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日讯】说真话的人是可贵的。尤其是说真话的记者，更是可贵的，因为记者说真话不仅仅是说给一个人听的，而是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说给更多更多的人听的，这样的记者在这个社会上越多，这个社会就越有希望，这个时代就越真实。
今天，卢跃刚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并坚持说真话的记者，他作为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将因此而获得光荣和自豪。
说起中国青年报，这份报纸在1949年至1999年间（除去“文革”停刊）带给成长在那个时代的青年的是理想、希望、安慰以及精神上的力量。同时，这份报纸的记者也是非常优秀的，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敢于向顶头上司–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提出不同看法的卢跃刚，就是其中一个。
近20年来，卢跃刚作为中国青年报记者，写出了《以人民的名义》、《大国寡民》、《在高层》、《在底层》等震撼时代的报告文学力作。多年记者生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时刻对时代对历史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昨天他可以说真话，今天他也可以说真话，明天他仍将会说真话，而且在他的影响下，更多更多的记者敢于说出昨天发生的、今天发生的事实真相，以此干预生活，干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
说真话是中国青年报人的传统。早在15年前的1989年5月9日，卢跃刚的朋友和同事、《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现任该报《冰点》栏目主编的李大同先生，就以新闻工作者要求新闻自由请愿运动发言人的身份在北京公开呼吁：“实现新闻自由的时候到了。”1989年5月11日，新华社《参考消息》头版转载合众国际社北京５月９日电文消息说，“合众国际社评述：首都一千多新闻工作者递交请愿书”：“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今天在北京至少六所大学的500名大学生高呼表示支援的口号声中递交了有1000多名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书，这是对共产党的新闻检查提出的第一个正式挑战。请愿书说：“我们感到，对报导的限制直接违反党关于‘让人们了解重大事件真相’的基本原则。”请愿书要求同党和政府新闻和宣传部门官员会谈。这份大胆文件是对党垄断中国人民所收到的新闻和资讯这一作法的第一个正式挑战。《中国青年报》的一位元记者说：“在学生运动期间我们对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难堪。”当李（大同）宣读有记者在请愿书上签名的那些新闻单位的名字时，参加现场报导的中国记者们兴奋地呼喊他们自己报纸的名字，对这个大胆行动给予承认。请愿书驳斥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上周所说中国有新闻自由的说法。请愿书还要求讨论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前主编钦本立事件。
2004年6月13日，卢跃刚在网上发表的公开信并不回避这一事实，他写道：“十五年前，1989年5月11日，就是在（中国青年报社）六楼大会议室，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来中国青年报就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青年报人对话，而且当时无论是代表新闻界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还是广场现场的报导，后来被定性为‘政治导向错误’，问题严不严重？那时的团中央领导如果想投机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对中国青年报高层和中层干部‘落井下石’，而且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反弹。团中央没那麽做。‘六四’开枪以后，团中央一位主管书记来报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楼大会议室发表讲话……那次讲话后，奇迹般地消除了青年报人对团中央的某些疑虑和抵触情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报人能在国难当头又前途难卜的情况下，与团中央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六楼大会议室是见证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报历史的地方，不管是谁，不管怎样表现，包括撒野的表现，都会被纪录在案，都会给历史留下记忆。报社不同于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官大一级压死人，“真理”和“真理”的解释权，谁官大掌握在谁的手里。”“……仅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1989年，如果没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会拱出那麽大的火，导致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大游行吗？会有后来的学生绝食和情况不可收拾地恶化吗？‘四·二六社论’对局势的判断，对学生运动性质的判断，以及那种杀气腾腾、准备秋后算账的口气，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处理社会危机的障碍和难度，汇合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至今让所有中国人伤痛不已的大悲剧。”
