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六月只有三十天

重读八九春夏之交《人民日报》若干细节(下篇)

昝爱宗(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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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4日讯】

第十八天

1989年6月18日,星期日。第三版国际新闻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府经济和计划部长奥弗恰罗夫号召人民“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他强调,保加利亚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一样,绝不允许存在任何染指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允许破坏宪法和法律,绝不允许破坏全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这位部长是在保共中央和各社会团体联名举行的隆重纪念季米特洛夫107周年诞辰的盛大纪念会上讲这番话的。他号召全国人民从季米特洛夫的理论和思想中吸取力量,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维护民族统一,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保加利亚采取增进国际信任和谅解的新决定进行投机。保加利亚正在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努力完成对全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的任务。因此,需要是严谨的组织工作、纪律和忘我的献身精神。保加利亚人民正在建设自己的和平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偏离已经确定的道路。

另一条是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的消息,中央新任主席潘切夫斯基说南摆脱目前危机的惟一出路在于推行已经宣布的经济、政治和共盟三大改革,经济是指建立基于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之上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行真正的民主化,保证建立完整的自治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基础。彻底实行非集权化和非官僚主义化,并消除文牍主义和衙门作风。而共盟的目的最终是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先锋队”。

回到国内,一则消息说“劫难后的天安门广场迎来第一批小客人,万名少先队员举行主题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队会”,还配发了图片。如今,当年的少先队员该走上工作岗位了吧,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忆起当年的飘着血红色的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时代?

第一版的主要消息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采访,指出“绝大多数人民拥护共产党领导和国家不希望发生颠覆是基本事实”。袁木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受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的采访。进行了45分钟,一些中外记者旁听了采访。布问:是邓小平主席下令进军的吗?袁答: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是执行戒严任务,为了维护首都的秩序。在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没有打死一个人,解放军的军车也没有轧死一个人。现在国外舆论中有所谓血洗天安门,轧死多少多少人这样的设法,这是不正确的。当时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排着队、打着旗和平撤离的,或者说自动撤离的。

布问:我在您所讲的这番话中发现一些令我震惊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几百尺长的胶片,可以表明:工人、学生被枪杀,无辜的旁观者也遭到枪杀,而且不但是来自我们西方国家的记者,还有一些中立国家的观察家,真个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人都看到人们站在很近的距离被解放军枪杀了。您怎么能够说,您和中央领导人却不相信有人受伤呢?

袁答:我没有说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没有发生伤亡。我刚才只是说,解放军在清理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没有发生打死人的事情。至于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过程中,有一些歹徒被打死,也有一部分看热闹、围观的群众遭到误伤,解放军本身也遭到很大伤亡。关于这个伤亡的情况,我已经在前不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国务院宣布过了。在这个事件中,解放军有5000多人受伤,围观的群众和歹徒受伤的有2000多人。死亡的数字大体上200人,包括解放军,以及歹徒和少数围观的群众。

布罗考最后又重复自己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几百尺录像带表明学生和围观者被枪杀。他把几百英尺录像带一句“改为”(《人民日报》原文)有几英里长的录像带,袁木回答说:“现代技术的发展,为有的人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他们可以搞出比你说的更长的录像带来歪曲事实。谢谢你对我的采访!”

这一天的报导还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杨涛在兰州被抓获”、“‘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头头贺力力的联络员贺群印、尤建齐二犯在西安被抓获”、“北京‘高自联’头头、北京电影学院夜大班学生马少方在广州见到报纸上有他被通缉的消息,便到派出所头投案自首”、“北京已有109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安部长王芳要求公安干警再接再厉乘胜追击,15位公安系统的有功人员受到表彰”等等。

第二版还有一条涉及军用枪支弹药等军用物品的消息,“北京收缴一批散失军用品”。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从公安部门获悉,连日来,北京市公安机关清查收缴被抢劫或散失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品,取得了初步成果。据戒严区内8个公安分局的统计,截止6月17日,已收缴各类军用枪支181支,其中冲锋枪135支,步枪2支,手枪25支,机枪19挺(包括高射机枪4挺);子弹28287发。此外,还有电台、警棍、钢盔、催泪弹、匕首、盾牌等军警用品232件。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凡持有戒严部队散落的枪支弹药者,必须将枪支弹药立即送交公安机关,不得隐匿或擅自处理。拒不送交者,以私藏枪支弹药罪论处。

第十九天

1989年6月19日,星期一。这一天,第三版国际新闻的头条和第一版国内新闻的头条都是关于“动乱”的。前者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乌兹别克动乱有预谋’”,后者是“崔国政刘国庚李国瑞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杨尚昆会见三位烈士亲属说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新华社莫斯科6月16日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指出,苏联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州发生的动乱是一场经过仔细策划的、有预谋的行动。这场动乱是一些极端分子头目一手制造的,现在要采取一切措施,消除冲突的根源。一方面要对群众进行解释说服工作,另一方面要发挥法律的威力,动员群众和治安机关一起尽快使该地区生活正常化。据报导,6月3日该地区发生了一场动乱,这位苏联政府首脑从6月12日起一直在该共和国处理这场动乱。

第三版,匈牙利的“刘少奇”、前政府总理纳吉重新安葬。报导称“匈牙利党和政府发表声明纳吉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代表者”,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息后于1958年6月16日被判处死刑的。33年后的6月16的,党和政府在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举行隆重葬礼,重新安葬,有25万人参加,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参加葬礼。葬礼是在政府认可和协助下,由匈牙利历史平反委员会等群众团体独立组织的。

