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1日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实行了三次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第一次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以后的一九九三年；第二次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一九九六年；这一次则始于今年年初。每一次宏观调控所针对的问题基本相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过大，由此引发的货币信贷增长过猛、基本能源和生产资料的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过快、滥占耕地等问题。
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相比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和官方新闻媒体便宣称宏观调控取得了成功；而过去两次的宏观调控只是在一年多以后才开始见效的。事实上，这次宏观调控的许多力度较大的行政措施是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末和二季度初才开始实施的，例如控制信贷规模、清理整顿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等，但是在七月份召开的为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宏观调控已经不是什么重点了。人民日报在发表胡锦涛在最近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时，副标题中对宏观调控的提法已经把着重点放在“改善“二字上了。这两个重要会议向人们传达的信息似乎是宏观调控已经基本成功了。
任何人都知道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收到成效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时间差通常会要更长一些。即使中国采用行政手段来推行经济政策，整个宏观经济对政策的反应也不会在短短四、五个月内就能奏效。实施上，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去年；第二季度与第一季度相比，经济增长也只是下降了零点二个百分点而已。因此，对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口径的变化的解读便十分耐人寻味。
对这个现象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此次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遭到了来自社会各届的强烈反弹；这种来自社会的反弹与中央政府决策层的复杂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那些提出了赞成宏观调控政策的人不得不作出让步。不管这个让步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不论对中国的经济走向还是政治生态，它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宏观调控遭受到社会各届的反弹是理所当然的。通过二十多年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中国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无论在合法性上还是在有效性上都与今天有天壤之别。因为那时的中央政府对生产资料和经济生活的控制程度比今天要强得多，而且对遭受调控所带来的损失的补偿能力也比今天要强得多。不仅如此，由于市场化程度的变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市场中都已经有了很强的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利益，如果宏观调控损害到这些利益，而且中央政府又缺乏能力对这种损失进行补偿，它们当然会作出反弹。
以此次调控对土地的政策变化为例，这决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如何使用土地的问题。多年来，地方政府大量圈地的一个直接动因就是希望用成规模的土地套取现金。而直接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又与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收回了相当一部分的财政大权有关。在地方看来，在那一轮财政制度改革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分配不尽合理。在中央层面资金滞存的同时，地方经济却入不敷出。于是，地方政府便利用出卖土地来获取所需资金。当然，土地转卖也是各级地方官员攫取私利也是一个重要来源。此次中央调控，不仅断了地方政府的一条收入来源，也断了地方官员的一条财路，怎能不遭至反弹？
在现行的政治制度下，这种地方和中央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对中央的政治生态自然也会产生影响。尤其是新的领导人刚刚走向前台，在制定政策和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未见得能随心应手，这样的格局不仅会对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副面影响，从而使人对它们的执政理念和能力产生怀疑，而且也会使得整个权力格局发生其他料想不到的变化。我想，对于这批刚刚上台不久的领导人来说，这种动态的政治博弈恐怕是一个比单纯的宏观经济调控更为棘手的问题。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