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飞﹐欧阳宇编译报道）新疆是恐怖组织的基地吗﹖1949年以后，北京通过高压手段在新疆取得和平，而这一点在随后的四十年中几乎被西方社会遗忘。但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新疆的消息逐渐的透露了出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突然面临众多中亚的独立国家——这些国家与维吾尔族有很近的种族关系。这次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也开始注意到了新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更加开放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中亚突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能源生产地。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储备——新疆本身也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储备地——外国石油公司在他们政府的支持下，也来到了中亚。德国，伊朗，土耳其，英国和其他国家开始在这一地区介入更多。
北京政府由于担心失去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制定了开发西部的计划，以作为通往中亚的桥梁；这些计划包括了增加汉族到新疆的移民。然后就发生了2001年911事件。随着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攻击，美国进入了中亚，再这一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用于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这些基地把军队布到了离中国边境几百英里的地方。新疆突然变成了中国，俄国和美国争夺控制中亚的中心。
作者约瑟华-克兰茨科(Joshua Kurlantzick)在双月刊“外交事务”中发文﹐分析了中国大西北动荡的原因。他说﹐和其它被中国政府压迫的种族不同（比如西藏），新疆的穆斯林居民维吾尔族，没有讲英文的神职发言人或联合的流亡组织﹐在土耳其的几位比较重要的维吾尔族流亡者，他们也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内讧之中。新疆的事件很少引起外国政府的关注，再加上这一地区长期向外国人关闭，很少有学术机构或人权组织对它进行研究。
现有三本比较重要的书籍描述了新疆的混乱。最常被阅读的一本书名为“中国的大西部”，讲述这一地区的历史，由前财经时报的记者Christian Tyler撰写。另外两本“新疆：中国的穆斯林”由S. Frederick Starr编辑，他是Johns Hopkins 大学的中亚问题研究的主持人，以及“新疆——中国大西北的穆斯林”，由Durham大学的Michael Dillon撰写，从学术上对新疆的人物，经济，宗教，文化和政治上的危险倾向进行了立体的描述。因为中国的西部在九十年代初对国外的作者是关闭的，911事件以后北京更加限制记者接近这一地区，这三本书对了解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很有帮助。
Dillon和Starr对目前中国在新疆事务中的历史背景作了很好的工作。历来外国统治者一直把这一地区看成了需要驯服的荒蛮之地，把维吾尔族当成二等公民。然而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通过人口同化来消灭维吾尔族。
作者说﹐不幸的是，随着中亚近来变得越来越重要，华盛顿和其他几个关键角色把维吾尔族变成了地缘政治的牺牲品。美国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中国把维吾尔族分裂分子与国际回教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而把维吾尔族争取合法权利的事实掩盖了。华盛顿甚至帮助北京镇压大量的维吾尔组织。然而美国应该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维护维吾尔族人的权利。不幸的是，在这三本书中没有提供太大的帮助。
悲惨的过去
把新疆看作中国延伸的实体这一观点还是相对较新的。在Tyler的书中，对新疆从古代到十八世纪中叶作了生动的描述，新疆要么被中亚帝国统治，要么完全没有统治。它那广袤而贫瘠的沙漠使它很难被征服：20 世纪初，英国一位周游很多地方的考古学家Aural Stein来到新疆，被新疆的荒凉所震惊，感叹于它的“荒芜的原野，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死亡的烙印。”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曾试图征服新疆，但他们发现在那里驻扎一个很大的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曾率领六万人征服西部；仅有一万人活着回来。
Tyler在书中把新疆的历史活生生的呈现给我们。他娴熟的引用轶事，描述了这一地区的
过去，包括十世纪时引进了Sufi 伊斯兰教，以及后来发展的穿越新疆的丝绸之路。其它两本书内容比较枯燥，但用具体的描述，弥补了Tyler书中泛泛而谈的不足，从而更有价值。
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与十九世纪，清朝为了巩固政权而开始扩张边境，几乎把中国的版图扩大了一倍，来防范俄罗斯和英国在中亚的扩张之争。这段时期中，当中国征服新疆以后，就决定留下来，用严厉的手段来巩固它的统治。Tyler书中描述了在这段时间中有超过一百万人被屠杀，James Millward 和 Peter Perdue是为Starr提供素材的作者，讲述了清朝在新疆建立了一些小型的，能自给自足的殖民地——成为现代中国大规模的军事基地的先驱。