在哥伦比亚,一位被称为“四.一九”运动的游击队领导人卡洛斯.皮萨罗(总司令)提出一项新的和平建议,表示在一项政治协议和公民投票的基础上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成为一个政治组织。6月13日晚,哥伦比亚总统府新闻秘书处散发了这位游击队总司令致巴尔科总统和两大主要政党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实现这支游击队非武装化的4点意见:1、政府应将由当局、各政党和“四.一九”运动在和平谈判中一致达成的政治协议提交国会,使之形成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2、进行选举改革,确保各政党在竞选中平等地享有政府的选举经费和新闻传播渠道;3、国会中的的各政党承担义务,使政治协商在立法院中得到通过;4、就和平与民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让全国人民就和平进程中达成的各种改革协议进行表决。这些法制程序完成后,“四.一九”运动将全部放下武器,变成一个政治组织。“四.一九”运动是哥伦比亚6支游击队中的一支,1989年3月,这支游击队与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如皮萨罗的建议能够得到当局和执政的自由党和主要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看了这个报导,进一步证实了“枪杆子出政权”是个强权者的真理,因为有武器,游击队才敢于与政府提建议,如果能够成为得到法制保障下的政治组织,地下变成公开,非法成为合法,才能放下武器。不过,人类毕竟在走向和平,采取政治谈判、对话和公民投票的方式当是上策,任何政府都应当尽最大可能避免采取暴力或使用武力,才能最终走向和平。

回到国内,第一版的消息,有“外贸出口保持好势头,出口下降局面基本扭转”、“《美国之音》继续造谣”等。6月17日,新华社电文这样说,“此间有关人士指出,《美国之音》今天偷梁换柱,继续散布所谓解放军‘血洗’天安门广场的谎言,攻击中国。《美国之音》还公然对上海判处3名纵火焚烧列车的歹徒死刑横加指责。《美国之音》在广播中是这样说的:‘中国政府企图使人相信,在军队6月3日晚上开进北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被打死。’有关人士指出,《美国之音》又在制造谎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在平息6月3日至4日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没有死一个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早在6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公布了平息暴乱中的伤亡情况,并说经过核实,在死亡的近300人中包括解放军官兵、罪有应得的一小撮歹徒和少数误伤的市民和学生。至于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曾介绍说,在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一人被打死,学生是比较有组织打着旗从广场的东南角离开了广场。”

不知道《人民日报》的记者和三审为什么那么不仔细,第一版标题居然出错:“水利部抓紧防汛抗洪淮河首次洪峰安全下泻”中的淮河变成了“黄河”,是不是当时的编辑人心不稳,差错就多了呢?

第二十天

1989年6月20日,星期二。国际新闻版面显要位置就是“华盛顿的鼓噪可休矣”,作者是“詹之干”,他说,美国政府和政界的一些人职责中国政府的平息暴乱是“大规模屠杀平民”。中国政府解决平息了这场暴乱,避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建设成果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是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事。试问美国政府,是否能允许类似的暴乱在划时代发生和蔓延,并听之任之?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和白宫的某些先生,俨然以“人权救世主”自居,无所顾及地对中国境内发生的事情颐指气使、横加指责,甚至还通过这个、那个决议,对中国攻击一番,好像他们就是那样地“讲仁政”。可是,历史的记录,早把他们自己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华盛顿那些言必称人权的先生们应该记得,当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群众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支持黑人女孩去公立学校就读而进行示威,当局竟动用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进行阻挠,造成震惊世界的小石城事件。还应该记得,60年代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而掀起的“自由入校”、“自由进餐”、“自由乘车”运动此伏彼起,但是,几乎每一次抗议浪潮都遭到美国当局的镇压。特别是当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枪杀之后,为了镇压参加抗议的黑人气候子,美国政府调动大批正规军和装备精良的第82空降师,酿成了战后美国历史上空前的流血事件。更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遍及全国的反对越南战争浪潮中,美国政府曾多次动用武力对付抗议群众,这些事件的后果,至今仍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试问,华盛顿的先生们还有什么资格在那里侈谈什么“人权”和“自由”?!有什么权利指责中国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正义行为?

人民日报记者发自开罗的消息,苏丹军事总指挥部宣布,苏丹政府6月18日挫败了一起旨在恢复前尼迈里政权的军事政变,所有参与政变的阴谋者已全部在押,但未提供这些被捕者的名字和人数。反动政变的主谋是驻扎在首都喀土穆市的装甲兵司令官。目前苏丹局势平静。

第三版还刊登一幅传真照片,6月18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哈格.根哥布度过27年流放生活后重新回到纳米比亚,他跪下亲吻自己国家的土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参加定于11月份进行的大选。流亡者能够在27年后回来,多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回来就可以参加大选,27年的流亡等待政治变革后的这个结果,是值得的,难得的。

第一版国内新闻,多是学习邓小平讲话的报导,多是以“认真学习”、“全面深刻领会”、“澄清是非统一认识”为标题。还有一条是李鹏、乔石、姚依林会见烈士亲属,李鹏说,要把平息暴乱进行到底,决不放过坏人。同时要认真执行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李鹏会见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这三“国”字辈解放军的亲属。李鹏还说:“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党个政府对动乱一直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们的解放军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如果不这样,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第二版的消息是:为“美国之音”提供谎言,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张伟平被缉拿归案。新华社杭州6月19日电(记者胡宏伟)据杭州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在杭州眼、动乱期间,制造所谓“浙江省政府为北京死难学生下半旗志哀”这一谎言并提供给“美国之音”广播的不法份子,已于18日下午在浙江省嘉善县被公安部门缉拿归案。据有关部门介绍,6月日上午11时许,浙江美术学院一些学生游行来到浙江省政府前大门。为了劝阻游行学生进入省政府大楼,保证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有关工作人员暂时关闭了铁栅大门。学生们聚集在大门前起哄。这时,人群中有人叫喊:“下半旗。下半旗!”一个身穿白色短袖体恤杉的学生翻爬到门楼顶部旗杆旁,动手解开升旗绳索。因一时拉不下,这个学生就用力摇晃旗杆,猛力将国旗扯下一截,斜歪在旗杆上。当时在场的省政府工作人员和一些群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张伟平通过电话将这则谎言报送给了“美国之音”记者。6月6日,“美国之音”播出。据悉,此案正在审理中。时隔15年后,不知道当年这位向“美国之音”记者通电话的国画系学生受到怎么样的法律制裁?

