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张汩（音Ｍｉ，同“密”），女，二十七岁。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处一科工作人员。未婚。有“药癖”。（这种癖好在心理学上尚无记载，但在药学上被称作“赖药性”。）
第一次见张汩，她从她的旅行袋里首先掏出来的不是衣物，不是洗漱用品，也不是书，而是药。各类常用药有鼻通、白花油、感冒冲剂、伤风胶囊、六神丸、止痛片、牙疼粉、牛黄解毒丸、伤湿止痛膏、红霉素、安定片、扑尔敏、清凉油等等。搽的，贴的，吃的，喝的一应俱全。她如一日三餐似地用药，治脸上看不见的小包看得见的癣，治感冒初起喉咙疼痛，治胃疼肠子疼头疼，治拉肚子和大便干燥、脚后跟干裂头皮过多，嗓音嘶哑鼻音过重。她有病常吃药，没病也常吃。平日里，她摆弄大大小小圆圆方方长长扁扁的药瓶药盒药袋以及里面的药，一如女孩子摆弄自己情人送的首饰。
过了许久，我终于发现，她身体健康，四肢健全，五官完好，七情六欲一样不缺。
问题可能出在思维系统。
于洪潮（张汩称之为“我们的领导干部儿”）倒背双臂，将手提在臀后很威严地摇出门去后，我开始忍痛写检查：我在被依法受审过程中，由于不了解这里也实行承包责任制，故而冒犯了承包我的审查人员张汩的神圣不可冒犯的尊严。主要表现是，要求看书，并向其他看守借到了书；二是希望在闷热夏日雨前时分，拉开一会儿厚厚的窗帘，以便透透空气；三是居然敢公开开玩笑或用冷漠的语气回答审查人员张汩的问话；四是对电视中单调的节目表示不满；五是数分钟以前还长叹一声，暗自发泄对收审的不满。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忘记了既然被收审，就丧失了一切公民权，还以为上述都是自己作为一个活人的基本权利……
我准备好继续看戏和“演戏”。我准备皱起眉头严肃的反问“难道还不深刻吗？请问什么地方不深刻？”或者一脸糊涂地反问，“什么？为什么不过关？怎么不行？”
出乎我意料，张汩竟然没有看懂。她接过“检查”，从上至下逐字逐句端详良久，一转身，出去了。半晌，回来告诉我，“你的检查通过了，暂时没什么事了。”
多少有些遗憾。望着那身笔挺的公安服，我不能确定的是，那两个“金色的盾牌”的上部是否是一颗正常水准的大脑？
每晚七时整，张汩总是正襟危坐和我一起看电视新闻，以便观察我对那些陈词滥调的“反革命”反应。而每当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出现在萤幕上时，张汩总是不失时机的地对他嗤之以鼻：“这人，一脸的旧社会！”她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诉从未因李瑞环的政务冲淡过，她显得很有些北京式的幽默。但她不仅看不懂我的“检查”，也看不懂美国儿童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当唐老鸭呱呱不休时，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颇为清高——“我就不耐（爱）这节目！没劲儿！”我从萤幕上收回目光审视她时，她大言不惭地补充道：“我看不懂。”
比起受过中等教育的同等文化水平的人来，她看不懂的节目多了些。甚至连那些充斥萤幕的、从艺术到思想都极为拙劣的三等电视剧，她看起来仍然费劲。故事中的铺垫、暗示等艺术手法对她简直不起作用，她的感受难得接受剧情的诱导却总是在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发出莫名其妙的惊呼。比方，沈冤十载的狱中被害人终于打破心理障碍，开口对律师陈述自己的冤屈了。说到愤闷处，被害主人翁扼腕长叹，律师沉默不语，连一旁的狱卒都为之动容，她却会突然惊呼道：“哎呀呀！这个人戴了一顶多么脏的帽子呀！”我必须不时充当电视剧的“旁白”，介绍其中人物关系，解释故事发展线索，才能部分地减少她这类不着边际的“幽默”。有一次，剧情故事圆满结束，尾声音乐响起，在最后的画面消失前，我关掉了电视。她却奇怪地望着我发问，“干嘛你关了？”我说：“完了呀。”“完了？”她很惊讶。我只好再次打电视机。她疑惑地瞪起眼睛，看着麻麻点点的荧屏，眼里泛出同样银白色的光。
