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7日讯】二十三、十圆钱，千里路
终于，我走到一个小村子，看见小卖店就买了一瓶水和一个面包，坐在台阶上吃。我边吃边想：要是有一辆自行车就好了。这时看来了一个老汉，于是我就问他，有没有旧的自行车卖。他问：你要多少钱的？我说：最多不能超过50。他说：我们家有三辆旧自行车，我给你挑一辆。就这样，我花50块钱买了一辆28型自行车。我又花一块钱买了的些米饭，装在塑料袋里挂在车把上，把那瓶水夹在后架上，开始上路骑车回北京。
可是我不知道往北京的道怎么走，就打听往北京方向咋走。问到的人都奇怪的看着我，因为这里是锦州，他们看我这个妇女居然骑着车子打听去北京的道。他们都说只知道这里有一条高速公路大概可以往北京，问明了大概方向，我就找到高速公路，沿着高速公路边上的路牙子，看着路边上的牌子写的地方往前骑去。
那时已是下午4点左右了。我骑车一直骑到了半夜。这个时候，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都已经很稀少了。慢慢的越来越静。就我一个人骑啊骑，不知道骑多久了。随着天越来越黑，高速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了。又黑又暗的夜，无边无际的荒野，无限的寂寞涌上心头，这时要是有个同修一起同行该有多好啊！不知道骑多远了，也不知道深夜几点了。
我不时望着路边上挂着的路牌，深怕走错路。继续往前骑。无意中看到在路上有一堆玻璃丝袋子，我心里合计如果用来睡觉多好。但这时我的胳膊已经累得几乎没有一点力气，两条腿、一直握着车把的两只手疼痛难忍，我又饿又困，生怕下车之后躺下睡去，因此不愿下车。我又咬牙再往前骑一段路。
可是走了一会儿，觉得撑不下去了，就下车在马路边休息。回头一看，装饭的塑料袋早已不知去向，那一瓶水也不知掉哪里去了。只好睡觉吧！我从高速路上下到路边的排水沟里，东北入秋的夜晚，已经是凉风浸骨，我身上穿的又那么单薄，蜷身躺在冰凉的地上，冻的我浑身哆嗦。想起了刚才路上那堆破袋子。
可是已经走了那么远，骑车回去捡又要麻烦半天，但实在是太冷了，我还是咬牙骑上自行车。找到那堆袋子，然后又下了路边，找了块稍微干净的地方，扑了扑袋子上的灰尘，挑了一块较完整的当成铺盖，合地就睡了。没睡多久就被冻醒了，没法睡，继续骑车赶路吧！推车上路，见天还这么黑，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加上寒意，使我有点怕，于是回到路旁沟里躺下，不一会鸡叫了。天快要亮了，还是继续赶路吧！
下了高速路，路上的人都已穿上厚衣服，身穿短袖衫和裙子的我，在初秋的清晨觉得好冷。看我穿得这么不合时节，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又不知道骑多久，遇见一群人在修马路，对我说前面的路不准走，要走就罚钱。这可怎么办？我望见路边有个果园里有个年轻人在浇水，我走了过去问那年轻人北京怎么走，他告诉我走202线，正要开口问他202线怎么走，他就被家人叫走了。
痛苦、麻烦、干扰、阻拦，摆在我面前像排好了队一样，一浪接一浪的冲击我。低头一看，我双腿被昨晚的破袋子沾上很厚的一层灰尘，就拿起浇果园的水管把脸洗了把，胳膊腿冲干净，又捡了个矿泉水瓶子灌满水，我又上路了。
可是往哪儿走呢？正当我茫茫不知何往处走的时候，救兵来了，我看见路上有一位挑担子的老头。我喊住他：“喂！老大爷，202线怎走？”，老头也大声喊道：“跟我走吧！我正上那儿做买卖呢！”穿过果园就是202线了。冒着早晨的寒气，我继续赶路，又挺着往西骑了好长时间。实在冷的不行，只好在路过的一个小镇上找商店买衣服，花了8圆买一条裤子，12圆买一件马夹。身上只剩下10多圆了，离北京还有1000多里路。
我从锦州市骑自行车到葫芦岛市，又骑到了秦皇岛市。已经是下午了，路上捡到一块大塑布。我太累了，找到路边的一个大沟，倒头就睡着了。醒来后再跨上自行车才发觉，我的手腕酸痛的不得了，手不敢碰车把了，屁股一上座就疼得不敢沾车座。我强忍着疼痛骑上车，师父、法轮功正在蒙难，为了进京护法我豁出去了，再大的苦也可以承受。