第二十一天

1989年6月21日,星期三。当年有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一北朝鲜一南朝鲜,现在德国已经统一多年了,只剩下韩国和朝鲜仍旧处于敌对状态。《人民日报》驻平壤的记者徐宝康6月19日报导,6月23日起将对南朝鲜开放板门店北方一侧的大门,便于南朝鲜青年参加在平壤举行的第1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筹委会的代表离开平壤,为了去汉城,只得取道香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导致同为朝鲜族血统的青年分别在被禁止的分界线内,国际代表要想从平壤到汉城,还需要经过香港,虽然是一界之隔,但比千山万水还要遥远。不知道何时才能打破这一“界限”,两者合一,共享世界文明?

回到国内,新华社石家庄6月20日电,记者刘英茹报导,“北京‘高自联’又一头头落网”:“6月19日晚7时,河北保定市公安局人民公园派出所治安积极分子在公园巡逻时,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当即带回派出所审查。该人自称张顺,装卸工。干警看他皮肤较白,与职业不相称,进一步审查。该人供认是北京‘高自联’头头刘刚,吉林省辽源市人。1878年3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到沈阳六零一所,1984年7月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为研究生,1987年在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任职,同年辞职,1988年新年回到北京,在耐磨材料开发公司等单位任职,现无业。经与北京市公安局联系,保定市公安局于20日上午将刘刚押送北京。”

拉萨戒严后迎来首批外国游客。该报拉萨6月20日电,空寂达3个月之久的拉萨假日酒店,10日以藏式礼节迎来首批客人。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是胡锦涛(1988-1992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第一版头条是“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及时审判动乱暴乱中的犯罪,严肃执法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重大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任建新。还有一条新闻是“首都部分法学家孙国华(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教授)、王叔文(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刑诉法教授)、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教授)、吴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宪法学教授)、兰明良(法律出版社社长、国际法专家)等座谈邓小平讲话时指出,平息暴乱为维护宪法建设民主须加强法制”。

第二版,用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两篇文章:一是“暴乱平息后的沉思-试论事态的发展为什么走向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作者是郑言实,文中有一句是“民族的灾难只有靠全民族的反思才能真正加以遏制。”二是“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驳斥美联社一则歪曲报导,指出戒严部队军官李之云向外国记者介绍情况时,从未讲过‘战士向广场开了枪’”。

第二十二天

1989年6月22日,星期四。当天的国际新闻报导了来自科伦坡的消息,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发表公告,再次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斯里兰卡国防部长说,自1989年1月份总统宣布在全国解除已实施5年的紧急状态以来,暴力活动从未停止。暴徒们屠杀无辜,焚烧公共汽车,强迫工人罢工,企图破坏经济和颠覆政府。为了维持治安,使全国恢复正常秩序,政府被迫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在波兰,议会议员460名和参议院参议员100名已经选出,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联盟派在议会拥有299个席位,以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拥有161个席位;在参议院,反对派占99个席位,联盟派未获1席,余下1席被无党派人士和私人企业家夺走。不久,他们将举行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国民大会,将选出共和国总统–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走向自由。

回到国内,第四版一条消息这样说:苏州书画家近日特地创作一批书画作品,委托总政宣传部转赠北京戒严部队。著名书画家沙曼翁说,我活了70多岁,从来没有看到过用制造动乱、暴乱的方法要求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文革”把我们折腾得够惨了。对付这帮暴徒就是要实行专政,否则国无宁日。他挥毫书写了“坚守岗位、卫国爱民”的条幅献给北京戒严部队。

上海消息,在上海光新路铁路道口严重骚乱中犯有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破坏交通设备罪的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6月22日被依法处决(死刑)。另外参与的六名犯罪,有两人无期徒刑,四人十二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另外有一工人因盗窃被收容劳动教养二年,一工人因偷盗被行政拘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市长是朱镕基。

新华社贵阳的消息,台湾一派遣特务20日晨在贵阳落网。这名被称为“长期潜伏在贵阳的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派遣特务”的欧宗佑,20日凌晨被大陆公安机关抓获。报导称:“欧宗佑在大陆一些地方发生动乱和暴乱期间,接受台湾特务机关‘从事学运,配合区内形势,秘密策动学潮’,‘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指令,散布‘这次共产党真要垮台了’的恶毒谣言,蛊惑人心,并千方百计为境外收集我刊有动乱情况的内部报刊资料,拍摄游行、静坐、演讲的照片。欧宗佑还向国民党军事情报局多次书面和口头表示:‘誓为结束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贡献一份力量’。”46岁的欧宗佑,是贵阳市以开办画室为业的文化个体户,“骗取了贵阳市中山西路个体劳动者协会主任等社会职务”。由于醉心财物,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84年11月他去香港探亲期间,即被台湾特务机关策反并派遣回贵阳,其主要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组织,为敌特机关提供、传递情报。之后,他又数次专程赴香港接受特务训练,并在香港及广州、深圳、桂林等地多次与台湾派遣特务秘密接头,传递经济、政治及人事资料情报,接受任务和活动经费,还发展了组织成员。

第一版,李鹏会见巴基斯坦客人时强调“中国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上同各国发展关系”,姚依林会见世界银行官员时说“现在中国局势是稳定的”。