在其后的二百年中，北京与维吾尔族之间的摩擦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对立。同样的，这三本书对此细节的描述着墨较多。中国政府没有把维吾尔族看成与汉人同等，从来没有给他们真正的自治。相反，北京强迫当地人做无偿劳动，禁止他们参与地方政治，这种强制统治引起了当地人的愤怒，导致了一系列的叛乱。在1825年的一次最血腥的叛乱中，当地部落杀死了八千名中国士兵，引起了中央政府强烈的反应。
随着二十世纪的来临，中国平定新疆的进程还是没有完成。由于中央政府被叛乱削弱和君主制的结束，以及全国性的混乱，中国也无法彻底巩固它在西部的统治。狡猾的当地军阀利用中央政府分心的机会，在1949年三次建立了短命王朝，在今天仍是维吾尔族重要的象征；就像Dillon所写的那样，在1949年被镇压的最后一份自由新疆共和国的钱币，还是被很多维吾尔人尊崇为“曾经和未来国家”的象征。最后一个新疆共和国甚至制定了相对民主的宪法，允诺言论自由，宗教和集会自由。
激进分子的崛起
虽然清朝和国民党政府征服了新疆，但他们从未试图把这一广阔的地区殖民化。但自从共产党掌权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尽管很多学者把近几百年中国对新疆的镇压作为一种延续来看待，这几本书的作者都正确指出了共产党的统治与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使得很多维吾尔人变得前所未有的激进。
虽然刚开始时他们答应给新疆很大的自治，一旦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巩固了政权后，就对新疆采取了紧缩政策。有史以来，北京第一次有了一个相当激进的意识形态，来巩固边境并传播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理念和把维吾尔族看作未开化民族的传统观念混合在一起（毛泽东的妻子出名的憎恨少数民族），惧怕少数民族的凝聚力，对新疆进行了蝗虫过境般的破坏。在整个中国，共产党主要针对的是有钱人，知识分子和宗教信徒进行镇压，但在新疆，镇压更加严厉。Millward在Starr的书中写道“只有在新疆，共产党面临着大部分不说中文的伊斯兰教人，而当地的宗教机构也很完善。”上千个清真寺被砸，宗教领袖被关押起来，带着头巾或穿着穆斯林服装的维吾尔人也被抓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有意的用猪来玷污清真寺。很多穆斯林领袖被枪毙。维吾尔语言从学校中被取消了，几千名维吾尔族作家以“主张分裂罪”被逮捕。——仅仅因为他们用维吾尔文写作。同时，北京强迫新疆的游牧民族变成集体农场，但这一地区的可耕地面积相当有限，生产力比中国其它地区落后很多。这种错误的政策指导现在仍留下了伤痕，新疆以前很多的绿草原现在变成了沙漠。
战后一段时间，共产党也开始了改变新疆人口结构的运动，同时也开始开发新疆的自然资源以满足东部发展中城市的需要。北京强迫维吾尔族进行节育，同时鼓励汉族人大规模移民到这一地区，用经济利益作为引诱，或强迫中国人移居到西部。这些政策的后果极具破坏性：1941年维吾尔族是新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1998年已少于百分之五十了。新疆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现在完全是一个汉族的大都市了，仅有少数的维吾尔族人居住在很贫困的地区，他们靠给人拍照或卖廉价地毯维生。
Starr和Dillon指出这些政策在新疆产生了两种相互的影响。有的维吾尔人放弃了，有五十万人在六十年代早期去了苏联，有的转向了毒品；新疆现在有严重的海洛因问题，因此导致了极大的艾滋病感染问题。另一些人开始反抗。Starr指出，由于针对维吾尔的种族和宗教，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个领导人“使维吾尔族从原来的一盘散沙变成了有向心凝聚力：泛维吾尔的崛起”。事实上，正是由于北京的政策，使维吾尔族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内斗，1949年以后，很多人开始放下种族内部的分歧，建立了维吾尔族之间的一致。到1954年，在和田城爆发了维吾尔族反抗，六十年代，新疆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比其它地方更为强烈。
在苏联解体以后，维吾尔人看到中亚的同种族人建立了独立主权的国家，抵制中国统治的浪潮越来越高涨。在整个九十年代，很多维吾尔人在新疆各城市上街游行。Dillon写道，这就像地下的火焰，这些抗议很难被扑灭：“潜伏的，很难扑灭的，不时的从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出来。”有时演变成了暴力：1990年一次血腥的对抗中，将近三千名维吾尔人在与中国警察的冲突中被杀，很多新的分离主义组织——不是所有的，是拥护非暴力的——建立起来。其中一个东突组织，提倡在新疆建立一个民主的非宗教政府。但其它组织对中国在新疆的设施，以及偶尔在北京，进行爆炸性破坏。
同时，对伊斯兰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一方面因为政府的严厉管制，同时也因为维吾尔族接触了其他的穆斯林社会。尽管新疆传统上没有严格的东正教或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被看成抵制北京控制的最好办法之一。很多年轻的维吾尔人开始举行秘密集会来讨论目前的宗教和政治问题，去清真寺朝圣的人越来越多。