马路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都没有，只见各种汽车川流不息，一辆辆警车也刷刷的从我身旁驶过。要骑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北京，我得拦一辆汽车。快到北戴河时，算算我已经骑了300多公里路了，不久见一部卡车停在路边修车，我向前去询问，得知他们要去北京，真太好了，我要求司机载我一起去，我编了个理由说：“上北京找孩子，骑不动车了。”可是那两个人听我说完，这个说你找那个，那个说这个说了算，互相推托，就是不说让我上车。我说：“请你们让我上车吧！什么时候叫我下车都行！”他俩勉强同意了。
上了车就出发了，在车上我觉得没说真话心理很难受，之前我怕说真话他们会不让我上车。于是我向他们道歉，表明自己是法轮功学员，正在被公安追捕。没想到那两个人一听我这么讲，立刻说：“你咋不早说呢！你要说你是炼法轮功的，再有俩上来也装得下呀！真高兴能碰到你这么善良的人！”一路上我跟他们弘法，让他们更了解大法。
第二天一早，卡车进了北京地区。等我再次辗转来到天安门，正赶上天安广场升国旗。我又回到北京。
二十四、巧遇被抓逃出来的同修
一回到北京，我又来到了小丁家里。我问他看见思宁了吗？他说你被抓后就联系不上了，恐怕是凶多吉少，我一听思宁失踪了很痛苦，小丁一看我一路疲劳和对思宁的思念之情，就安排在他家的几个南方来的大学生带我到北京西南那边的良乡住几天，那里有很多同修，我也希望到那里去和同修一起切磋，于是两个大学生同修带着我去了良乡。
来到良乡一个农家的院子里，这个院子里共有3个屋，住的全是我们来自好几个省市的同修们，一共40个人左右。女同修人数多，住两个屋子，男学员人数少住一个房。在这里离北京市区很远，我们在一起生活，为了节省钱只买一些馒头，自己做饭菜吃。
自从进京以来，我的人生就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接触的要么是亲如手足的我们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同门弟子，要么是残忍暴虐的形形色色的公安、特务、各级党政干部。完全陌生而又极其熟悉的一个个同修，有偏僻农村的贫苦农民，有繁华都市的大老板，有没有文化的老人，有风华正茂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有普普通通的平民，有高级党政干部。是同一个法使我们一见面就亲如家人，是同样的使命，使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同样是完全陌生的有些公安和个别中央各级领导，可是他们满脑子的仇恨和暴虐也如出一辙。当时，面对他们的我们也心里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就像着了魔一样？可是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下，谁的心里都顾不了琢磨这些事儿。
一个三十几岁的长得很瘦弱的长春女同修说：有一次被抓后给关押在一个平房里，房顶上有一个少小天窗，大家一看就决定钻出去。说那天她从那小天窗中往出钻都很费劲，可是后面还有两个身材高大的男学员，也从这里钻出去了。
在前门那里，后来又遇见和一个前次同我一起被抓的女同修，那时她夫妻俩在西单商场，我们经常见面，在被抓的前一天晚上在复兴门大桥下我们还交流到很晚。我和他们一起在送回本地的中途锦州市分开了，她是丹东人，30岁左右。碰见她的时候，我一看是她，就上前喊她。她一看是我就哭了。
我也哭了。我问她：你怎么逃回来的？她说：那天在锦州市和我们分手后，他们六个丹东的被押送到锦州市监狱，还给戴上了手拷子。晚上又被拉上警车往丹东送，夜晚高速公路上车很少，警车在往丹东方向飞快的行驶。她和丈夫的一只手被扣在一起，半路上她和丈夫把手拷摘下来就跳车了。