在高级客房看守学者身份的人犯是一美差。住得好，吃得好，有加班费和夜班补助费。到了后期，审讯任务也结束了，轻松自在地跟神仙似的。比在北京城里劳而无禄地按钟点上下班、挤汽车有天壤之别。在这里乐得舒服，有时周末他们连家也不愿回。我常听见他们在休假日相互推来推去，最后干脆谁也不回了。如此悠闲情况下，娱乐自然是日常需要。于是发展起了羽毛球、台球、乒乓球、扑克、象棋、围棋、军旗。还有书（他们管一些封面上印有红男绿女的破烂不堪的杂志叫做“书”）。而张汩的与众不同在于她全不为这些所动。她不爱文体活动，却也不像另一些女孩那样用织织勾勾的手工打发时光；有闭路电视，人人晚上没事守着看，她仍兴味索然：打着中文字幕的她说看着“累得慌”，而不打字幕、对白翻译成中文的也不看；情节紧张惊险的警匪片、枪战片她说“害怕”；音乐恢巨集、景观壮丽的美国西部片她说“土气”；历史题材如二战片她说“没意思”。她除了不停地抹药、吃药、贴药外，差不多什么也不干。偶尔看琼瑶，实属不易。每每揣起书，多则十五分钟，少则三分钟，便心有旁鹜，或昏昏欲睡，不了了之。
很替她有那麽多的时间而发愁。
严格说来，张汩的“难能可贵”还不在于她过于偏低的智商指数和人的乏味，而在于她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审讯的间隙，张汩经常教导我：“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一名党员。党员要讲党性，要有党性原则。所以你不应该有顾虑，知道什么讲什么，别人的、自己的都要讲。以便于我们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清查出动乱和暴乱的总根源。”
谈到八九时北京的社会秩序，她的高见是：“你可不知道！都乱了套了！警察不上岗，学生指挥交通！连那些个体户都骑着摩托在大街上成群结伙，耀武扬威。好像天下真成了他们的了。一帮乌合之众！劳教劳改释放犯！国家要是依了他们，不就反了？！”
说起新闻，她振振有词：“新闻就得有导向！什么都说、都报导，不是就乱了？在导向的前题下才能讲究真实，不然怎么体现党的领导？再说了，该知道的让你知道，不该知道的就是不能让你知道。什么都让你知道了，这社会怎么管理？谁听谁的？”
说起法，她气就更大了：“哼！那时候都说，人人都上街了，法不责众。现在让他们看看，法责不责众？法就是要责众！”
说到“反革命暴乱”，她颇为激动：“你应该认真反省。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那麽大的损失，烧了多少军车呀！多少坦克呀！抢了多少机关枪步枪呀！这就是审查你们的理由！审查你们是完全必要的！”
说到审查，她特别有责任感：“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最后总会搞清楚的。”
但关键的是她根本好坏人不分，根本没有正确的区分标准。
她是这年头少见的预备党员，正在接受党的考验。她异常认真地写自己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和关于“动乱暴乱”的反思总结。“作为一个年轻的预备党员，我在反革命动乱暴乱中坚守岗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执行任务，反对动乱……”这些话，在许多人是不得不说，应付交差，在她则认真严肃，颇以为崇高和自豪。
她把写好的总结材料东掖西藏，不厌其烦，因为她的两位女同事总想从她这里获得灵感，学学总结究竟怎么个写法。她们挺头疼，眼瞅到了限定日期，总结还没落下第一笔。她们问她：“张汩，那东西你写了么？怎么写的？让咱瞧瞧？”张汩笑笑，静静回答：“我也不会。就那麽写呗！我没写好呢。”急了，同事就趁张汩不在屋，东翻西找，哪怕照猫画虎也算。就是翻不到。张汩说，“哼！我才不会给他们看呢！让他们看了，她们不就和我一样了！”她别无所长，却很清楚自己何处与同事不同。那是她未来前途的资本，决不转手让人。
张汩不止一次对我说：“将来有机会，你应该去深圳看看，开开眼界。去了那里一回来，你就觉得自己简直是井底之蛙，什么也没见识过。”看来，深圳之行给她留下了难忘印象。以至于平日触景生情，怀念的也是深圳。十•一押我们游十三陵水库，走到小花园一角，她就忍不住对同伴说，“你看这儿像哪儿？特像深圳！”这种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赞叹，却并不曾丝毫动摇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憎恨和批判。她从根本上不清楚，深圳的面貌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而眼下这些正被审查、被她教导要“认真反省”的人，正是为了那样的面貌而付诸行动才被囚在此。