与此同时，新华社《参考消息》也对这段历史“记录在案”，说明真相：1989年5月31日，该报头版转载外电报导北京5月29日的情况：（塔斯社北京5月29日电）记者弗拉基米尔·卡希罗夫和奥列格·马斯特留科夫发自北京：从这个月月中起，中国首都的全市社会交通第一次正常运行。在天安门的中心广场，一些地方还垃圾成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具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中央开始具有过去的整洁状态。青年们在天安门支起的帐篷一夜之间减少了一半。这里的男女青年，主要是来自中国其他城市的人还在继续静坐罢课。首都高校的大部分学生已回到宿舍和家里。民警们仅负责指挥街道的交通。市内各地区的北京人一小堆一小堆地聚集在一起阅读青年运动参加者们贴的传单。但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央的、特别是市内的报纸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这些报纸、广播和电视详细地报导了中国首都和共和国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其他中央报纸，以及新华社报导了近几天来全国各地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信件和电报。这些来信者–各种职业和阶层居民的代表坚持要求还留在天安门的学生停止静坐示威。信中还建议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认真研究大学生们的合理要求和说服他们离开广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向大学生们坚定地保证要为他们撤出广场创造良好条件，而后将通过各种渠道，在各个级别上同高校的大学生和其他阶层的代表继续进行广泛的对话。已经知道，现在，参加静坐罢课的人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主张继续静坐，另一部分人主张尽快撤出，使首都中央的形势完全正常化。
5月29日，法新社北京的电文同样传递了相同的消息：午夜，人群散去，剩下的只是已占领天安门广场两周多的学生和少数旁观者。他们注视着在天安门广场装配和安放在一个平台上的高达３米的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这尊塑像是一所美术学院的一些学生制作的。这一仪式是在学生领导集团的分歧扩大了的时候举行的。多数北京高校学生说，他们准备回应其领导人的号召，在30日举行最后一次示威后撤离天安门广场。
由此可见，不但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直接说真话，外电也在直接说真话，新华社《参考消息》也在间接说真话。中国青年报直接说真话是有历史传统的。1988年3月份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在七届人大开幕之前就号召“也要报导反对票数和齐权票数”，并派两名记者进行了扎扎实实的采访，他们详细地报导了代表发表反对意见的情景，甚至刊登了采访持反对意见的代表的消息。3月31日，《中国青年报》还模仿西方报导模式，对“前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王兆国为什么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进行了“追踪”报导。在版面上刊登了中国报纸历来从未有过的内容。4月1日，《中国青年报》还报导了甘肃省一家报纸的非正常遭遇。这家报纸在３月中旬曾大胆地报导了武威市地方人民代表的批评意见，接着市长和其他党的干部迫使报社收回了卖出的所有报纸并予以销毁。以此促进新闻媒体“通过增加透明度来达到政治更加公开化”。
支援卢跃刚关于说真话的公开信行为，在中国青年报的历史上处处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笔者今天还在一些历史资料中看到，中国青年报客观反映社会真相，并非1979年改革开放后初露锋芒，而是历史上有太多的可圈可点之处：1957年4月，当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时，发生的一次小事，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同一名新闻摄影员发生了冲突，展览会管理部门根据这位元官员提出的意见，扬言要把记者们撵出现场。作为一种抗议，所有在场的记者都退出了展览会。这一事件–全世界新闻访问工作每天发生与此类似的事件–就是由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报》报导的，该报以强烈的措辞批评了这个官员，并要求改善对报界的态度。
1957年5月11日，《参考消息》头版引述法新社记者洛甘北京９日电文说，在中囯共产党报界中，爆发了一个旋风似的运动，反对在他们同政府官员们打交道时仍然妨碍着他们的“限制”。全国的日报现在要求让他们从政府所宣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政策得到好处。这是自从革命以来，中国报纸（中国青年报）第一次公开地和集体地提出激烈抗议，反对他们工作时所碰到的一些困难情况。其他报纸也很快地同声抗议，中国报界今天如火如荼地进行一个反对限制和恶劣态度的运动。为数最多的批评是：中国的官员老是不承认新闻界的存在，只有在他们需要新闻界的时候才是例外。有一家报纸说，官员们“只是想个人出风头，只是在他们想要对他们的机关或对他们自己打算在今后十五年所作的事情大加宣传的时候，才把我们叫来。但是当我们想要问为什么上星期有人犯了错误的时候，除了一位大感吃惊并且通常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小官员以外，没有任何人出来答复。”
早在1957年，中国青年报就作为共青团的机关报并没有回避大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字眼，而且还正式、友好地劝告中国的大学生们不要罢课和在街上示威游行。1957年4月28日新华社《参考消息》引述法新社北京4月26日电文说，共青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一篇关于最近在四川省举行的讨论的报导。在四川，大学生代表被邀请参加省政治协商会议的讨论。报纸说：某些大学生曾经建议采取罢课和举行公开示威来争取使他们对于某些过分的官僚主义行为的意见受到重视。“中国青年报”写道：尽管宪法并不禁止举行这样的游行，许多人士说服了大学生们，说事实上采取这样的办法可能被外国所误解。这是中国官方报刊第一次提到可以举行公开的示威，抗议官僚主义行政的过分行为和滥用职权的行为。