第二十三天

1989年6月23日,星期五。匈牙利再次进行政治协商圆桌会议,表现合作的愿望和对民族事业的责任感。6月21日来自布达佩斯的新华社报导称,参加谈判的各方派出的专家已就具体谈判内容和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国会主席宣布:在政治方面,各方将就修改宪法、共和国总统制、宪法法庭、制订选举法、修改惩治法、制订新的新闻法和建立免除武力解决办法的保障等问题进行协商。所谓圆桌,就是平等、民主,只有先实现程序上的正义才有可能实现实质正义。圆桌比主席台上的核心更能体现民主的重要性。可喜的是,匈牙利不但要建立宪法法庭,还要制订新的新闻法。政治协商,建立民主国家。

6月21日,新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建设和建筑艺术委员会主席叶利钦主张把苏联的工业基建投资削减30%-40%,腾出资金用于社会福利。1989年6月3日《参考消息》援引美联社二日报导,苏共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说叶利钦提出要党放弃对最高苏维埃权力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梅德韦杰夫说,党的领袖兼任国家元首在世界上并不奇怪,苏共有权选择国家和政府首脑。6月21日,苏联另外一位副总理职位的经济学家对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说,苏联必须在2年内摆脱经济危机,再用5年时间对整个经济体制实施深刻改革。他还说,目前不存在即刻改善经济状况的灵丹妙药,必须综合解决经济问题,重新建立完整的经营体系。这位经济学家名叫阿巴尔金。

再看看15年前的6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就是被海内外评论人士经常提及的大名鼎鼎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句就是“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通过结合这场斗争实际的学习、讨论,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何等的重要”。社论还提到:“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还提醒了我们,决不可以放下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有力的武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停息,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

既然阶级斗争还没有停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坚持”就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最早这条坚持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是要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所以就出现了流血与牺牲,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大量的斗争: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插手动乱、造谣煽动,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落网,有些特务向国家安全机关自首。5月19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于5月19日、5月27日依法拘留了台湾国民党特务、北京市某工厂干部王长洪、钱荣勉和梁强,特务到天安门广场散布谣言,煽动动乱,并混入绝食的学生中挑唆说“政府真没有人性,这样的政府还要他干什么!”造谣说“西安民警打死了几十个学生”。王长洪还向台湾特务机关报告说“当前要向工作之重点放在工运上”。

在第二版,阶级斗争正在升级,形势看来很严峻,如“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北京七名罪犯被处决”,这七罪犯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6月17日,他们向北京市高级法院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通知的规定,核准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6月22日上午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通过这个报导,可以知道,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是从1983年9月7日–也就是全中国第一次实行最严厉的“严打”政策的同一年,开始实行“部分死刑案件”可以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就可以由当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执行死刑”。现在,有法学界和新闻界人士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收回这个“授权”,这个权力不宜下放到地方。同时,不知道最高法院如何为“部分死刑案件”制定标准,符合怎样的标准才是最高法院需要核准的死刑,符合怎样的标准才是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需要核准的死刑?像6月22日被处决的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的7名罪犯,是不是符合可以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就可以由当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执行死刑”的“部分死刑案件”?

6月22日,在长沙,参与惊骇全国的长沙“4.22”事件的27名犯罪份子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犯罪份子、湖南省消防器材总厂工人李卫红因寻衅滋事,煽动焚烧摩托车,殴打民警,打砸行为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余26名犯罪份子被分别判处1至15年有期徒刑。其中,工人6人,个体户4人,停薪留职人员1人,还有农民、无业者。

第一版的消息传出,美国“悍然宣布对我实行新‘制裁’措施”,是由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的,包括采取5项对中国的“制裁”:暂停武器出售和中、美军事领导人互访、停止高层接触、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等。同时发布的另一条新闻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美干涉我内政,希望美方不要做不利于双方关系的事”。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代表政府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对港澳方针不变。姬鹏飞说:“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构想所制定的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北京6月25日的《参考消息》援引澳门《华侨报》6月23日评论称“北京这一安排,显然是看到了港澳人心的严重不安以及已经对中国(例如投资)或将会对中国(例如开放政策和四化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由姬鹏飞出面安抚一番,叫大家放心。姬鹏飞这一番说话,应该说,对于港澳同胞近来心中的牵挂和疑惑,甚至是恐慌,起了一些缓解作用的,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大家并没有因此放心。姬鹏飞谈话的一些内容,也会被接受,但是还有一些内容是港澳大多数人很难接受的。例如对这次北京学生运动的定性逐步升级的问题。”

本日的其他消息还有:田纪云会见英国客人–一企业总裁说,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一些国家在贷款上卡中国是短视之举。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外经济合作将会继续发展,外交公寓枪击事件中公寓里无人伤亡。这是指外国记者问6月7日戒严部队向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开枪损失家俱和其他设备,中国方面是否准备为此表示歉意?发言人李金华答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在受到来自外交公寓的枪弹袭击时进行还击的。对这一事件,中国政府做了迅速的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公寓里无人伤亡。

第二十四天

1989年6月24日,星期六。第三版国际新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比较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赫尔曼22日在德党11届8中全会上就党的工作重点、当前形势和国际局势作了报告。他说今后各级党组织要更重视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认真考虑群众的建议,同时要耐心而有原则地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说服力,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党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民德将继续肩并肩和兄弟国家站在一起,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民德坚持与西德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奉行同西柏林做好邻居的政策,但对联邦德国的新纳粹势力影响增大表示忧虑。他强调,柏林墙不能拆除,因为民德不能放弃自己的安全,不能不防止经济掠夺、搞心理战的犯罪份子的渗入和毒品交易。赫尔曼还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以新的成就来迎接建国40周年和党的十二大。

不过,今天再看这条老新闻,总觉得历史车轮滚滚,谁也挡不住,虽然说柏林墙不能拆除,但最后他们自己早早把这个障碍拆除了,免得看着难受。

6月份,朝鲜继续反美,在“6月25日-7月27日反美共同斗争月”前夕,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于6月23日发表联合呼吁书,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支持朝鲜的和平统一,并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彻底改变分裂朝鲜的政策,以适应对话和缓和的潮流,使朝鲜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呼吁书还说,朝鲜目前继续存在的这种充满战争的危险状态,是与时代的缓和潮流相违背的。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是金日成,还没有死。