她对新加坡的资本家羡慕之至，对那些中专毕业的穷学生四处打工，终于发展成大老板、小老板充满同情理解（新加坡电视连续剧《调色板》），但这并不妨碍她扭转头就把中国的个体户看成下里巴人、乌合之众。她不懂，资本家就是个体户，豪华别墅、文明举止、雍容气派都将从中国个体户脚下手中产生。她不懂，如果中国的经济全部让这类“乌合之众”占领，深圳的面貌就会遍及内陆各地。她甚至对美国的穷人有小汽车也感到惊讶。她从未接触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乞丐也会领到圣诞餐，也有政府提供的落脚处，而中国即便在职人员照样为衣食犯愁，几代同堂挤在简陋小屋里！这是为什么？她没有“平均生活标准”这样的集合概念，不知道即便去过深圳，她仍是“井底之蛙”。
她坚定的无产阶级觉悟正是建立在如此浪漫不堪的思路和低劣的认识水平上的。
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具。据说，她是她所在科的“红人”，常被委以重任，正在接受培养。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入党做官，青云直上？
我每天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片苍白的心灵和荒芜的精神原野，却要接受这片苍白和荒芜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听其“教导”，任其摆布。
一丝怜悯，几多厌恶，无限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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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我的神经直接产生影响的，不止她的低智商、“高”觉悟，更在于她的德行。
我被迫检查事件过去后，张汩似乎从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从此，不动声色地变本加厉起来。
她能够控制的我的专案不多，只有饮食起居、日用品的购买以及转交家人稍来的物品这几方面。被囚禁过的人都知道，一个囚徒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如此简单：在八、九平米的房间内吃饭、睡觉、洗漱、走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对于几个月没有放风的我来说，拉开永远紧闭的厚重的窗帘，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让白天也须着灯的晦暗房间有一时半会儿容纳阳光与气流；或者，有张纸点墨用来胡写乱画，有一管牙膏和一瓶护肤膏以完成每日的洗漱；在漫长的白天能够打开电视机，哪怕看看有所变化的荧屏画面，听听广告中的音乐。这一切都变得如此重要。即便是堂堂正正地站在挖开的窗前，让视线向着并不优美也不遥远的外界空间望上一望，也是极大的享受。张汩却使这种简单到可怜的希望真正变成了一种奢侈，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幻想。
从顺义的潮白管理处招待转移所到昌平县招待所，当我第一次沿警戒线曲曲拐拐、别无选择地走进这个门上标有“３２４”阿拉伯数字码的房间里，我曾稳稳地立在张汩刚刚拉开窗帘的窗前，向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低矮夜色眺望。几分钟以后，张汩拉上了窗帘。从此，窗帘白天几乎没有拉开过，而空调机巨大的轰鸣声在白天也几乎没有终止过。长时间处于这种巨大噪音轰炸下，神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旦关掉怒狮狂吼般的国产空调，就必须忍受室内的高温与憋闷。这两者之间并非很好选择。那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八月。气温有时高达三十八度，一些单位已经推迟了下午上班的时间，甚或干脆放假。即便我决心舍弃轰炸，选择闷热，也还是别无选择：张汩主管房间一切设施，我只有“享受”的份儿。一旦我在她离去时关掉空调，她一走进屋，就示威似地立即打开它。张汩自己是无须享受她制造的这种优越环境的。她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房间呆着，只在夜晚就寝时进来，关掉空调，打开窗帘。只有在这时，我才在黑暗中和屋子里的物什们一起获得解放。