中国青年报胆量超凡，其当年创下的历史记录仍然是今天无法超越的。如1957年6月21日新华社《参考消息》在第三版转载法新社记者洛甘报导：反动分子在北京医学院扔爆炸物，这一报导就是《中国青年报》6月20日报导的。1957年6月20日，新华社《参考消息》还引述了香港媒体与《中国青年报》有关的消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在五月中旬以前，也曾对“政府”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出批评，但从五月下旬以来该报突然不再刊登任何批评文章，正如罗隆基所说，现在在“中国青年报”上“只能看到一片欢呼声”。虽然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在政治压力下有所退缩，但是还有另外一家同样级别的媒体冲在前面：当时“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光明日报”，一开始，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出现，它在五月初指责政府限制新闻自由，申诉“光明日报”的社论皆须经审查……“光明日报”就孤军奋斗。最突出的例子，表现在文字改革方面。以前，“光明日报”每周有两天发表“文字改革专页”，大力鼓吹汉字拉丁化。但到五月下旬，“光明日报”突然翻案，接连发表了几篇攻击拉丁化的文章，并声明以前出版的“文字改革专页”完全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编纂的，与光明日报无关。到６月１日，该报又跃进了一步，矛头刺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今天，可以设想，如此作为的中央级大多数新闻媒体，如此一番景象，在今天有可能发生吗？1957年5月16日，民国时期扬名的老张友鸾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中曾慷慨地说：“南京人报学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学真理报，现在除了报纸改横排像真理报以外，其他一样也没有学像。”对此，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张黎群独立思考说：“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有独立思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青年报进入一个春天。1979年1月，作为率先进入香港市场销售的报纸之一–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连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九份中央级报纸在香港出售，同时还出口日本等过。这份报纸上也刊登了类似干部贪污勒索强奸妇女、城市交通服务欠佳的社会新闻，只是“报导的时间与事发的时间，都有很大的距离”。很多“社会新闻”叙述的是半年乃至一两年前的事，缺乏那份新闻报导急速的“节奏感”。而新闻不能及时报导，与“新闻配给”以及层层的新闻检查制度有关。因为新闻报导缺乏速度的控制，很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农民的额外负担太重），无法很快揭露出来，等到揭露出来了要去纠正，已经太晚了，加重了人民的精神负担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到了1980年10月，中国青年报更进一步，揭露了当时的商业部长“白吃事件”。“丰泽园”是北京一流的饭庄，商业部长王磊经常来此白吃。据《中国青年报》说，这家饭店的经营人员对前往采访的记者说，“如果登报，现在正在建设的职工宿舍就吹了”。据该店店员揭露，该店从去年夏天以来，无数次找有关部门，让他们“白吃”好酒好菜，赠送高级烟酒，即使是这样，宿舍的建设工程还是进展不大。后来，王磊的商业部长职务被拿掉，其本人还写出深刻检查。
到了1982年，3月12日是植树节，《中国青年报》为了适应时代，适合青年读者，在植树节当天套了充满青春希望的绿色，在形式上是一大进步，在当时也是一种极大的突破。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还在第一版上用很长的篇幅报导了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出生于台湾的女歌手邓丽君的情况，并且附带刊登了照片。报导中介绍了邓丽君的近况。在当时的中国，邓丽君以她特有的甜美歌声深受年轻人的欢迎。青年中间悄悄地传放她的录音带。但是，此前的1983年春季（也就是全国首次“严打”行动之年），邓丽君演唱的歌受到了批判，她的歌曲录音带也被没收了。《中国青年报》以记者采访的形式善意地介绍她的情况，这表明邓丽君在中国已被“恢复名誉”。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全国发行最高近200万份，可谓是重量级的主流媒体。
直至今天，《中国青年报》仍然坚守固有的传统，用卢跃刚的话说就是：“中国青年报与其他的党报最大的不同，就是许多青年报人把中国青年报也看作自己的报纸，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看作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载体。中国青年报的‘报人文化’、‘同仁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生长起来的。为了生存，我们也妥协，进取中妥协，突围中妥协，创新中妥协，锤炼出了许多让新闻界同行称羡不已的博弈理念、技术和技巧，与理想主义和民主业务空气一起，构成了中国青年报文化。”
所以说，对于一个正直的普通人来说，他的底线是–坚决不说假话；而对于一个职业报人来说，他的底线是–力求不说假话；最后，卢跃刚列举对于一家党报–中国青年报来说，这张报纸的底线是–当被迫说假话时，“只转述上面强迫说的假话，虽然是从我们的口里说出的假话”。
——这就是记者卢跃刚的基本立场，2004年6月13的，在他的《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中已经清楚地表达出，作为卢跃刚的同路人，作为读着中国青年报成长起来的青年，我以此文表达我的支援：跃刚，让我们继续为说真话而努力！
2004年7月28日
附：中国青年报，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属综合性报纸，为中国大陆影响很大的报刊之一；总部设于北京，正式筹组为1950年12月，1951年4月27日正式创刊，为周二刊；1956年-1966年为周六刊；1966年一度改为周三刊，同年8月改为日报；1970年-1978年处于停刊状态，1978年9月19日复刊后出版了四期试刊，同年10月7日正式复刊，复刊后至1981年为周三刊；1981年-1984年为周四刊，1985年-1988年为周六刊，从1989年开始改为日报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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