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日讯】一个人集中了平生学识,经验,智慧,感慨,道出一番简而明的肺腑之言,这是文章中的瑰宝.能读到一篇这样的文章,可一以当十,一以当百,回肠荡气,启悟至大.我读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有这样的感觉,如今读到8月2日袁红冰教授在悉尼接受大纪元专访《我为什么要逃离中国》,又有这样的感觉.
袁红冰教授说:“我是七月二十四号早晨坐飞机经布里斯本到达悉尼，到悉尼之后我就离开了旅游团，我这次到澳大利亚主要是想申请政治庇护，之所以要政治庇护是因为我写的四本书的出版，以及把它译成英文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 以前苏联人出现了一个苏尔米尼奇，他能通过古拉格群岛一书 ，把苏联人遭受的苦难升华为一种历史的价值，一种精神的价值。而我们中国人，坦率地讲，所受的痛苦比他们还要深重。我觉得我四本小说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使命。 我相信这四本小说中所蕴含的自由的人性，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可以为中国的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取得一个辉煌的成就。 ”从这几句话中,使我们看出他的“其志不在小”.也可以说,袁红冰教授的出书志向,很像司马迁的写《史记》.他们都是在屈辱条件下写出的,又是用写书战胜屈辱的.
司马迁的屈辱是什么?他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下狱受了宫刑（腐刑）!他若拿得出钱来,可以免罪,这在当时是规定,而不是走后门.但这位敬业而不贪财的太史公却拿不出钱来,只能乖乖受刑.他对监狱中的感受也毫不虚饰地说了出来:“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
袁红冰教授面对的是富有统治经验的中共国安,他们对待异见人士的手段比汉武帝时代当然与时俱进多了.袁红兵说:“在94年被释放之后，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对我严密监视，另一方面也给我很多的头衔，什么贵州法学院的院长，教授，什么贵州省教学名师，等等等等，好多人终生都难以得到的东西。他们给我这些头衔的目的，和他们监视我的目的是相同的。监视我也好，给我头衔也好，都是让我背叛自由民主的理念，变成他们恭顺的精神奴隶，并且不再写他们认为的反动小说。而我之所以接受这些头衔，就是为了麻痹他们放松对我的监视，从而使我在秘密状态下顺利完成这些小说的创作，更重要的是，能够顺利地把这些小说带出来，以免被秘密警察像把我的“自由在落日中”手稿（A）一样被毁掉。事实证明，这些头衔也确实是对我这次成功地把手稿带出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对付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 袁红冰教授为了麻痹特务放松对他的监视，从而完成四本书的创作,撒播民主理念,同司马迁下面一段话,有着同样的心境,同样的远见,同样的抱负:“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笔者不久前赞扬杨建利在中共宣判刑期后不上诉,“不陪中共演戏”的精神;今天我同样赞扬袁红冰柜胸有远虑,同中共专制者在“演戏”般的周旋中,表现出的机智.他们两个人,都具备民主斗士大智大勇的素质.
我们期待着袁教授四本书的及早问世.你比司马迁幸运,用不着将书藏之深山,靠先进的印刷技术,神速的互联网络,渴望民主的大众心境,你将很快点燃一束闪现民主光焰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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