只以为闷热与轰鸣难当。直到有一次牙疼数日不止，去医院拔了牙回来，走进自己昏暗的房间，一股强烈的腐臭气味扑鼻而至，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是整日整日地如一块豆腐一样被腌在一个封闭发酵的酱缸里。白天十几个小时的轰鸣则如催化剂一样，可能令我在变成一块臭豆腐前先变成一堆崩溃塌倒的臭豆腐渣。洗手间的透气孔小得几乎看不见，倒在垃圾篓中的剩饭剩菜在封闭高温中一日如几日地快速腐烂，还有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洗手间的潮气……难怪服务员小董每打开房间走进来就会脸红、就立即“哗啦”一声扯开窗帘；难怪进来送饭的人不仅要脱口一声“这么黑！”，还时常在出去时“忘记”关门。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在轰鸣中祈祷上午九至十时那个时刻快些到来。服务员小董总是一进来就擦窗台，一擦窗台就开窗帘。最初，她总是“忘记”关上窗帘就走掉，到后来，她终于忍不住了：“人家别的屋整天整天都开着窗帘，你们屋怎么回事？感情她不用在屋里受热也不闻这股难闻味儿！她这人心眼怎么这么不好使？”再后来，小董便命令我，“我走了以后你不用拉上！看她能把你怎么着！”张汩当然不能怎么着，她只不过学会了小董打扫房间时她守在门口，小董一走，她便进来关上窗帘。并且，在向她的“领导”告我的状时，顺便加上了一条罪状：擅自打开窗帘。
我的皮肤渐渐感到刺痒。反正一天到晚除了受审别无它事，我便勤奋地洗自己。刺痒却有增无减，愈演愈烈。每日里，我不断地挠这挠那，直挠得皮肤下边出现许多小红血点。刺痒从腋下胸部向下蔓延，无论怎么洗，怎样更换内衣都无济于事。我害怕了，必定是来前在监狱关押时染上了皮肤病，现在发作了。同囚中曾有一个犯人长满了疥疮，夜间没人愿意挨她睡。看不下去她一脸的尴尬，我咬咬牙充硬挨着她。据说黄水疮不治，水流到哪里，哪里便生出疮来。而我身上，一片片红斑中，出现了小疙瘩。大夫来巡诊，开了扑尔敏，却更导致我在睡眠状态将身上挠的破烂不堪。我要求到医院治疗。
医生惊奇地望着我，不明白一个社科院研究人员是何故被两名警察陪着寸步不离。问我是否居住地潮湿？不通风？不见阳光？人也不常在室外活动？我肯定地、不住地点头。医生若有所思。他给我开了三盒硫磺软膏。“求求您！”我说：“多开些。”他问我要多少？我要了三盒的四倍：“我难得上来一次。”我解释，天知道下一回见光日是何时。医生不再发问，却在四倍基础上又加了一倍。抱着十五盒硫磺软膏回到我那让人发霉的高级住所，遵医嘱将软膏遍涂于全身溃疡处。
只一日，所有内衣外衣还有被子都肮脏不堪，放入水中浸不湿，打上肥皂不起沫。次日，重新上药后，将全身用卫生纸一团团缠裹，再裹好内衣内裤。然而，粗糙的硫磺软膏有些颗粒大如小米，加上皱纹卫生纸的摩擦，更令我痛苦不堪。我几乎是忍着全身痛楚，双手握拳，一分钟一分钟地熬。心里极清楚的是，我这块豆腐终于开始发酵而且无可挽回地烂下去了。
张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勉强打开窗帘的。每天半小时，还必须是有阳光的日子。下雨不开。阴天不开。多云也不开。而有阳光的日子也时常“忘记”开。为这所谓“每天半小时”的阳光，她剥夺了我更多的东西：收走了她的同事给我找来的杂志；宣布我不得擅自看电视；同时，越来越经常“忘记”给我送来当天的报纸。
半小时阳光和硫磺软膏根本无济于事，病势控制不住。我怀疑水质问题，是否洗得太勤了，洗去了皮肤上一层保护性油脂而导致过敏？我开始减少洗澡次数，同时请求张汩给我买了一瓶有护肤功能的普通浴液。她答应着，一天天过去，浴液始终没买来。我再三请求，心想，既然她如此尽忠职守，既然她经常一本正经地询问我生活上有什么要求，既然代购日用品原本是她作为看守的职责，又既然她经常和同伴上街转，买回一堆堆的小吃放在茶几上磨牙，她怎么会拒绝顺便为我买一瓶浴液呢？“先给你钱吧？”怕她忘记，我说。她却回答，“不用，买了再算钱吧。”但是，直到她离开，浴液始终没买来。她说：“你不知道，附近没有，商店可远啦。”到了后来，连护肤膏也不代我买了。我不得不数日不洗脸，以防脸上由于干燥而染上皮肤病。那些东西对当时的我来说，实非囚禁中的奢侈，而是无可救药的皮肤的一线希望。张汩与我同屋，连我在什么时候叹了一口气，她都记得一清二楚。那次她领导她的领导对我以“送秦城”相威胁时，所罗列的我的“罪状”之一就是：“你刚才还唉声叹气！”她对我呼吸的方式都如此谨记在心，可就是从来忘记代买我急需的浴液。