国内新闻主要是邓小平的10段话,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这个四坚持早在1979年就由他论述了,当时他并还不是形式上的最高领导人,他只是中央副主席。邓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0年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文革’期间的群众性运动性质的言论自由)”就是防自由化。他还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接下来的第一版国内新闻有一条标题是:刘晓波参与动乱被拘留。同日国务院所属的《经济日报》是第一版新闻标题是:从美国回北京煽动动乱,刘晓波被拘留审查。文章正文是: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据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去年11月去美国访问讲学,在美期间与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目胡平等人关系密切,曾为“中国民联”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支持煽动学潮。1989年4月27日,刘晓波从美国回北京直接参与并煽动动乱,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1990年1月6日,在王丹等人被宣判有罪的当天,刘晓波被判免于刑事处罚。

别的消息还有:解放军总政主任杨白冰(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弟)会见十位烈士亲属,说要把平息暴乱进行到底以告慰烈士英灵。126名非法组织头头成员等到上海公安机关登记或自首。错误估计大陆形势,派遣特务插手动乱,台湾当局掀起一股反共浪潮。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率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慰问首都戒严部队。人大法委党员委员学习邓小平讲话时指出,平息反革命暴乱完全正确,人大应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集会游行示威法”、“戒严法”、“新闻法”等要加紧制订。

后来的消息我看到,新闻法并没有生出来,估计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今15年了,当苏联、秘鲁、印度等国家陆续有新闻法的时候,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

24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消息,制造“浙江省政府为北京四难学生下半旗志哀”事件的26岁浙江美术学院85级工艺美术系学生崔建昌在南昌被捕。“外高联”头头、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潘强在济南山东大学被捕。截至6月20日,济南收容审查了108名打砸抢烧犯罪份子,并依法逮捕了其中40名。这108人,是不是可以称呼“108将”呢,是否有水浒传里的人的行为呢?报导没有解释。

第二十五天

1989年6月25日,星期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是这个月惟一套红的报纸,大标题是: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前铁道部长,因为上海铁路列车相撞事件人员死伤并包括外国人而引咎辞职)为书记处书记,撤消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前上海市委书记)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通过播发的照片,邓小平与江泽民并列,一左一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照片上面有一些人在鼓掌,多为老同志,是杨尚昆的亲属杨绍明摄影,可见他能够进入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摄影。新闻资料显示:6月19日-21日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23日-24日四中全会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170人。笔者查了一下资料,1987年11月2日公布的中共十三大中央委员名单,当时的中央委员有175人,1年多以后的四中全会,少了5个人参加,不知道是否是赵紫阳、胡启立、鲍彤等人参加,其中的一位委员胡耀邦已于4月不幸去世。资料还显示:华国锋、胡锦涛、温家宝、王蒙、万里、乔石等都是中央委员。

第二版刊登了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照片,及他们与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合影,没有发布个人简历。以及社论:坚持立国之本,走好强国之路。还有本报启事:北京发生发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6月7日起,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本日起恢复出八块版。

第四版全文刊登王昭的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原载6月24日《北京日报》。6月24日国务院办的报纸《经济日报》在第二版也刊登此文。文章这样写道: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前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做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之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份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关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份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

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地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

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顾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地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们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拚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极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嚎。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份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得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起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5日第四版头条,文字篇幅近对开大报半版面积)

第二十六天

1989年6月26日,星期一。国际新闻版,共产党朝鲜又在骂南朝鲜,来自新华社平壤的消息,“南朝鲜当局竟然违背民意,禁止南方代表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3名筹委会的代表原打算由平壤经香港到汉城,但南当局拒绝他们入境,只得返回平壤。他们在平壤机场发表谈话认为南朝鲜当局是错误的,违反了为正义而斗争的青年学生的意愿。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节是由美国举办的,南朝鲜肯定参加,看来制度与制度之间的不认同远远高于对血统、民族的认同。

第三版报导了来自苏联的消息,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卢基杨诺夫6月24日说,在目前极其复杂、困难的阶段,放弃苏共的政治领导作用是极其危险的,他在对《消息报》记者说,当前的改革不是由别人,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就没有民主、公开性进程和政治新思维–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对于多党制,这位副主席说,无论何时何地,多党制并未保证摆脱专制或自动解决物质和经济问题。只有把社会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解决苏联当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苏维埃政权同党的政治工作共同努力,就会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潜力–没有共产党,苏联或许不会解体;有了共产党,苏联只能解体–话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6月24日,苏联首届人代会通过决议,危机尚未摆脱,努力推进改革。“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希望,但暂时还未带来预期的成果,尤其是经济和社会领域。某些问题激化,社会气氛紧张”。决议谈到法制时强调,在公民、团体和企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应明确一个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应许可。人代会要求加强对贪污腐化、集团犯罪、盗窃和受贿等现象的斗争。

来自纽约的电文,该报记者刘开宸报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的美籍华人教授王际真6月2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共产党40年的统治是中国取得空前进步和比较繁荣的时期,生活水平还不高,但基本上无饥饿。据我所知,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在这40年中的生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好,不难预测,绝大多数人民是要保持现在的政权的”。对于动乱,他说“毫无疑问,最近在中国,一小撮人煽动示威游行和动乱。其目的在于推翻现政府,建立一个似乎是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责任镇压任何反革命运动。”