那时，打开车窗的时候，另外4个同修站起来用身体挡住了冷飕飕的车风，不让冷凤把警察吹醒。她为了不连累丈夫，等车子又过了一个村子，她就跳下了警车。那时正是后半夜3点多。我看到她的膝盖上、胳膊肘上都还留有很厚的一大片的伤疤。她的牛仔裤腿膝盖上有两个大窟窿。我和她这次同来良乡是等我来收拾东西同她走,我只拿了两件衣服剩下的东西不方带留在这里。后来我听说有一男同修跳警车逃跑时摔得脑浆都出来了。这件事情我始终没有同她讲，我怕她承受不住这打击。
有几个在北京市人民大学附近的劲松租房子住，都是7.22出来到这里之后一直没有回去过的。我们一起去了劲松找那几个同修。我们在一起切磋，有一同修讲了一个故事，说在唐山地震的时候，有一老太太昏死过去，儿子地震死了。
之前老太太对这个宝贝儿子宠爱得不得了，这下子儿子死了，大家都担心老太太会承受不住打击，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可是当老太太苏醒过了之后，大家小心翼翼的告诉她儿子已经死了的时候，老太太却冷冰冰的，大家想这下完了，老太太没准儿精神要失常。等到给她儿子开追悼会的时候，别人都挺难过的，老太太却不但不哭不闹，还一脸的不高兴。
大家是在是奇怪，忍不住就有人问她说：你就这一个儿子，为什么你儿子死了你不哭？老太太说：哭什么？！我前生就只欠他两板儿豆腐，卖豆腐的时候黑了他两板儿豆腐的钱，他却今生来要我养活他二十多年还债！我心里委屈着呢！原来她昏迷的时候，元神去了另外空间看到了她和儿子的前生恩怨。
我们在一起交谈了一会就离开了，在回去路上我们又认识了一位20多岁的长春男同修，他得法才几个月，《转法轮》还没来得及看完几遍，就出来证实法。他家好几个人都修炼，而且全来了。我带他去良乡，一起住了几天，我看他穿的太少，就把我从回京的半路上买的那个马甲给了他穿。在这一段虽然不长但又极其漫长的岁月里，甚至不相信我们的家人都仇视我们，当时的大法弟子们，空前的孤立。
可是我们大法弟子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鼓励，那个时候，我真正感受到了，友情亲情什么的都很微弱、也很脆弱，一遇到大风大浪就粉碎了，只有大法弟子的来自法的坚强、善良，才是不变不动的。
在和平的岁月里，这种坚强、善良显得普普通通的，看上去没有光没有采，默默无闻，当真正遇到风暴的时候，什么都被狂风吹得漫天飞的时候，我才看到，我们的坚强、善良还是静静的一动不动。在和平的岁月里，有人不能理解我们的坚强和善良，在风暴的日子里，我们的坚强和善良还是不能被人理解，或许，这是有些人永远不能理解的吧。
二十五、在迷惑中找到自己的路
一天我们来到了前门，后来我又在前门看到了一个认识的同修，我就跟她们去了她们自己租房子。到了那里她和我讲起她姐姐被抓的消息。说她姐姐和一群同修被抓了，一共四个人在押送的中途跑回来了两个。现在车里就剩下她姐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听说叫思宁。听说如果不是思宁逮住公安聊天转移了公安的思维，谁也跑不了。
思宁和公安聊了很长时间，公安才反应过来。说：不对呀！他们怎么男女都进一个玉米地去上厕所呢？不好了！一定跑了！！于是就开始追，那时我姐已躲起来了，一听没动静就想安全了，谁知一伸头的时候，正碰见公安向这个方向走来，跑也跑不了了，就这样又被公安抓住了。当时就被一个公安好一顿毒打。公安回到车里，看见思宁知道上当了，就轮起手掌疯了一样猛抽思宁的耳光，……。在那住了两宿我就想到外面去住，于是我去了前门。
在这遍地荆棘的时候，一切都在黑暗的浓雾里，都在迷中，坚强的大法弟子们在默默无闻的前仆后继。公安到处都在抓大法弟子。前门马路边有一长椅，来到这里坐的几乎都是我们学员。常常是公安刚刚冲过来抓走一批，后面不知道的学员又来一批坐满了，不一会儿公安又冲过来，结果这一批学员又给抓走了，等到过了一会儿，这里又聚满了学员。
这时，那个黄背心同修向我走来。我们和几位同修在一起交谈，有一同修说“前几天在前门看到了在锦州逃跑时第一个跑的那个同修，听说那天我刚跳下墙公安就追上来了，这时她就和工地施工的劳工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公安要抓我在这时一名劳工急忙把她锁进一个工棚的屋子。等公安离开才放了她。