对这种最新的维吾尔族民族主义的高涨，北京按中国典型的口号，进行“严打严惩”。九十年代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被逮捕，很多人在公众游街后被处决。911事件之后，被逮捕的人数剧烈增加，北京大加宣传，把维吾尔族和基地组织联系起来。中国政府在几乎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有一千多维吾尔人到阿富汗与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组织一起受训，本拉丁本人给了维吾尔族庞大的经费用以在新疆建立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虽然东突组织强烈谴责基地组织，而没有证据表明维吾尔族与国际恐怖组织有关联，北京今年初宣布“严打运动”将永远继续下去。
其它国家的漠不关心
外部国家，包括美国，为中国的严厉镇压提供了方便。Tyler和Starr的书中常常忽略了事情的复杂性。举例来说，中亚国家和西方太轻信了打击新疆是反恐的一部分这一说法。这一结论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使得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由中国，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组成），把重点放在反恐上。北京也说服了中亚国家递解所谓的维吾尔“恐怖分子”——经常仅仅是非暴力分离组织的成员——到中国受到起诉，也禁止流亡的维吾尔族在中亚的国土上进行任何活动。
甚至华盛顿也放任自流。布什政府拒绝把反恐战争的目标作明确定义，允许中国把新疆分离主义者和基地组织混为一谈。美国很多时候甚至直接帮助北京进行镇压——例如，把其中一个维吾尔分离组织，东突组织，放入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恐怖组织名单内。Starr著作中的撰稿人Graham Fuller 和Jonathan Lippman指出，“美国的宣言对维吾尔族人是相当毁灭性的。”从前美国是新疆人权的主要维护者（自由亚洲电台是维吾尔族语主要的信息来源），现在放任北京“把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定义为‘恐怖分子’”。
作者在文中评论说﹐所有这些书对维吾尔族人对镇压的反应避而不谈。正是因为艾滋病感染率的持续上升，使Starr正确的认识到大量移民给维吾尔族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新一轮的大规模汉族移民，是北京迄今为止最为缜密的反维吾尔族的运动，使得维吾尔族失去了以前最牢固的同盟，美国——从１９４９年以来，他们陷入了相当大的困境之中。尽管没有一位作者明确指出这一点，但这一压力可能使维吾尔族变得更激进并向受北京指控的伊斯兰组织靠拢。
更进一步，随着中国交通的进一步改善，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人可能会与另一些反政府组织联合起来。有些维吾尔族领导人已经和西藏流亡组织以及工人运动领袖建立了联系，而维吾尔族流亡团体也开始效仿西藏，利用电脑网络来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注意。
文章说，没有一本书提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即国际社会应如何防止新疆变得更激进。作者用了短短几页文字来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北京给予新疆自由，但是没有讨论最好的实行方法。当然，华盛顿不应把维吾尔组织放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之中，从而怂恿北京对新疆进行镇压，布什总统应向里根学习，当年里根一面保持和共产主义的对手保持关系（当时是苏联），同时也发表了很多保护人权的重要讲话。
华盛顿可以说服几个对中国有制约作用的国家——例如，波斯湾的产油国——来保护维吾尔族人被进一步欺压。在今后二十年内，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张，它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东部的能源已相当短缺，美国能源部预计中国的石油进口将在今后二十年中增长十倍。中国已开始向沙特阿拉伯及其他海湾产油国示好。在过去，当海湾国家对新疆穆斯林的困境表示同情时，北京总会做出一些让步；这些国家也应敦促中国给维吾尔族更大的自治，甚至有些党内人士也开始考虑这一说法。
约瑟华-克兰茨科最后说﹐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促使中国开放新疆经济，就像中国沿海经济开放一样。新疆是中国仅有的几个国营企业主宰经济的地区之一。军队，国营石油公司，和国营建筑公司的总和是新疆省工业总值的百分之八十，而且更偏向于汉族工人和投资者。如果北京减少国家的控制，允许更多的私营企业家在新疆发展，维吾尔族将会受益，因为他们和中亚的商人有密切联系。事实上，在新疆某些国营企业比重相对较轻的地方－—如喀什的杂货市场和另一些南方城市——维吾尔族商人已经主宰了这些地方的经济。放松经济的限制应是最好的减轻新疆危机的办法。如果能有一个维吾尔族中产阶级的出现，有经济自由及相对的自治权，就可能减少激进主义。这种结果对各方——包括北京——都有利，不管它能否认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ited by S. Frederick Starr.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528 pp.$89.95
“Xinjiang — China’s Muslim Far Northwest.” Michael Dill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201 pp. $95.00.
“Wild West China: The Taming of Xinjiang.” Christian Tyler. London: John Murray, 2003, 320 pp. £ 20.00 (paper, £ 8.99).(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