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日讯】不久前，伟国兄转来一些关于蒋彦永大夫一直未回家的情况。我从6月初蒋大夫未回家开始就牵挂着他，原以为6月中旬他就能回家，我可应邀拜访他了。可如今6月份已过，仍不见蒋大夫回家。尽管我与他素昧平生，至今也未曾谋面，但却如似我的亲人，使我日夜思念，伤心得难以自己，恨不得以我这个无家庭牵挂的光棍之身，去顶替他，使其回家与亲人团聚。
回想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前夕，唐山市1.13万位失地农民联署提出：“要求罢免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我因帮助他们递交这一“万民折”，在7位进京呈状的农民代表被唐山警方一网打尽之后，我与其中一位漏网者仓惶出逃，躲在郊外西山的一个仓库里。3月4日，我潜回京城，把“万民折”及其“纪实”用特快专递寄给全国人大吴邦国委员长，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中国人大新闻网站www.npcnews.com.cn》之后，回到郊外仓库过夜。因室内寒冷，用炭火取暖，我俩不慎煤气中毒。我在极度痛苦中，用头猛烈撞墙并把舌头咬开而昏死过去，被送到医院抢救，脱离危险，我的舌头被缝了8针。大夫开了转院单，要我们去301或307医院作高压氧仓治疗，不然会留下煤气中毒的后遗症。由于我们已暴露在110巡警的视线下，那位农民怕被捕，我只好带着他继续逃亡到东郊通州区的一个洗浴中心过夜，为怕暴露，仅打了一个电话给最关心我逃亡的张耀杰兄，告知我的惨状。他曾于3月4日为我的“万民折及其纪实”在第一时间撰写评论文声援。我因舌伤无法吃东西，煤气中毒和脑震荡后脑力体力不支，尤其是3天后要去医院换药，于3月7日晚回到家中。
之后，我打电话给几位好友报平安并告知随时可能被捕。王俊秀兄在电话中告诉我，有不少朋友关心我的伤势，尤其是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到处找我，要为我治病。我惊讶地问，蒋彦永是谁？王俊秀说：“蒋彦永是301医院的主治大夫，是去年最早曝光非典的人，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如今他又在两会前夕为平反六四上书，加上你帮助农民要求罢免之事。你和他成了这次两会期间被社会关注的人物了。”我想，蒋大夫这位大名医与我非亲非故，怎会急着找我治病？！莫不是天方夜谈，俊秀兄不会搞错吧，我一头雾水。
我忽然想起王怡兄的大作《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www.epochtimes.com，赶紧找出来看，文中写道：“2003年，我们看到公民李健为‘公民维权网’被关闭而提起的行政诉讼；看到在四川自贡3万失地农民走上艰难的‘民告官’之路，以及俞梅荪对此案长达一年的维权关注；看到蒋彦永、钟南山大夫在SRAS时期凭借良知与道义‘搬倒’卫生部长……。”我又见大参考0306刊载的目录：“1. 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两会”会议书；2. 唐山万人罢书记：俞梅荪北京中毒险丧命（张耀杰文）。”原来是我的逃亡和伤势在网上传开了。蒋大夫不顾自身面临的政治漩涡，却在四处找寻抱头鼠窜的我，真是悲天悯人，使我受宠若惊。但因我家大院门口每日有10来个唐山便衣警察和3辆车蹲守，我不敢冒然去301医院给他找麻烦。
两会结束后，我家门口的警察已撤。3月28日，李健来我家探望并带我去一家关注我的律师事务所，头一次见面的该所主任张律师热情地告诉我：“蒋大夫到处找你。”并马上要开车送我去蒋大夫家。他又说：“近日起，来访者一律要在门卫详细登记。”我意识到，惊涛骇浪正向蒋大夫袭来。我怕给蒋大夫和张律师找麻烦而谢绝了，准备过了6月敏感期去拜访。如今，我对这位70老人深陷囹圄的险恶处境痛心疾首，朝思暮想。
他作为体制内的最高级大夫，多年来冒着风险，为天安门母亲、鲍彤、江棋生等等许许多多被残酷打压的最底层者治病疗伤，化解社会矛盾，实在是党和政府的大功臣，其意义丝毫不亚于他在非典时的贡献。如今，他作为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以极大的勇气上书：“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他敢言皇帝的新衣，为党和政府摆脱六四困境指引出路。他对整个世界充满着爱。
不久就听到蒋彦永大夫被神秘关押的消息，我开始为蒋大夫担忧。如今已到7月，仍不见蒋大夫回家，此事充满更多的变数。分析可能的情况：罗致罪名关押入狱（我深受其害），保外就医（政府找个台阶下），无罪释放（政府的英明）。尽管我与蒋老先生素昧平生，至今也未曾谋面，但他是我高山仰止的为数不多的一人。
蒋老先生是唐朝的魏征，他效法魏征冒死进谏，魏征没有死，因为唐朝有个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认为：民意是一面镜子，民意不可违。唐太宗允许臣民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在他的身边不仅有贤明清廉的宰相房玄龄，更有刚正不阿的魏征。这才有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
蒋老先生是当代的鲁迅。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他认为医生只能治愈有限的病人，但文人能治愈社会的顽痼。蒋老先生不仅给人治病，更在给这个社会把脉。他是名医，多年来不计名利（也无名利）冒着风险，凭着医生和做人的良知为天安门母亲、鲍彤、江棋生等许多被社会伤害的弱者疗伤，在治愈病人的过程中，他也感到中国病得不清。他开了药方，同时他自己成了药引。
在处理蒋老先生的事件上，国际和国内社会更能据此测出当今中国政治的开明度：政府部门是否按法律办事，公民是否享有言论自由，是否允许有“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国是一个病人，一条腿代表经济，这条腿已勉强能站立；另一条腿代表政治，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开刀除掉病痛或让其继续恶化，最终拖垮整个人。让我们拭目以待。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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