她走后不久，我获得了外出散步的权利，这时才知道，小买部近在咫尺，就在本招待所一层大厅里，那的日用品应有尽有，根本无须出楼门。而商店也不远，出楼门的三、四百米处，就是商品一条街。
所有这一切尚可忍受。难以忍受的事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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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去冬至，除了不断增减变化的药物，张汩拿来了更多的衣物。它们统统放在门背后的壁橱里。那也是我放衣物的地方，我用上格，她用下格。说不上什么原因，她的两名女同事时常要分别、私下光顾她的东西。久而久之，她们对她衣物的“检阅”变成了一种经常性的仪式。每逢张汩休假日，女同事替她看守我时，虽然也总是不守在房间，但却总是噔噔噔走来，一进门便扭身开壁柜，把张汩的提包拉链拉的刺刺响，东西翻得扑扑啦啦。检阅完毕，关壁柜门转身出屋径直走掉。不过她们见面时，彼此仍旧一派亲密无间。
尴尬的却是我。她们之间彼此的言行本与我无干，我历来对她们在这房间的一切举止言语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现在就由不得我了：分明二十四小时不离开这房间的只有我，我因而具有最大的“作案”嫌疑。这种嫌疑太让人作呕，它和“反革命宣传煽动”嫌疑是两回事。我试图制止两位女警察在她们同事背后的小动作，试了几次却张不开口。我实在怕看到她们为之脸红难堪。最好的办法是向张汩解释清楚。但张汩并未公开发出疑问，哪怕是含糊其辞地问一句：咦？我的东西谁动过？我只好对她同伴的检阅行为听之任之，等待机会公开解释。
张汩只是越来越多地突然拧动把手，开门进来。甚至有时刚噔噔噔走远，却悄然无声地返回来，哗地拉开门，出现在门口。
这正是她的一贯作风。
我得承认，我修练得极不够。无法在被人当做鼠窃狗偷之辈时仍脸不改色心不跳。金钱、权力及其他可以超脱，事关人格形象，我超脱不了。真够蠢的！
我就这么愚蠢地在忍无可忍中忍着，体验着屈辱、气愤和焦虑。直到有一个星期六，张汩临回家前收拾她的衣物。她将摆在壁柜里她衣箱前的一把新锁拿在手中，故意侧身向我，哢吧哢吧地试锁。
我正伏案看旧报纸，突然擡起头，转过脸，慢慢说：“你不在时，她们有时来翻你的东西，你知道吗？”说完，我如释重负。
她却像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东西被人暗中翻动似地，表示惊讶：“是吗？谁呀？”
出乎意料的是，她反而变本加历地一次次突然旋风般推门进来。在一个按时来热水的晚上，她没有如往日那样回来冲浴。等她良久，还是未归。热水时间有限，我决定先洗。刚打开壁柜取衣物，门突然开了，她进来站在我背后。她似乎很久以来就丢掉了高跟鞋在水磨石地板上碰撞的声音。假日里，代她监管的另一个女同事，也学会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进门方式。更令我焦灼尴尬的是，当楼下她的同事在窗外喊她去某处玩耍时，她一边大声应和，一边从壁柜里取出钱来，故意转身对我点钱，数完又放回去，然后才出门走人。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壁柜，对着我的面，哗哗地那些她走前清点过得钱。这等夸张的举动是什么意思？暗示我想偷她的钱？
她纵使丢了金子银子，丢了壁柜里所有的东西，连同床头柜里她的药，洗手间里她的洗漱用品统统丢光，也不干我的事！并不是我喜欢呆在这里整日整夜分分秒秒不离不去！她却将那没说出来的臭狗屎盆子准确无误地扣在我头上！而她既不发问，也不指责，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让我没有机会辩解，让我哑巴吃黄莲，无法不承受栽赃。
我第一次领教什么叫含蓄、温柔。张汩永远不会横眉竖目、暴跳如雷或歇斯底里，形之于色。她的典型风范是：面带微笑，和蔼谦怀、语音轻柔，举止得体。