一条没有署名的来自华盛顿的人民日报记者消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焚烧国旗不违法,成为判例。198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达拉斯举行期间,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约翰逊的示威者在市政厅前面烧毁了一面美国国旗。根据德克萨斯州的禁止侮辱国旗法,此人被判处一年徒刑、罚款2000美圆。但1988年,德克萨斯州的刑事上诉院以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依据推翻了上述判决,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1989年6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最高法官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数赞成推翻判决。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五名最高法官称,表达个人意见的行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约翰逊表示己见烧毁国旗不能受到惩罚,但如以烧毁国旗煽动骚乱,则有可能因触犯法律而被起诉。报导还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美国的影响极大,因为除阿拉斯加和怀俄明两个州外,全国46个州都制订有禁止侮辱国旗法,联邦也有一项类似的法令。上述裁决立即引起白宫和国会的斥责。6月22日正在纽约视察的布什总统在一个集会上说,他尊重最高法院,希望看到本国法律得到充分支持,但他说,“我必须表示个人反应,烧毁国旗的行动是错误的,绝对错误的。”在国会山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众议员同声指责法院。众议院新上任的议长弗利说,美国人痛恶烧毁国旗的行为,他们很难理解这种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参议员们的情绪同样激烈。22日,参议院以97票对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深表失望”。决议宣布,国会相信侮辱国旗的行为决不是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许多议员要求作出一项宪法修正案,推翻法院的裁决,但据说,这类修正案需要得到2/3议员票数和38个州的立法机构的赞成,过程繁琐。因此,参院又于23日通过一项立法,要求惩罚侮辱国旗行为。此项立法称,凡撕毁、毁损、烧毁、践踏美国国旗者或把国旗放在地面上者,都将课以1千美元之内的罚款,或判处一年之内的徒刑,或者同时罚款并判刑。这就是美国的制度,宪法高于一切,总统和国会也无可奈何。谁说相互制约的权力和民主不是一个不坏的制度呢?

回到国内新闻,第一版,中顾委举行第四次全会,中纪委进行第四次全会,要“坚决响应十三届四中全会号召,全力支持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解放军三总部和各大单位坚决拥护四中全会各项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作出新贡献,全总负责人表示走好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团中央、武警总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纷纷表示拥护。民主党派的民建中央也召开座谈会表示“我们完全拥护”。

第二十七天

1989年6月27日,星期二。新华社电讯,6月26日,万里召开委员长会议,人大常委会将举行第八次会议,5月10日建议常委会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考虑到当前情况,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新闻法》的起草工作还要总结在这次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舆论导向工作的经验教训,充实有关内容,因此,这两个汇报暂不列入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

暂不列入,应该是不列入,15年了,《新闻法》迟迟不出台,记者的采访权得不大到法律保障,舆论监督显得更加无力,贪污和腐败更加猖獗。

国际新闻,前上海市委书记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一个表示祝贺的外国人就是金日成,第二个就是民德的昂纳克–一个已经被证实了的大贪官。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对中共产生新领导机构表示高兴。

关于昂纳克这个独裁者,15年前的1989年10月民主德国发生剧变后以“健康原因”辞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同年12月2日,被以“滥用职权”、“非法享有特权”为由开除出党,接着受到民主德国监察机关侦审。1990年1月29日在医院被临时拘捕,次日获释后因无栖身之地住进教会提供的住房里。后与夫人玛戈特昂纳克一起住进苏军在民主德国基地的-家医院里。1990年10月德国统一后,受到政府组织的检查官小组以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罪名”名义进行的调查,同年12月,司法部门以“发现新证据”为由下达了对昂纳克的逮捕令。1991年3月13日被秘密送往苏联。德国政府数次要求引渡。苏联解体后,德国方面以昂纳克犯有“屠杀罪”再次宣布加以逮捕和审判,俄国方面接受德国方面的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1992年2月昂纳克偕夫人作为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客人暂住使馆内。到1992年6月初,德国、俄国、智利三方在昂纳克问题上尚未找到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同年7月被遣返德国。

1992年,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历史的伤口绷开”一文中(见其著作《这个动荡的世界》)写道:昂纳克是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他的身份证字号是A0000001,东德的“头头”。在1989年,他和苏联来的贵宾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盛大地庆祝建国40周年;和他亲面、拥抱、握手的戈尔巴乔夫说:“应变太迟的人会有恶报。”昂纳克是太迟了。戈尔巴乔夫的预言语音未落,愤怒的人潮已经踢破了昂纳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围墙。统治东德18年之久的昂纳克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潜入东柏林的苏联军医院,然后逃往莫斯科,设想到苏联的政变更剧烈,他只好躲进智利驻莫斯科的大使馆。10月29日下午,昂纳克又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踏进即将领他入狱的汽车之前,他对着摄影机握起拳头–共产党信徒的敬礼。回到不久前还是他的领土的柏林,群众等候着他。有的喊着“释放昂纳克!”有的喊着“凶手昂纳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护之下,昂纳克的轿车从机场驶往莫阿比监狱–监狱门口,两个年轻人撑着一条几尺长的白布:“昂纳克,死人会找你复仇!”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坐过三年牢,罪名:逃亡。等候着昂纳克的牢房,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椅,一个洗手台。在他进去之前,他必须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张照片和一只结婚戒指。这个牢房,昂纳克并不陌生:1935年,23岁的地下共产党员昂纳克被纳粹政府以“叛国”的罪名逮捕,在这个监牢里他度过10年青春的岁月。经过半个世纪,昂纳克再度成为囚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历史的舞台剧充满了颠覆和反讽的伏笔,1992年8月25日是他80岁的生日。昂纳克被捕,其政权暴虐的一面得以显露: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捕、下狱。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说,28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成为囚犯。

终于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刻,1992年,身患癌症的昂纳克获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1994年病死在异国他乡。