到了下午，我和黄背心俩一起到了天安门、崇文门之间的正义路那里，找了个长椅坐下休息，他坐那看书。我去买些吃的去，回来时远远看到有俩公安坐在马路对面盯着他。我一看，赶紧到了他的身边，告诉他：有人盯着你呢！他说：没事儿。不一会儿，两个公安走了。我看他吃了很多饼，我给他去要了一瓶凉水喝了，好像他很久没吃饱饭了。吃完东西后，我们分别坐在两个长椅上看书，我看的是手抄本。
看着看着，我一抬头，看见刚才盯着他看书那两个公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正在他身边搜他的身。我怔怔地在那看着，过了一会儿我才想到：我怎么还会在这儿看着？我应该离开这里。于是我向远处走了一会儿就又坐了下来。看过去那俩公安还在不停的前后上下的用双手拍打黄背心身体搜身呢，可能是想从他身上搜出大法书什么的。我有一个兜子，里头有大法书和经文，就在他身边的长椅上放着，还没有来得及拿过来，也被公安拿走了。我想如果我再不离开这里，公安要是看到我就糟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无理的打压、非法的暴力抓捕、歧视性的强行搜身，我们因为方方面面的认识不足，错误的以为逆来顺受的顺从是随其自然的善，这种错误的变异的善，在起初的阶段给我们太多的同修带来了巨大的魔难和痛苦。残酷的现实逼迫着我们，一点一点、极其痛苦的从个人修炼的认识和状态中撕裂出来。
离开了正义路，给一个姓邓的同修打电话，约好见面。可是等了很久也没见着。而且这时候天都晚了，我只好一个人晚上找地方住去。走了很远，我也没找到可以躺下的地方，后来我转身回到北京站，找了张报纸铺在地上就睡了。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外面住，也觉得很孤独，也有点害怕。
第二天我来到了城南的玉渊潭公园。从7﹒22开始，这个公园、西客站、复兴门还有天安门就成了我们大法弟子切磋和露宿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白天晚上都能碰到。到这个时候，西单、东单几乎人很少了，大多数都去了天安门、前门见面。刚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因此大法弟子在一起切磋和互相鼓舞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步走不稳的同修，都回家了。等到大家明确了，我们是来证实大法、反应自己的正义诉求，信访部门和天安门广场就成了我们的必然选择。
这一天在复兴门分长椅上我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大姐。她对我说：她们5个人一起去信访办那里，全被拖上了警车，就她一个人跑了出来。我想：即使去了就被抓，我们也不能在北京继续这样住下去，我们就应该去信访办上访。我们来干什么来了？不就想反应情况吗？所以我又一次想到信访办去信访。可是有两个经常在一起，也很谈得来的同修，她们劝我不要去，劝了一下午，讲了很多不应该去的道理。我又一次被说服，没去成。后来我到拘留所后看到新押送回来的同修都去了信访办，就后悔自己当时没有主见，拿不定主意，错过了上访的机会，感到自己的心愿没了。
不知为什么，我对国家的信访办一直抱有幻想。不相信人民的政府就真的不为人民办事，难到就永远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坚持信仰的人吗？这个幻想这个疑问一直到2000年7月未上信访办被抓时才破灭。而我为这个幻想和疑问负出的代价太大了关押了一年差点没命入黄泉。而当时的我尽管亲耳听见去信访办被抓的消息也不死心就像鬼迷心窍一样。一直坚持要去信访的想法，成了自已的愿望。最后直到碰得头破血流时才醒悟。
二十六、全国弟子陆续前往北京
8月份那时候，北京有关部门从北京每天馒头的销售量计算，北京至少有200多万法轮功学员。我听说这个事之后，心却想：这个数量和我们全国学法轮功的人数相比，实在是太小太小了。我们这些人在北京坚持着、坚持着。那时大部分学员都待在家里不动，有的来到北京没住几天就回家了，而我们在北京这些人每天都有不少人被抓起来，但是8月份之前那阶段，公安也不知道拿我们怎么办好，所以跑脱的机会也很多。