独自一人时，常瞬间产生一种冲动：想砸电视机、空调、摔电话机，掀翻室内一切陈设，让所有东西顷刻变成一堆让人舒心解气的破铜烂铁臭垃圾。每逢此，我咬牙切齿地控制自己，抱紧不听话的双臂，困兽般在室内疾走！僵直着双腿在椅子边，命令自己坐下！坐直！拉开抽屉！取出纸！拿起笔！写！写什么？我在心中对自己大吼。纸上无一丝空白处！笔已干涸了多日！我能怎么写？经常把“生活上有什么要求？提出来我帮你解决”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张汩的确曾代我买过一支笔，拿来十多页纸。但自从发现这两样东西和家中稍来的英语教材一起成了我稳如磐石守在桌前、赖以安静充实、日日有收获的宝物后，她便开始对我谎称：公家没墨水了，所有的笔都没有了。纸也不能拿了，领导不让。即便写交待材料也得严格控制。与此同时，她扣押我家中稍到公安局的东西。几度拖延到不得不拿来时，却故意暗中将书从衣物中翻出扣下，并在家中写来的物品清单中悄然划去了“稍去书”等有关字句。我是怎样信赖而恳切地告诉她书对我的重要性并请求她为我带来啊！她当然也一边和颜悦色地答应帮我购买墨水和稿纸，一边绝不去买。我还能做什么来缓解压抑到极限的心身？脑筋嘣嘣嘣地抽搐，我用没有墨水的钢笔在没有空白的纸上数十遍、上百遍地划出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直到臂肘发酸，手指发麻，牙齿生痛，太阳穴暴胀。
“检阅”行为仍在继续。上了锁的皮箱并不能唤起张汩同伴的自尊自爱！皮箱不能翻了，可以翻提包、挎包。我怀疑她们认定了要我作替罪羊！
我终于将自己的全部衣物转移出那令我恶心的壁柜。这一度引起张汩的暗自惊慌，她愚蠢地不知我将东西放在了何处。故作镇定地满屋子四下寻找之后，终于和服务员小董要来了电视机柜钥匙，打开了那个一贯锁着的电视机柜。里面空空如也。这一发现更颇费她猜测。她终于用她一贯的温柔体贴语气开始调查发问了。她是这样了解我那些不翼而飞的东西究竟放在何处的，她扶着打开的电视机柜门轻声对我说：“北明，把你的东西放在这里吧。”
当她惊讶地看着我只不过踩着椅子从壁柜上端打开一个顶壁柜的门，从里面取出自己的衣物时，明知故问道：“你怎么换地方呢？”然后，她告诉我一个她早就知道的事实：她的那位叫做王姜丽的女同事在一次翻了她的衣箱之后，告诉她了。而之所以那一次翻完告诉她，是因为女同事不能将箱子中一件从深圳买回来尚未拆包的衣服的包装复原，“拉链拉不上了，”张汩说，“如果能拉上，按原样放好，她肯定不会告诉我。”她接着说：“我就知道准是她！你不要多虑，我心中有数。”
她说的是衣箱。也就是说，这事发生在她喀喳喀喳上锁之前。这意味着，张汩早已确认翻她东西的不是我了。她最近以来对我变本加历的监视，并非是为了维护她的“金银财宝”，只是为了明确地暗示我，我是个鼠窃狗偷之辈！她刻意利用我的洁身自好从心理上、精神上打垮我。
这个发现使我不寒而栗。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一旦发现可以不受惩罚，她将如何迅速地膨胀自己的恶性。
在一个明媚的中午，我作了一个白日梦：
招待员小董站在窗台上擦玻璃，以便迎接某卫生检查团的检查。小董拉开了那个关着陈年秘密一样的窗帘，顿时清新的空气带着美妙的欢悦在房间中流动。窗外的景致如同从未见过天日的阴谋一样暴露在璀灿阳光下，显得苍白而死寂。张汩笑眯眯地对小董说，“小心点，你可别掉下去。”说着她走进窗口，探头下望，继续道：“哟！这么高，下去了就没命了。”说着，她自己掉下去了。摔成残废或者摔死了。她是怎样掉下去的？对了，是我把她推下去的。我弯下腰，搬起她的两条腿，没等她喊出声，就让她到窗外接受地球引力去了。我会对调查者说，是她自己踩着椅子、登上窗台、不小心失重掉下去的。我始终呆在沙发上，距窗台三米远，小董可以为我作证。
梦醒后，我对自己说，这个白日梦做错了。是她自己掉下去的，而我只是看着她踩不稳，看着她在窗边摇摇晃晃，没有去拉她一把。我将向法庭否认我有拉她的可能。
但我不能对自己否认，我作了这样一个梦，一个谋杀的梦。我发现，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的内心充满了仇恨。
当这仇恨随时间的推移、境遇的改善而淡化时，我恢复了理性。反思这段经历，体会出一些平日里无从体会的事理：
人之间的许多Persecution（迫害）是建立在相互隔膜基础上的。而这种迫害的确是人类仇恨的起源。
某种程度上，无知等于残忍；愚昧导致胸怀坦荡；心灵枯竭的人可以制造人间奇观。
我们都傻过。可怕的是，有些人注定要一路傻过去。
米兰•昆德拉没有说：尽管上帝发笑，人类仍要思索。
作者为中国作家、记者，现居美国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