第二十八天

1989年6月28日,星期三。头版头条就是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是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出领导岗位。前后出任中央军委主席长达8年多。接任者是江泽民,接任时仅仅当了4个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6月28日,报眼位置就是国务院召开第42次常务会,原则通过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决定修改后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公安部部长俞雷对草案修改作了说明–应该说,这也是典型的部门立法,行政立法,执法机关立法的一种形式,等政府起草、修改完以后,交人大审议通过,起草都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专利”。如果人大常委会有专门的法律起草专家,全面接手所有的法律起草,而不是政府部门起草,这样的法律案应该说比较权威更加专业。

国际新闻,又有一批外国领导人祝贺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如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雅克甚和巴解主席、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等。

第五版还有一篇文章,是钱学森6月16日在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人民的共同心愿》,他说,“现在,在我们国家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在一定范围内还是继续存在的……掀起这一场反革命暴乱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人……这些家伙都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对他们只有一条,就是坚决镇压。这是阶级斗争嘛!最后,我在这里要对方励之这个民族败类表示愤怒声讨。两年以前,在1987年党中央、国务院新年团拜会是,我就指名道姓,说方励之鼓吹的全盘西化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不但如此,他以宇宙学权威自居,但他在宇宙学方面的许多理论观点也是错误的。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当选为中国科协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这不是学风不正吗?我们要反思。”

第二十九天

1989年6月29日,星期四。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前国家主席李先念说,这次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一些国家压我们。在国内,有些人对西方的一切都盲目崇拜,实际上,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使中国成为某些国家的附庸。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是这样的典型。赵紫阳同志实际上是支持他们的。其实资本主义是靠剥削人民,掠夺殖民地等手段积累资本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那样干,历史也不允许那样干。我们尽管现在还不发达,但我们要有志气,要有种精神,要强调爱国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

头版头条是,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江泽民就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李鹏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

第二版,西宁破获一反革命组织。新华社6月28日电,记者从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获悉,该局破获了一个名叫“中国人民民主反对党同盟”的反革命组织,建立这个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余振斌已被逮捕。反革命分子余振斌,现年27岁,是青海省档案局干部。报导说,余犯长期坚持反动立场,仇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89年5月中旬,北京发生的动乱波及到青海后,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先后三次在省政府门前发表演讲,肆意攻击,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他还将自己书写的反动传单复印后在西宁市西大街、大十字等公共场所张贴、散发,疯狂叫嚣要“修改宪法,改选中央政府,武装力量彻底独立,废除一党专制”等。5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后,余振斌为了对抗中央的英明决策,加紧了其反革命活动的进程。余振斌炮制了反革命组织的章程,印制了入党表格,发展了成员,秘密组织了“中国人民民主反对党同盟”,公然提出要“打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领导,争取取代共产党领导中国。”报导最后表示: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同一天,上海一偷盗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万多元财物的出租汽车个体户张平,被枪决,由上海高级法院核准死刑判决。

第三版国际新闻,又有几个外国领导人祝贺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如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日夫科夫、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以及长期住在北京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文欢。

6月26日是反毒品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采取一致行动,中国国内没有这方面的报导。

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生总罢工,除交通运输正常外,其他行业举行总罢工,要求惩办25日在旁遮普邦莫加城杀害26名参加集会的无辜群众的凶手。罢工和平举行。这篇报导的面积比豆腐块还小,100字左右。与六月初的风格截然不同。

第三十天

1989年6月30日,星期五。第一版,头条是万里在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他再次重申,《新闻法》的起草工作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充实内容,原定的议程这次会议暂不列入–不知道,这项立法事先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暂不列入的结果有没有经过常委会的认可或他们对此有没有各种建议,由于资料限制,目前还不得而知。

30日当天日报的报眼位置是戒严部队暨驻京陆海空军和武警部队隆重举行庆七一歌咏大会,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等出席,国家主席排名在总书记后面,总理排名在人大委员长前面。如果邓小平、陈云出席,排名应该不是第一,但也不是排在最后,邓是军委主席,陈是中顾委主任。他们都曾出任过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职务,现任的职务也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级别。

第三版国际新闻,有几条醒目的国际新闻是:齐奥塞斯库在罗共中央全会上强调,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要彻底改革,另一苏共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说只有苏共才能使社会摆脱危机。以军镇压巴勒斯坦人,两月已死伤三千余人。

齐奥塞斯库是在6月27-2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说那番话的,全会决定11月20-25日展开党的第十四大。这位总书记还说,在一些国家流行所谓多党制的观念,这使他“感到不解和忧虑”–插话:惟独没有对自己认同的一党专制和自己命运的忧虑,否则不会死得那么惨。未经过司法审判和上诉等程序,就被军方的士兵实施枪决了,不但是一个人,还有他那被党产国家财产养护得比较白胖的总书记老婆。他还说,目前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反动集团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攻击。在一些国家已发生了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示威游行,“强调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来自布加勒斯特的消息还说,秋天举行的罗共14大将选举齐奥塞斯库继续担任党的首脑职务–插话,这还叫选举?继续担任,直接说就是按照独裁者的意志行事,选举走走过场,形式一下,如此而已。罗共中央全会建议齐奥塞斯库继续出任总书记进行举手表决,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插话,不知道有没有不敢不同意的,不同意者是不是获得类似刘少奇、纳吉那样的下场?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戈尔巴乔夫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苏联尚处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和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早期阶段–中国叫初级阶段,必须在经济、政治、司法和国家体制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他在与民德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谈话时说,苏联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场和平的革命,旨在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造。而今后,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党自身的改革。