8月的后期，再抓到之后就开始往各地送，那时候我们市抓回来也就是往市行政拘留所关押。不过这时候一般拘留期满就放人，因为地方单位也还是不知道如何处理，毕竟我们广大被关押的学员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又很多都是有口皆碑的好人。但是这时候，中央已经和地方政府挂钩了。在这个时候，学员不但要走出来，只有明确自己为什么走出来的，才能不陷入迷茫。
可是到了后来9月份的时候，到期也不放人了，而且又转送到其它地方继续关押。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不折不挠的表现，让所有要镇压我们的人大出意料、惊惶失措，所以他们就在膨胀的自私恶念驱使下，推动着镇压步步升级。
但是，他们错了，错在完全不了解法轮功学员，不是不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这些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而是错在小看了信念的力量、真善忍的力量，这些完全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他们不知道正的信仰意味着什么，以为口号加煽动就是信仰，以为高压加暴虐就是力量。
我们这一群坚持下来的学员，个个都是不畏烈火磨炼的真金，一次次他们把我们抓起来、毒打、往地方遣送，一次次我们挣脱，那时有的同修被抓了9次跑了9次。甚至有的学员一次次去北京天安门，公安一看还是他就不抓了，丧失了抓人的邪气。
9月中旬以后，天开始冷了。全国大批弟子陆续一批批的前往北京。听说，有的很多在家的同修看电视假新闻污蔑法轮功，学员一看这不是真的！这是陷害！怎么都扣在法轮功身上了呢？不行！得去北京去反映情况。其中有一大批学员是这样从家里出来进京上访的。
有一天良乡那边一位男同修叫我同他到交通部大楼前住，我到了那里，已有来自几个省市的十来名同修，听他们说在4.25那天就有80多名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在这儿住。第二天，那十来名同修要步行往返100多里路去十三陵，当时我们很多学员都不舍得花钱，没有那么多钱，所以行脚不坐车。我的脚上因为走路太多而磨起了水泡，不能同他们去。
那位良乡的男同修也不见了，于是我自己就走到一个公园的石凳前，突然我的鞋带松开了，当时我明白应该停止走路了，应该坐在这里。我刚坐下那位良乡的男同修就领来一位40多岁的长春大姐她的女儿，这位大姐是司法干部，她女儿小宝才18岁，一头漂亮长发，文文静静的。
我们走到复兴门的地下通道旁边时,长春大姐和宝宝说要上厕所,把包我给看着，这时有一保安人员过来居然说要查身份证，还问我：到北京干什么来了？我说：办事。他又问什么：办什么事？我说：私事！他没完没了：什么私事？我一看，厉声说：“怎么什么事还得告诉你呀！”他一看我脸上表情变了,怔怔的看了我一下，不敢吱声就走开了。
那些邪恶的人就是利用我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和祥和的心态来辨别谁是法轮功。我想起来一次在复兴门的长椅上休息，突然听到一条长椅上一个老头在骂人。原来这个老头在长椅上盘腿坐着，这时来两个公安一看老头正在盘腿以为是法轮功，上来拖住老头就要抓走，老头一看这帮公安如此野蛮就破口大骂，公安一看抓错人了，赶紧说：“他不是法轮功，法轮功肯定是不骂人的。”
后来我被抓到沈阳610洗脑班的时候，一个公安吹嘘他曾去天安门广场当便衣。我问他：你当时去当便衣，你怎么识别哪个是法轮功，那个不是？他得意洋洋的说：“你们不抽烟，一个个慈眉善目的，一看就是，保证的！”我一听完了，这个国家连不抽烟、慈眉善目的都犯法。
当善良都成为罪过的时候，人类还会有任何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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