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日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有幸参与了一华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的接待工作。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来华的外籍人士和华裔比较少。为了邀请他，经过了邓小平、李先念、余秋里等直到部长的审批、签字。为这样一件毫无国家机密可言的民间学
术交流活动，对诺大的中国来讲，这芝麻般的小事竞要惊动三位副总理级干部，这反映中共政治体制的官僚作风和特别对涉外活动谁也不愿负责的推委作风。
这位教授是带着太太和孩子一起回中国的。学校交流活动历时整整半年，跑了全国很多地方，各地地方官员接待也很热情，住的都是当地最高级的接待中央首长的专用住宅，其中不少还是第一次对外开放，这些专为中央首长建造的豪宅，自建成后几十年以来，其中大部分并没有中央首长“临幸”过，这次算是发挥了作用。
这位教授性格比较直率，也关心政治。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对我也有所了解，在没其他人在场时，他给我讲了一些心里话。他上次回中国是70年代初，也是49后第一次回国，那时还是文革时期，中央各级干部对他接待很热情，向他介绍解放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的幸福生活，同时也提一些不足之处请他多提意见，同时还安排了已是九十高龄的退休一级工程师的父亲、姊妹等家人见面，其妹夫也是一名牌大学的国际上知名的教授，大家在一起畅谈离别后的思念及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过着的“幸福”生活。
那次是他一个人来中国的，回去后便向自己的家人大谈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如何如何好，他太太是西方人，对他是言听计从，他大女儿已成年，较有反叛精神，不太相信他的话，就问他：“现在中国比瑞士还好吗？”（他们住在瑞士），他回答说：“比瑞士好”；他女儿又问：“就没有缺点吗？”，他说：“没缺点”；他女儿反驳说：“没有缺点的国家和政府是不存在的！”，他坚持说：“中国政府就是没有缺点的”，如此，父女二人的辩论就成了僵局。
这次，他在中国时间比较长，去的地方也多，接触面也广，而且我们几个陪同人员也没按照北京下来的“指示”办，对他比较宽容。他了解了不少真实情况后，才逐渐感到他周围不少东西是特意为他布置的。有一次，他到一大城市的研究所讲课，休息时，去会议厅旁的厕所，我也在那里，当厕所没人时，他指着厕所上方的窗户说：“你看，那边没有刷”。实际上，我早就知道，他到研究所后的一切活动都是早就安排好的，凡是他经过的路线的场所都要重新粉刷一遍，为了怕他蹿到预定路线两旁的其他房间去，把这些房间都锁上了。其实，他也很机灵，早已发现了这点。
有一次，在房间里没人时，又对我说：“现在我才知道，上次来华，姐姐、姐夫在文革初期被批斗后，分别在不同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们已经几年没见面了，而为了与我见面，政府才临时安排的，而他们却说工作、生活得都很好。特别是我父亲，57年被打成大右派，还算幸运，他单位的党委书记文革开始时，就动员他办了退休手续，因而他在文革中安全渡过，我很感谢这位书记，以后一定找机会当面道谢，而这一切都是在这次回国后才知道的“，最后他叹一口气说，有点感触地说：”没想到，几十年没见面的父亲也会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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