得做好啊！回到屋里，我总要看一眼父亲那铁青而失去温和的脸，小心翼翼拿起课本继续我的作业，此时的家中没有声音，没有生气。父亲总是坐在那张破椅上，紧抿着嘴，凝视着窗外远方，久久不说一句，时而长叹一声，没人能理解此时他心中的悲愤和痛苦，直到离世也没把他个人的政治经历告诉我们，不忍心我们为此而担惊受怕。然而，他也决没有料到我们子女为此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历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所付出的代价。
躯体伤残的父亲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只能依靠变卖家产苦度光阴。那时候有许多挑旧货担子的人走街串巷，一边高叫：“旧货哎，买烂东西！”父亲在家中听到后会对我说：“去把收旧货的叫上来。”然后，指着一件东西对收旧货的说：“可值多少钱？”每每收旧货的人总要将价格压得很低，逐渐再放松一下，几经付价还价，最后总拿走一件物品。过段时间后又重复一遍同样的过程。以至于有的收旧货者已熟门熟路，过些时候会主动上门询问。几年下来，家徒四壁，坐吃山空了。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姐姐过早地嫁了出去，于是我们父子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八九岁的我也知道家中艰难，为了也能帮助父亲，与同样苦难的邻居小朋友一起收集香烟头去卖，暑假里，头顶烈日，每天去电影院门口、车站附近和马路上边走边低头寻找吸烟者丢下的烟蒂，然后卖给那些专门将烟头拆开取出里面烟丝重新卷成烟支卖的中间商贩。日复一日，积少成多，一个星期下来当看到由中有换来的几毛钱的劳动果实时，平时日晒口渴、腰酸腿软一切疲劳都抛之云外。可是拾香烟屁股在那时是很被人瞧不起的，生怕被父亲知道会发怒，起先我是悄悄地在暗中进行，并且还思索着如何将钱交给父亲。记得我第一次把那换来的三、四毛钱在他心情比较好时交给他，父亲惊奇地问：“钱哪儿来的？我如实地告诉他，心中都担心他是否会训斥我，父亲看着我一言不发，突然他一把抱住我，我感觉到头顶上湿湿的，我伏在他的怀里不由自主地也流下了眼泪。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但父亲从来不放松对我的教育。在我幼时上学前，父亲就教我识字，字并不是写在方块纸上的，而是在一本密电码上用红笔划圈圈，每天两个字，这本密电码是他在铁路局任报务主任时用过的。同时，一边识字一边教我写毛笔字，买不起描红薄就用毛边纸替代，临摹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父亲站在我背后，用手握住我的小手先写上一笔，一面告诉我怎样落笔，如何起笔，然后看着我依样画葫芦，一点一横必须规范，倘教了三、四遍仍不领会，手掌短尺便不留情面。所以我常常是含着泪水写字，在上小学前我已经能识一千多个单字，但看到写毛笔字还是很害怕，那时的学校都要写大楷小楷，大楷薄有九宫格和米字格，每页十六字，字写得好的，老师会用红笔划圈。父亲规定我每页必须有八个圈以上，否则严加训斥乃至皮肉受苦。在如此近乎残忍的督促下，我的书法成绩从小学至中学均为全校的佼佼者，以至后来逐渐地爱上了书法篆刻。除此以外，父亲在其他功课方面都教得严，抓得紧，使我从小在学习上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每当想起自己的进步起源于父亲的教诲，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长期精神、肉体和生活的摧残，终于使父亲再也逃不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那一关，那年头，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而我恰恰十六、七岁，正在发育时期，吃饭时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父亲时常说：“唉！年纪大了，胃口不好，你多吃点吧！”殊不知他是在爱怜我啊！六三年的端午节清晨，才六十出头的父亲像油灯熬干了油似的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那天一早，有位同学拿了粽子来看望已经久未参加高考复习的我，见到我一个人正在痛哭不已，床上躺着还睁着眼睛的父亲的遗体，立即回校告诉教师同学，班主任老师立刻来到我家帮助我处理后事，同学们知道我平时的困难，于是你五毛他一元地一下子募捐到二十多元钱，正欲来我家时，消息传到教导处，教导主任马上出面制止说：“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你们的阶级立场哪里去了？”同学们顿时被吓得无话可说，只得将钱退还各人。有同学传话给我，我被惊呆了，倒不是贪恋那钱，而是第一次听说父亲是反革命，一时间疑惑、悲愤、羞辱、痛苦一齐涌上心头，至今那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父亲的真正身份是文化大革命时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在大会上宣布的：国民党上海铁路局党部组织委员，仅此而已。
而我因曾说过每逢佳节倍思亲，吃到粽子，想起父亲这样的话和在文革中遭到严厉的批判和残酷的迫害，几经徘徊在死亡的边缘，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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