戈氏的说法还比较平和,而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切布里科夫就显得比较激进了,他强调在苏联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使社会摆脱危机–插话,恰恰是苏共中央解体、牺牲了自己,才使俄罗斯重新诞生。切布里科夫还说,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党的指责,其中虽然也有合理的批评,但遗憾的是,有些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攻击。现在一系列具有明显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积极煽动社会不满,企图造成党与工人阶级、青年、知识份子的对立。许多劳动群众要求对以各种手段破坏党的威信的人采取严厉措施–插话,任何专制制度下的执政者都是这样的,在采取一定措施的情况下,从不说是自己党想做的,而是以群众、人民的名义,其实,当时的苏共,人民有自己的独立报纸吗?有自己的独立电台电视台吗?如果没有,许多劳动群众如何要求?肯定是党代表了人民说出了所谓的人民的要求吧。这位苏共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还说,如果把权力给予那些不喜欢社会主义、怀念帝制、打着沙皇帝国旗帜走向普希金广场的人,那么人民和党都是不会答应的–插话,又是人民不会答应,人民到底是不会答应的,他没有说,而事实上,人民答应了,苏联解体,俄罗斯崛起,国旗改变了颜色,革命的精神彻底消退。由此可见:当时的苏联是多么不喜欢社会主义、多么希望走向普希金广

场啊。

请再回顾一下1989年大独裁头子齐奥塞斯库是怎么死于非命的:1989年12月19日,蒂米甚瓦拉市再次爆发数万人的示威游行,以后又爆发总罢工。驻蒂米甚瓦拉市的部分军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罗共中央书记科曼和军队几名将军来到蒂米甚瓦拉市进行调查并与示威者代表谈判。示威者要求释放犯人,要求齐奥塞斯库和政府辞职。在此形势下,齐奥塞斯库于12月20日中止了对伊朗的访问回国,当日19时在电视台和电台发表讲话,他说:“一些流氓团伙以不让执行法庭判决为幌子寻衅闹事,攻击了一些国家机关,捣毁和抢劫了一些建筑物、商店和公共设施。”“12月17日,针对包括军事单位在内的国家机关的行动加剧。这些团伙的目的是制造混乱,破坏该市机关和公共财产,并鼓动其他城市也这样做。”“12月17日晚,受到攻击的军事单位向攻击军事单位和国家政权机关的人鸣枪警告。”21日中午,罗马尼亚官方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所在地共和国广场组织了近2万人的群众大会。罗共布加勒斯特市委书记及各界代表讲话后,齐奥塞斯库在大会上就蒂米甚瓦拉事态发表讲话。讲话刚刚开始几分钟,广场一角的与会人群中便发生骚动并发出嘘声,有人呼喊“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安全部队鸣枪警告。电视实况转播一时中断。集会刚散。部分学生、市民和参加大会的群众便在离罗共中央和政府所在地不远的市中心主要街道马盖鲁大街,以及附近的大学广场、洲际饭店开始举行反对政府和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规模逐渐扩大,最多时发展到数万人。官方紧急出动警察、军队、装甲车和坦克,封锁了示威游行现场,与示威群众形成对峙,施放了催泪弹并鸣枪警告,试图驱散游行队伍。22日凌晨2时左右,游行队伍一度被驱散。22日清晨,游行罢工蔓延至外地。首都及全国不少企业工人宣布罢工,布加勒斯特10万多人重新涌向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和主要街道,并设置路障,与警察和军队再次形成对峙,尔后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首都的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11时,齐奥塞斯库颁布法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罗马尼亚电台宣布国防部长米列亚将军是“叛徒”,“已经自杀”。但此前罗马尼亚国防部关于军队不再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已传达到部队。1l时,在首都市中心执行任务的国防部部队接到“撤回营区”的命令。11时左右,布置在罗共党中央大厦周围的国防部军队开始撤离。1l时45分,挤满了整个共和国广场(事件后更名为革命广场)的群众冲进了罗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厦。13时,罗马尼亚电视台和电台被群众占领并由群众主持广播。罗马尼亚电视台更名为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此后,电视台成为罗马尼亚新政权救国阵线委员会所在地。15时左右,罗马尼亚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古沙少将,前罗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退役上将米利塔鲁.防化兵司令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基察克中将,第一集团军司令沃伊内亚少将,空军司令鲁斯少将等先后在电视台露面,正式宣布国防部军队不再向示威群众开枪。22日15时左右。齐奥塞斯库夫妇在距首都约70公里的特尔戈维甚泰附近被捕,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一个秘密的军事设施里,由三名军事法官和三名民事法官进行了数小时的秘密审判。审判中,齐奥塞斯库夫妇拒绝对他们的指控,只承认大国民议会而不承认法庭的合法性,并指责“国家的叛徒”和“外国间谍机构”挑起了这次“政变”。特别军事法庭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163、165以及357条,宣布被告犯有屠杀、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在国外存款10亿美元、企图外逃等五项罪,并宣布终审判决,没收全部财产和处以死刑。军人行刑队于1989年12月25日16时将齐奥塞斯库夫妇枪决–插话:独裁者死了一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第三版,陆续有一些外国领导人祝贺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潘切夫斯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主席涅尔甚、巴基斯坦共和国总统和人民党主席贝布托、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

第七版刊登文章《看美国政府怎样镇压示威群众的》,该文选自新华社主办的报纸《经济参考》,来源于一本名为《愤怒之爱》的书,作者是台湾作家南方朔。人民日报的编者案说,通过该书片段,让世人看看美国政府是怎样残酷镇压示威群众的。这里要特别指出,我国平息的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美国政府镇压的是美国人民的民主运动,两者性质根本不同。我们发表这批材料,是要让读者看清美国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残暴本性,并识破它的伪善面目。

当时的示威人群中,有一个“学生非暴力支援委员会”的主席布郎被捕,罪名是“暴动”。“暴动”比起荷枪实弹的军警来说,谁更像暴动,也是显而易见的。暴动,暴动,多少非暴力示威因汝而被定为洗不掉的罪名。

一切的一切,历史是最后的审判者。未来的世界,将有真实历史的一席之地。

6月只有30天,30天的历史成为1989年最沉重的记忆。

惟有沉重,才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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